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精装版）》_精选读书笔记_6000字

《万历十五年（精装版）》_精选读书笔记6000字

一、《万历十五年》的优缺点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的时候着实火了一把。但早在21世纪初的时候，该书就在学生中间颇为流行了，那时我也跟风买来读了一遍。那个时候距离该书在大陆的出版，已近二十年了。1982年该书在大陆初版时，即在大陆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历经近四十年不衰。这本书何以如此畅销呢？

从书本身的角度探究，原因无外乎有三：

首先，《万历十五年》一书的切入视角和叙述方式与众不同。暂且不说该书初版的八十年代，就是在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大陆关于历史的学术性作品都是枯燥乏味的学术论文或者教科书体。而《万历十五年》以其独特的视角，新颖的形式，流畅的文笔进行严谨的学术创作。其所引起强烈反响是必然的。而书中所述的那段历史，虽然是历史学者所熟知的，却是普通民众所不甚了解的。民众从来都不晓得我们的历史事实，而这些历史事实与他们脑海中不知如何形成的那种认知完全不同。譬如对皇帝的论述，民众才晓得了原来皇帝并非是他们心中无所不能的；譬如对海瑞的论述，更是与文革中的海瑞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如此种种，在学术之外的读者中形成强烈反响便是理所当然。

其次，《万历十五年》的问题意识。《万历十五年》一书充分的反映了其作者黄仁宇的问题意识，即承载五千年历史的中华与世界潮流相冲突的根源何在？中华与世界相互融合的历史走向何处？对于这种问题意识，美国那边的异邦人是感触不深的，但于我华夏同胞确很容易产生共鸣。黄仁宇的这种问题意识在清末至民国的几代学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此类问题意识，也同样在八十年代的那代人身上清晰的体现了出来。不同年代的问题虽略有不同，但问题意识却是一样的，有困惑、有问题、想要寻求答案的强烈冲动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该书常读常新的原因之一。因为即便是几十年后的当下中国，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不过是换了种形式或是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而已。

最后，《万历十五年》准确性强，忠于史实。该书毕竟是黄仁宇在美国完成的学术类作品，以美国对学术作品的严格要求，且作者曾是纽约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因此，该书在基本史实上没有错误。黄仁宇作为余英时先生的学生，毕竟还是从该段历史中所有心得。以上种种确保了《万历十五年》一书的品质，令其不会像其他畅销书一样只是昙花一现。

正因为以上三点，该书才能长久不衰。

然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作品，而该书毕竟成书于四十多年前，尽管笔者并非历史专业出身，但以笔者浅见，《万历十五年》一书或多或少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视角的局限。四十年来，历史学科的认知在不断发展。书中所写的万历年间的历史是从中国自身角度对于明朝历史的认识。而在当前流行的全球史角度下，将明朝历史放在全球史的视角下进行梳理和重新认知，会有不同的收获和洞见，有些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

作者仍然局限于政治史、军事史以及与之相关的财政史的角度来观察历史，这样的历史终究只一个断面。如果更深入的从不同群体切入、从经济的（而不仅仅是财政的）角度、社会史等多重视角来重新审视明朝末年（万历年间）将更有助于把握那段历史。

以上两个局限，非作者之过，是时代的局限，无人可以避免。

第二，学术功底不够深厚。问题意识固然是《万历十五年》的一大特点，但作者是否因于问题意识而惑于问题意识，致使在该书中由于这一问题意识的存在，而对历史认知有了某种先入之见？这可能将会是本书最大的问题所在。

作者的学术功底是符合美国学者要求的，但其毕竟不是大师，于学术问题上也未必全然无错，其半路出家影响明显，学术功底确实不够深厚。因此，美国主流学术界对其认可度不高，不能简单的认为是排外所致。

第三，对历史人物认知不到位。作者行伍出身，虽接受学术训练成为学者，终究不是传统文人，对于中国历史上传统文人的认知不够深刻。因而作者对李贽的认知把握不到位，而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与李贽一样是传统文人中的各类典型，因而，作者对这些作为历史人物的文人的把握多少总有所欠缺。

否定即肯定，以上虽为《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的局限所在，然瑕不掩瑜，该书仍不失为一本难得的好书。

