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全集）》_精选读书笔记_5000字

《静静的顿河（全集）》_精选读书笔记5000字

金人和力冈的译本同步读，译文模糊或冲突的地方查看俄文版，解锁新体验，但实在来不及做比对了。很难说哪一个译本更好，只能说力冈版读得更轻松顺畅些，这也是后半部选择直接读力冈版的原因。

以下文段节选自李毓榛编《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肖洛霍夫一章，现记录在此。

《静静的顿河》作为肖洛霍夫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顿河哥萨克群体所经历的“苦难的历程”。哥萨克作为一个特殊农民群体——他们既是农民,同时又是军人,与内地农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随着历史的推演，哥萨克群体自身也发生了分化,阶级得以形成。哥萨克作为“保留着特别多中世纪生活、经济和风俗习惯的特点”的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群体性格和社会心理:热爱土地、崇尚自由、剽悍尚武和自视优越等。

《静静的顿河》以格里高利等主人公为主线,展示了哥萨克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世纪之路”。格里高利·麦列霍夫出身于哥萨克中农家庭,他善良、正直、忠厚热情并充满活力。起初他遵从哥萨克的古老风俗,屈从父亲的意志,与富农女儿娜塔莉亚结婚。但他依然十分钟爱初恋、司捷潘的妻子阿克西尼亚,此后他不顾父亲的阻拦和全村人的非议,抛下新婚的妻子与阿克西尼亚一同私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格里高利应征入伍,奔赴前线,战争的残忍现状使格里高利倍感困惑迷茫,同其他士兵一样,他“在心里滋生着因为战争造成的痛苦”,但他并不明白这场战争非正义的本质，不懂得士兵浴血沙场的意义所在,由此他变得愈加痛苦和消沉。他在医院养伤时遇到了布尔什维克贾兰沙,后者向他宣传革命真理,使他认识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从此他变成了一个“不安份的人”,并在皇族视察医院时,作出了“极端不可饶忽的行为”,但沙皇政府的十字勋章和家乡父老的夸赞立刻在他身上熄灭了“伟大的人类真理”。随后他又怀着尤为自豪的心情重返前线,十月革命初期,格里高利拥护哥萨克独立,后因受到革命哥萨克波得捷尔珂夫的影响,方才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并加入了红军。在与白军作战时,格里高利对波得捷尔河夫杀害俘虏的过激行为十分愤慨因而愤然离队,正值顿河地区的斗争如火如荼之时,格里高利企图回避社会冲突,希望过上一种和平安宁的生活,但他的家乡鞑靼村没有躲过这场暴风骤雨,他响应白军的煽动,参加了叛军,开始与红军作战,这段时期他的内心依然极为矛盾和痛苦,但他又缺乏勇气去重新面对生活的抉择。当顿河叛军被消灭以后,格里高利又参加了布琼尼的红色骑兵。他英勇杀敌,希望以此来赎罪。从部队复员回乡以后,村苏维埃主席、妹夫米沙要他上肃反委员会“登记”,他害怕“秋后算账”便铤而走险,加入了佛明匪帮。佛明匪帮被击溃后,他随即带着阿克西尼亚逃亡异乡,途中阿克西尼亚中弹身亡,格里高利这时悲痛欲绝,独自在草原上流浪了三天三夜,后因思子心切,他未等到“五一”大赦便将武器扔进解冻的顿河,回到了鞑靼村。

在谈及《静静的顿河》主人公时，肖洛霍夫曾指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本身首先需要的是把人们心灵的运动表达出来。我在格里高利·麦列霍夫身上就想着表现人的魅力,但是没有完全成功”。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无不洋溢着“人的魅力”。文学是人学,只有真实刻画、表现人的文学作品才能使人认识社会和历史,在观照别人中观照自身的本质力量,发现自己的生命、品格和灵魂。作家正是借此来把握作品中一系列形象。为揭示主人公格里高利身上的“人的魅力”,须回到标志着他自我探索起点的那场战斗——在列士纽甫附近的战斗中,格里高利第一次杀死了一个无助的奥地利士兵,那个倒毙在栅栏前的奥地利人使他在精神上背负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良心使我非常难过,我在列士纽甫附近用长矛刺死了一个人，可是我为什么杀死这个人呢?”在此,肖洛霍夫是在生与死的天平上表现人物形象的品格。同时,作家并没有回避它历史和社会的属性——将人物形象置于战争的背景上,提出了一个普通哥萨克士兵对帝国主义战争实质的思考。格里高利性格中具有一种原始、淳朴的天性,这种天性从他最初割草时因误杀一只小野鸭所表现出来的痛惜心情便可得知,然而,命运确定不移地把他抛入了战争,同样,也是基于这种天性,格里高利与波得捷尔珂夫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但最能体现格里高利这一形象“人的魅力”的还是他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虽然他最终面临着必然失败的悲剧命运,但这毕竟展现了其精神炼狱——“心灵的运动”的过程和他自身的“人的魅力”。

