《虽败犹荣的先知》_精选读书笔记_1300字

《虽败犹荣的先知》_精选读书笔记1300字

冯克利教授评论阿克顿的历史解释“模型”

过去读阿克顿时，便留下一个强烈印象。与许多现代史家有一显著差别，他的笔端总为宗教信仰留出不可动摇的位置。他相信历史并非纯粹的事实，而是有道德与信仰的法则贯穿于始终。史学要以记述历史真相为本分，但也是一门事关信仰的学科，必须承载起高贵的精神使命，它当以自身责任去弥补政治和法律规范的不足。它既要借助信仰以辨明善恶，又要为信仰提供经验的佐证，以完成传递宗教和政治真理的职守。

这种史观显然是与他师承德国大史学家兰克有关。后人常将阿克顿与兰克加以比对，认为师徒二人一尚科学，一宗信仰，而信仰史学显然与现代人讲究科学精神不合，故后世多宗兰克而弃阿氏。这多半是受兰克的方法论所迷惑，并未充分注意兰氏是承继与创新兼而为之的。他虽为近代“科学的史学方法”的开先河者，在历史观念上却依然十分传统。他以史料的精湛运用而著称，但其视野仍囿于权贵精英和各国间的纵横捭阖，从不涉及对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分析。他曾分明说过，从国家的历史中，他看到的是“上帝的想法”，要在“每一个存在中寻找上帝的永恒因素”。就此而言，阿克顿的《近代史讲义》和这本《法国大革命史讲稿》的师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他把兰克更为看重的“民族实体”，置换成了带有普遍性的“信仰自由”。

从这种史观出发，阿克顿给史家提出了两项十分苛刻的要求。一方面，他必须保持史学的尊严和自律，以审慎超然的姿态，高居于各种纷争之上，努力逼近史学所要求的正义境界：在谈论尤里安时，他当力求公正，使基督徒和异教徒皆能认可；他应当提供一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皆可理解的路德，以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共同语言去描述华盛顿；用法国和德国的爱国者都能接受的标准去评判拿破仑。这种论调，显然与他那个时代如火如荼、并且至今余威犹存的“民族史学”大异其趣，符合此一水准的史乘我们也难得一见——想想如今中日韩三国的教科书之争，或可体认出个中三昧。

此外，史家又要做好“神启”的仆人，向世人揭示自由、尤其是信仰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在阿克顿看来，古往今来，人的欲望和感情使世间摆脱不了邪恶，惟有信仰的存在才使人类没有陷入绝望，惟有自由的壮大过程为人类提供了企盼于未来的勇气。故史家察既往之兴衰，当以铸造将来之法戒为主旨，切不可文过饰非，只去考虑人们所属的阶级、时代和环境，从“人生邪恶秘密的体验中编造出各种例外，让罪行消弭于群体责任之中”。这或可让我们想到中土的史家之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令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刘知己，《史通》）。不过，阿克顿这种史学上的道德，并非只为让“乱臣贼子惧”，而是无分善人或恶人，意在警示整个人类弱点的。对阿克顿推崇备至的哈耶克便认为，阿氏“极严格地把普遍道德标准用于一切时代和条件”的做法，大概是他最不易为崇尚多元的现代人所接受的原因。

今人在解释各种事物时，喜欢建立某种“模型”。阿克顿这种力求融信仰与真理于一体的做法，曾被韦伯称为能使个人成为神意之“容器”的“理性化伦理行为”，或可视为他解读历史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