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_读书笔记_2600字

《乡土中国》_读书笔记2600字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因此，这本书所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全景式的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作者从中国的乡土社会切入，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探讨中国的权力制度、血缘关系、伦理纲常等，先入为主的经验使如今的我们常常忽视对现象缘由的探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是一叶障目，究竟“贫穷愚昧落后肮脏”这些标签能否就代表中国的乡土社会？倘若不能，中国乡土社会的真正面貌又该如何记叙？作者在写这部著作的缘由正是在于他尝试探究缘由，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2009年，《人民文学》《钟山》等权威期刊开始提倡非虚构写作，正是出于对拨开“被启蒙”后的视野、如实地反映“被标签化”“被固化”的中国社会、中国乡村的需求的回应与号召，而费孝通先生却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便高瞻远瞩地看到这一问题和这一现象，并大胆地做出自己的阐释，直至今日仍影响深远，具有无穷的生命力。

我们的民族确和泥土是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正如《流量地球》上映时，西方没提的评价很能说明这一点：只有像中国这样安土重迁的民族，才能想到带着地球去流浪。泥土和家园深远影响，让即使生活在中东这样沙漠地区的华人，都在沙漠里种出了菜来。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土”这一标签，农村人进城也常常被嘲讽为“土”，但是费孝通先生不无直接地指出这一标签所具有的逻辑问题，他提到：“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愚’如果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字不识字却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而后篇章中，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直至今日仍影响深远，他指出：“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但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甚至进一步延伸，差序格局导致中国的“天下”观念自古以来就是公私界限不清的，“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是不会发生这问题的”，我们也因此能理解为何现代中国政府在宣传爱国主义口号时，都是“有国才有家”，也是出于差序格局的根深蒂固考量，将国与家捆在一起，才能更好地维系现代国家的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文中提出的社会模式引起了我的一点思考，他提到：“部落形态在游牧经济中很显著的是‘团体格局’的。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可是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时，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因之他们的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这里所论述的本质与前面所描写的现象形成一种悖论：也就是安居的乡土社会虽然是以团体的形式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之间相互的依赖程度是微乎其微的；而游牧部落形态的社会，虽然他们是分散的，不固定的，但他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出现这一悖论的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正是因为我们的乡土社会所赖以为系的差序格局是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

而后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差序格局影响了家族的形成、影响了男女关系及其分工合作的责任、影响乡土社会的秩序和无讼政治、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甚至包括血缘和地缘对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性的形成。

这里我留下一个自己的小小疑问及推断：也就是在文章中“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曾说西洋曾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他称作阿波罗式的Apollonian；一种他称作浮士德式的Faustian。阿波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改变。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差序格局”在我看来，中国现代社会是二者的结合体，现代社会更趋向于阿波罗式文化和浮士德文化的结合体：一方面，在生死观上，阿波罗文化让我们顺应天时地利，祸福灾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另一方面，在价值观上，浮士德文化让我们积极进取，突破阶层，在有限的人生创造无限的价值。这一推断成不成立还需要更多的论据和论证，在此篇读书报告的结尾给自己留下这个的问题，亟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