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读后感_3000字

《水浒传》读后感3000字

<五>

对于《水浒传》的描写，可以概括为：迎合了市民的趣味，发的是士的牢骚，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品德。

迎合市民的趣味。《水浒传》写开黑店、开贼船、火烧翠云楼、劫法场、潘金莲、巧云的奸情案、皇帝嫖妓女、鲁智深捉奸、石秀捉奸、李逵捉奸、李逵乔坐衙，等等，都不是为了歌颂市民的某种精神、某种品德——小市民实在没有什么品德精神可歌颂——而是为了满足市民的好奇心、寻找刺激、供消遣等等。

发的是士的牢骚。《水浒传》首先抨击的是宋徽宗的用人政策。宋徽宗的用人政策造成豺狼在朝，龙虎在野，政治腐败、国家衰亡。阮小五“这一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另一种说法。《水浒传》表达了士的这一愿望，歌颂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这以杨志的经历最典型。

但《水浒传》主要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品德。流民无产阶级的性格特点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丑的一面突出，美的一面也突出，犹如花丛险峰与野涧瀑布，既险恶又奇美。

流民无产阶级也的确有不少值得赞美的性格品德。首先是胸襟宽阔。他们走南闯北，视野开阔，他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敢作敢为。他们经济上不自私，感情上不狭隘、不嫉妒、不吝啬，不斤斤计较于你得我失，不结冤记恨于前仇旧怨。李逵打了张顺，张顺灌了李逵，一碗酒过后，都忘了。

《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江湖义气。“义”这个道德范畴有阶层性、群众性和方面性，它分仁义之义、忠义之义、公义之义、道义之义、信义之义、义气之义和侠义之义等等。《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义气之义和侠义之义，赞扬他们朋友有难，为朋友赴汤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炯人之急，解囊相助，仗义疏财等等。

流民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格中，最可赞美的是他们那种勇敢的反抗精神。

他们没有农民的那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苟且与怯懦；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委曲求全、小心谨慎；他们没有市民那种见风转舵、逆来顺受的市侩性。

由于流民无产阶级有能团结能战斗的特点，所以战争中流民型的将必是好将，兵必是好兵。我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凡成其大事的，都是流民无产阶级型，如刘邦、刘备、朱温、刘裕、朱元璋等。农民和知识分子当领袖，又都成不了气候，所以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谚语。秀才的书生生涯，养成了他们循规蹈矩，谨小慎微；诗文竞争，养成了他们唯恐别人超过自己的心理，这一点表现为王伦的嫉贤妒能。刘邦、朱元璋的胜利在于，流民无产阶级当领袖，知识分子当辅佐，流民无产阶级的冒险精神和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正好形成互补。所以知识分子只可为王师之佐而不可为王者。《水浒传》描写宋江就是刘邦、刘备型，吴用是张良、诸葛亮型。

《水浒传》之所以歌颂流民无产阶级，还因为《水浒传》是由说书演化而来。而说话，很大一部分听众是军人，军人中的流民成分最多，有招安或招募来的土匪，有赌徒、闲汉等等；听众中其他闲汉也很多。《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仗义疏财”、“解囊相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的江湖义气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流民无产者“理想”，迎合了流民阶级的口味。

《水浒新议》说“仗义疏财”等等是市民的愿望，恐说不通。市民积铢累寸，斤斤计较，不会有“仗义疏财”、“拔刀相助”的豪气。“仗义疏财”、“拔刀相助”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做法。他们“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希望经济困难时有人“解囊相助”，受欺负时有人“拔刀相助”。