二、《万历十五年》的内容

历数该书的优缺点之后，该书究竟讲了什么呢？

《万历十五年》的结构即以万历十五年一年中发生的事情察微知著，以小见大的描述了大明王朝之衰亡及其不可避免的情况。该书呈现给读者这样一幅历史画面：在大明王朝，皇帝苦闷、内阁苦闷、文官苦闷、武将苦闷、军兵苦闷、百姓苦闷、文人思想家亦皆苦闷，主流苦闷、非主流亦苦闷。问题表现如此，那么这个问题背后的症结是什么呢？黄仁宇在该书中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作为大明王朝改革者的张居正么？——“世间已无张居正”，意味着改革者已经不可能再有了；海瑞这样的文人么？不合时宜；戚继光这样的将官么？明朝的传统便是重文抑武；李贽这样的思想家么？其作为社会的异类，不但被处死，而且自己终究也没有寻得解决问题的路径。

该书一章讲述一个人物，前后相因，串联成篇。在该书一开始，借由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二人，讲述皇帝与文官集团。藉由此，提出问题，并指出：“即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政权“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受到很大的效果……，唯一剩下可行的便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的文官，但国家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文官”、“就算本朝推行伦理道理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接下来的“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两章，讲述改革者与明王朝保守势力两个方面的同时，对前述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三章从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三人的不同角度，说清官道德楷模的海瑞的路径解决不了大明王朝的问题、作为军事家的戚继光从军事的角度解决不了大明王朝的问题、作为思想家的李贽也无从寻得解决大明王朝的问题，乃至身死。其以李贽作为最后一章，暗示了以下论断，思想影响行为，行为源自思想，如果连思想上都没有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那么问题终归是不可能被解决的，大明王朝的灭亡就是必然的了。

全书最后末尾如下话语作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分别在自序和所附文章《<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先后两次强调如下观点：“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三、明帝国的问题及其根源

正文前文所述，对于问题及其解决可能，黄仁宇是如此认为和作答的：明朝最大的问题是文官，种种问题根源以道德代替法制；对于明朝而言，没有解决问题之可能；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却是创造历史的契机。但历史是否确如是呢？问题的症结只是以道德替代法制么？问题是否确实没有解决的可能呢？故态重萌决无可能？为了准确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就问题产生的原因做一分析梳理，在此基础上在推究导致问题的各因素的根源为何。

笔者认为，首先问题本身便并非黄仁宇所认为的那么简单。任何一个问题均有其根源，有其历史的必然。大明王朝后期所呈现出的种种问题，在其成立之初便已埋下了隐患。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的诸多问题皆肇始于明帝国建国，但其影响因素可不止于明朝建国。朱元璋初创明帝国时，南宋已亡国近百年，宋的制度文明已被元所打断。而元帝国，作为蒙古帝国的汉化版，虽然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唐宋的制度，也深受为唐宋影响的金帝国制度的影响，但终究是在草原文明蒙古民族的传统之下所建立的。详察制度史可知元朝制度与唐宋颇多不同，官制沿革至此是一大变。中华文明造极于唐宋，这个文明也包括制度文明。之后的元明清制度皆远逊于唐宋。明朝沿袭元制，时间近是一个原因，朱元璋自身的文化水平及其核心团队的自身因素也是一大原因。而元朝的制度如果从专制的角度来看，远比唐宋制度称帝王心意的多。唐朝时候，百家姓李姓还排不到第一；宋朝时，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而明朝呢，则是独夫一家，科举所产生的官僚集团不过职业经理人而已。简言之，大体而言，明承元制致有两大缺点：皇权扩张，制度不谐。前者，致各种流弊；后者，则产生了无数打补丁的需求。这些流弊和补丁的负面效果，在《万历十五年》所描述的历史图景中也多有展现。

明初朱元璋废相设内阁，自此以后明朝无丞相。这是我国专制社会的历史演进之必然，是封建专制独裁制度终极形态的必然表现。内阁首辅“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其原因就在于，与相权不同，相权是有其独立根基的；内阁的权力是皇权的派生，皇权无限大，所以当皇帝支持或皇帝弱势时，内阁的权力便显得无限大；当皇帝不支持或者干脆想要废相时，一道旨意即可。也正因为如此，当宦官得以专权时，看似无比强大，能调动文武百官、百万兵将的内阁，则毫无对抗之力。内阁从一个负责执行的秘书机构逐渐成长为负责决策的帝国核心、百官之首的时候，如果没有制度上予以正名，自然会乱象丛生。

元帝国是商业帝国，而任何物体/政体都有其优缺点，而在其衰亡阶段，缺点会被放大。朱元璋看到其缺点，而思图解决或避免。但由于其自身认知、经验的局限，尤其是小农意识的影响，以实物经济替代货币经济，就有长期围绕明帝国的诸多问题，这是经济领域的原因。书中所提到的张居正的税制改革等便是明朝发展到中期时事实上以银本位来替代明初实物经济的情况。然而，一个国家的制度围绕实物经济设立的情况下，税收环境和经济体自身以银本位运行，二者之间自然会产生各种不协调。