“摇摆性”作为格里高利独特个性的表征,也是他闪发“人的魅力”的个性价值所在,面这种个性价值是通过他“心灵的运动”得以显示的。作家认为,“麦列霍夫有着十分特殊的个人命运,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在他身上体现中农哥萨克”。格里高利具有独立、完整的个性,他的“摇摆性”既是他性格的必然产物,又是他性格独特品质的表征,而这种品质使他从哥萨克群体中脱颖而出。格里高利的“摇摆性”表现为他在红军和白军两个阵营之间徘徊不定。究其实质,他的每次抉择都是基于思考的结果。思考和决择对于他来说是十分艰难的,他每次脱离一个营而走向对立面,其中无不包含着对这个阵营和自己选择的否定，而他执著不息的探索又为下一次否定提供了前提。格里高利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由背定到否定的悲剧性历程,最终步入了绝望的境地。在充斥着否定的悲剧性历程中,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思辨和探索便成为他崇高精神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格里高利的“摇摆性”则是他“人的魅力”的标志,这种“人的魅力”是以毁灭的悲剧形式来重建的。格里高利是一个思想者，虽然他以哥萨克群体的传统观念意识来观照社会人生,虽然他以与哥萨克群体悖谬的社会理想来否定狂飙突进的历史进程；格里高利是一个行动者,虽然这种行动缺乏合乎必然律的目标,虽然这种行动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并且他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然而在这个缺乏深刻思辨的“思想者”身上,毕竟展示了严于解剖自我、否定自我、追求完善的品格;在这个近乎迷狂、执著的“行动者”身上现出百折不挠、不畏艰难和刚毅顽强的独特个性,“他的坚持的性格底力量是巨大的,他克服了一切,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力量,他还是像一个衰弱而渺小的人物一样被那控制着全世界的律令一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摧毁,就是他挑起这些律令跟自己进行斗争的一就在这样坚强人物的堕落中,向我们揭示了统治着世界那种力量的无限威力。”在《静静的顿河》中,作家为我们展示了格里高利这一充满“人的魅力”的悲剧形象以及他在历史的必然性前所面临的毁灭的命运。

在《静静的顿河》中两个哥萨克女性形象身上同样也闪发着“人的魅力”和完满的人性。在此,肖洛霍夫从母性、爱情、绝望和痛苦的伟大概念中摈弃了所有的非文学因素,并以倏然迸发的内在光辉照亮她们,阿克西尼亚和娜塔丽亚作为俄罗斯文学中杰出的女性形象,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俄罗斯妇女品性和人格的完整,她们努力挣脱生存性人格去寻求独立的个性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越了哥萨克传统观念意识、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同时也超越了她们自身。阿克西尼亚所有的性格特征在与格里高利爱情悲剧的整个过程中得以全部表现出来。作为宗法制度下的下层妇女,阿克西尼亚体会了生活的残酷和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痛苦。格里高利的爱情使她的生命得以复苏,她平生第一次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她无法抵御格里高利的爱情和自己对爱情的需求。她勇敢地迈出了无畏而叛逆的一步，无视自己额上的“红字”，并为获得真正的爱情而感到骄傲,在与潘采莱的冲突中,她发表了爱情的宣言:“为了我整个的、痛苦的生活我非爱不可““你们杀死我也不怕!”阿克西尼亚的爱情又是至诚的,在与娜塔丽的两次正面交锋中,她的反诘道出了爱情的自白,虽然阿克西尼亚与利高里的爱情道路不免曲折、起伏,但她最终还是获得了格里高利真正的爱情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说阿克西尼亚是越出个人生存范围的一种力量的体现者,是“权利原则性格和某种反叛精神的体现者”,那么,娜塔则体现出“人的魅力”的另一层面,娜塔丽亚的爱情是深沉而悲怆的，她嫁给了并不爱她的格里高利,既非屈从父母之命,也非出于爱情之外的其他权益,而仅仅是因为自己真诚、无助的爱情。娜塔莉亚的爱情是悲剧性的,虽然她拥有所谓的“家庭”,她整日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竭力维持这个形式上的家庭,然而她整个一生却未真正获得过格里高利的爱情,痛苦和绝望使她想到了死,并去以身殉爱,但一切并未由此发生逆转,如果说娜塔丽亚对格里高利深沉、坚贞的爱情表现出她独特的性格,那么她奋起抗争;她对格里高利背叛的指责;她在大雷雨前对格里高利绝望的诅咒;她决定堕下格里高利的孩子,弃绝这个形式上的家庭并诉诸行动——娜塔丽亚“心灵的运动”的总过程,这一切则全面展示了她独立的人格特征。在这一意义上,阿克西尼亚与娜塔丽亚是难以媲美的。娜塔亚最终成为其独立人格自觉意识的牺牲品,娜塔丽亚对格里高利的爱又是博大的,还在姑娘时,她便不屑有关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尼亚私情的流言,毅然决定把初恋献给了格里高利,最后在弥留之际,她依然嘱咐儿子,让他代自己亲吻一下终身苦恋的格里高利。至此,娜塔丽亚这一形象所包容的“人的魅力”业已慑服了一切。