有人说，《水浒传》是农民战争的伟大史诗。是农民阶级的高亢颂歌；也有人说，《水浒传》不但不是农民阶级的颂歌。相反，它丑化了农民。这两种说法。涉及到一个问题：梁山好汉中为什么一个农民也没有呢？梁山好汉中没有农民的原因是：第一，农民不是《水浒传》作者的歌颂对象。作者塑造了三十六个加七十二个人物形象，目的是歌颂他们。作者所要歌颂的首先是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人物，如鲁智深、石秀等；其次是仗义疏财，轻财好施，如宋江、柴进等。这就是说，歌颂的是用武艺和金钱做好事的人。用武艺做好事要有本事，而最有本事的人，《水浒传》作者认为是鲁达那样的军官，再就是教头、都头之类；用钱做好事要有钱，这只有财主才能干。

所以干好事的人有地主而无农民；《水浒传》作者要歌颂的还有用知识做好事的人，如吴用；再就是用法术为梁山做好事的人，如公孙胜。这两种人，农民当然也没有份。

第二，农民不是《水浒传》作者和宋江的崇拜、“赚”情对象。宋江由于崇拜大地主卢俊义和李应，才用计把他们“赚”了来。

第三，农民不是宋江“招降纳叛”的对象。

第四，农民不是梁山建设中的招聘对象。梁山需要安道全这样的医生，需要皇甫端这样的兽医，需要陶宗旺这样的泥瓦匠，就是不需要种地的农夫，因为梁山好汉不靠种地吃饭。

《水浒传》是发端于城市说书人的市民文学。因而很明显，《水浒传》作者是以城里人看待乡下人的心理和眼光来看待农民的。如一百四回定山堡村在村外麦地上搭野戏台唱社戏，作者关于看戏的农民的描写是：“更有村姑农妇，丢了锄麦，撇了灌菜，也是三三两两，成群结队，仰着黑泥般脸，露着黄金般齿，呆呆地立着，等那粉头出来。”作者这儿写的是农村的“村姑农妇”。农村的男人们呢？ “围挤着在那儿掷骰赌钱”。“又有那钱的，蹲踞在地上，共有二十余簇人……出钱的在那里唤字叫背，或夹带笑骂，或认真厮打。那输了的，脱衣典裳，褫巾剥袜，也要去翻本。”这明明是城市的赌徒，哪儿是农民。

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爱憎，可以从他们对对方的称呼、起名字、起绰号上表现出来。第三十二回，《水浒传》作者给一群庄客起的名字是：长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刺、沙小生、木伴歌、牛筋等。

在作者的笔下，农民、庄客都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思想，没有本事，浑浑噩噩的“村蠢乡夫”。他们是庄主的仆役和士兵，他们对庄主唯命是从。史进要同少华山对抗，把庄户们召集起来，众人只会说：“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梆子响时，谁敢不来！”鲁智深来到赵员外家，那赵家庄的二三十个庄客不明真相便跟着要来厮打。桃家庄庄客对求宿的鲁智深开口骂道：“和尚快走，休在这里讨死！”柴进的庄客对前来求点酒喝的林冲，粗野地呵斥道：“去便去！不去时，将来吊在这里！”那心肠，那态度，和他们东家比，差得可太远了。

在作者的笔下，庄客们都是没有本事的草包。公孙胜是个书生，因庄客不让他见晁盖，他一发怒，“把十来个庄客都打倒了”。这种一打就倒，一倒就是十来个的庄客，全书皆是。

总之，在作者的眼里，农民毫无用处，有用处者只有地主。李逵上了梁山，官府迫害李逵的亲属，是财主出面袒护，替李逵家“上下使钱，因此不吃官司”。李逵回家请母亲，作为雇农李逵的哥哥，竟马上去报告，领着人来捉自己的弟弟。

作者之所以贬低农民，确实是出于偏见。《水浒传》是城里说书艺人的创作，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这种心理，在《水浒传》中随处可见。

如毛太公的儿子毛仲义骂农民：“这厮（是）村人，不省事！”又如第五十一回，戏子白玉乔对着白秀英挖苦雷横：“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向他讨甚么！”雷横因为被白玉乔骂做“村里人”，感到受了侮辱，跟白玉乔争吵起来，白玉乔又讥刺说：“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么紧？”作者轻视之情，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