查看明王朝的制度，印象很深的是与罗马帝国晚期戴克里克所创制的制度一样，人的身份被固定，代代沿袭。一个制度为了解决问题而产生，但其产生却是为其意识形态所服务的，也受到了历史局限影响，并由于个人的特性所决定的，明王朝即是如此。

思想方面，宋明也差距明显。宋的风气开放和包容程度远超过明，我们百姓所熟知的一些所谓三从四德之类的传统陋习很多是从明传至现在，而皇权对民间言论、书籍的管制，也在明朝上了一个台阶。宋时文人在皇权体制下还受尊崇，是共治天下的盟友，明朝就是打工仔，清朝就等而下为奴才了。这些种种背景、环境都决定了明朝的思想环境远远不及宋朝。宋朝从五代的文化沙漠中星火相继的传承并进一步光大了中华文明，思想领域百花齐放，虽不如春秋时百家争鸣，却也是精彩纷呈。反观明朝除了千古一人的王阳明缘陆九渊一脉集儒释道后体证践行成心学之大成外，明末三人之前再无思想的闪光。

因此，《万历十五年》所呈现和没有呈现的明朝的种种问题不过表现形态而已，是不够完备的专制制度形式在华夏文明（制度文明）发展到此一历史阶段的必然。皇权至高无上，对内压迫、防兵、防民，对外防海、防牧。汉王朝，华夏文明有着对周边民族的文明优势（尤其体现在技术方面）；明朝没有，它没有远超蒙古、日本的技术优势和文明优势。唐朝是一个扩张帝国，是横扩草原-农业社会建立的二元帝国；明朝不是，它既不扩张，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帝国。从全球的视角可以看到，明朝的锁国并非其所特有的现象，德川幕府亦锁国。这不是简单的地理刑天原因所能够独立影响和注定的，二者有着共同的原因——对稳定的追求；独裁王朝建立后，对秩序感的追求。有内而无外，不追求扩张。前述论及的沿袭元朝的政治体制，废除宰相、皇权独大，实物经济，戴克里克式的制度，闭关锁国，思想上的保守等等这些造成明朝政治、社会、经济中众多弊端的原因，无一不是对稳定的追求和子子孙孙, 千秋万代,永享帝业的秦始皇专制思想的又一次呈现。

如作上述各方面的种种分析以后，便可以知道，明朝的问题确实是制度的问题，但明朝最大的问题不是文官；无论制度还是思想方面，其症结也绝非以道德代法制。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但这只是前半句，只谈前半句是有失偏颇，片面的，必须把下半句加上：上层建筑作用于生产力。大明王朝的症结恰恰在于这后半句，上层建筑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故产生其种种恶果，乃至衰亡崩坏。

那么是否如黄仁宇所说，“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呢？恐怕未必。明末崩坏，清朝建立，又是一个加强版的明朝，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明朝的部分问题，结果确实把皇权推向了极致，专制帝国制度堪为人类文明之最。种种问题比明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异族政权，私心专制；全有法术，不见制度；秘密政治，一夫独裁；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地方无权；考试愚民、羁縻人才。

因此，一旦帝国在文明的冲突中崩坏垮塌，我们就会创立一种新的好的制度的情况，绝非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是仅仅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黄仁宇最终说的也对，这种冲突毕竟“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清末乃至现在，即是这样一个大机缘，但历史的沉重之处在于，传统中的很多深层的问题尾大不掉，我们现在依然深受其害。

百年虽长，却不过历史一瞬。从千年万年的角度，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但从百年的维度来看，上层建筑抑制生产力的发展却常常出现。古今中外，例证比比皆是，其恶果也并非即刻显现，而是有其滞后性，逐渐呈现。一个经济体的体量越大、范围越广，容忍度就越高，这种滞后性的呈现也就越慢。明如此，清亦如此。

生产力到了要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制度、思想等等均由于历史的、利益的原因而对其抑制。虽然我国的这一问题因明朝先亡而得以苟延，但终究万历百年后到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刻，可以说万历十五年的问题，不是某一年的问题，不是某一帝的问题，不是某一王朝的问题，而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也仍然在解决着问题，尚未得到最终之答案。用唐德刚先生的一个比喻来讲，我们中华民族如今还航行在历史的三峡之中，尚未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