《静静的顿河》首先以其宏大的叙述结构,深邃的历史视界获得了诸多史诗的风格特征,从而为创作一部哥萨克特定的“断代史”提供了前提。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为我们展示了决定哥萨克乃至整个俄罗斯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与此同时,作家塑造了一系列独具个性的历史人物形象一无产阶级领袖列宁、斯大林,沙皇尼古拉二世,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白军头目科尔尼洛夫、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等,《静静的顿河》的人物形象主要包括施托克曼、波得捷尔珂夫、珂晒沃依、格里高利、潘苔莱、伊莉妮奇娜、彼得罗、阿克西尼亚、娜塔丽亚、达丽娅等等,作家将主人公格里高利一家的“苦难的历程”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并以此为主线多视角、多层面展现了俄罗斯哥萨克群体所经历的“世纪之路”;反映了他们“由于战争和革命的结果在生活和人的心理上所发生的那些巨大的变化”。

其次,在《静静的顿河》中,作家的创作风格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在再现顿河哥萨克淳厚古朴、洋溢着哥萨克群体的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场面——风土人情和社会习尚的同时,揭示了哥萨克热烈粗犷、自由豪迈的群体性格。上述风格的实现与方言俚语的运用,尤其是民间口头创作的引用是分不开的。如这部长篇小说开篇所引的哥萨克古歌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三,《静静的顿河》的悲剧构成集中地表现在传统悲剧要素、现代悲剧要素和作家自身创新要素的统一。传统悲剧总是与崇高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描写苦难,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对苦难的反抗。在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出的社会理想和英雄气概,使他们闪现出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辉,20世纪崇高的悲剧观念面临着现代文学的挑战,在现代悲剧意识的观照下,整个现代文学都变成了一种广义上的悲剧文学,即泛悲剧文学,从面失去了传统悲剧的内在特质在这种艺术潮流的背景下,《静静的顿河》的创作在接受传统悲剧美学的基础上,必然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在情节结构方面,《静静的顿河》的悲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受传统悲剧的影响；而在叙述模式上,则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悲剧要素的突破和整合。在《静静的顿河》中,作家采用了传统的悲剧创作手法——“突转”和“发现”以将悲剧情势推向高潮。“突转”手法在格里高利携阿克西尼亚逃亡一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格里高利携阿克西尼亚逃离鞑靼村,去寻找期盼已久的安宁生活,但他的行动则将克西尼亚推向死亡的边缘。与此同时,“发现”手法作为特别的内驱力使得格里高利在不断选择和否定选择中完成自己的性格特征,也使得格里高利与阿克西尼亚、娜塔丽亚之间的冲突情势变得尤为复杂。《静静的顿河》在选择普通人——哥萨克农民作为悲剧主人公的同时,将格里高利等人的终极行动定位在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上,从而使得他们的悲剧崇高感大为减少,获得了反悲剧的色彩。《静静的顿河》对传统悲剧模式最大的偏离在于突破了悲剧叙事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种模式的开放性,评论界对格里高利这一形象命运的争论即是这种开放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