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编集：木片集》读后感_1700字

《周作人自编集：木片集》读后感1700字

“先生长得，委实没有一般学者们的那般慈眉善目。”
我写下这句话时，书架上的摘录本突然落了下来，打翻了墨水瓶。墨汁流出来，刚好遮住这句评价。
关于先生的人品，中国人，日本人，或是无论哪一国的，但凡有一些爱国心的人，都可以走出来，对先生评头论足大胆苛刻一番。因为他们评论的是那位在汪伪政权下任职的周作人。时间过去太久，不要再去深究兄弟二人为何失和，也不要再计较除汪伪政权外，他是否还曾供职于傀儡政府。
很多人，甚至整个大时代文化浪潮都谈: “作者、作品和时代三者不可割裂开来看。”可我还是想为这位，我所尊敬的散文家，也是文学理论家和翻译家的老人，坚持一回作品中心理论。
正如罗曼·英加登的话：“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忠实地理解文学的艺术作品，那么关于存在于作品之外的某些对象的知识对于充分地和正确地理解作品的句子就没有什么帮助。”
我宁愿我双眼盲目，宁愿他未曾犯下那些罪过，未曾让我看见那些罪过，只让我直面这些过去的作品。
“在北京大学，他以态度温和著名，访者不拒，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谈闲话，是苦雨斋的惯例，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
先生是个老好人，那一代的文人，和后一代的文人，都承认这一点。
“卞之琳、梁实秋、胡适之，朱光潜的性情也许都比较开明，遇着弄僵了的事情，找周作人盘膝合十劝一劝，很合适：他们到底写不出先生那样静静涩涩的文章。”
胡适之说，鲁迅说他，是真真正正的好人。
《过去的工作》里提到，“因为是自己的本国，关心更切，所知也更深，对于将来种种问题，常是忧过于惧，虽秉烛著书，未能尽其什一之意。”
而在《性的心理》中，“世人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要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中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度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所怨怼。”
“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在不断的回流着。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无论从先生哪一部作品读起，都不得不承认，先生是位不折不扣的老好人。温吞，不轻易红脸，说话永远慢条斯理。
“反正寂寞之上没有更上的寂寞了。”
反正急事之上，再没有更急迫的事了。
他是骨子里带了一点软弱的“南方文人”。质朴，却不够明朗。像江南青苔潮湿的石板路，永远在等一场黄梅雨季。
这样的人，之于琐碎小事，容易妥协，退让，凡事“和为贵”，所以胡适之他们遇事总爱找先生盘膝合十劝一劝。而对于原则性大事，他永远微笑着注视着你喋喋不休的劝解，却不被说服，是一个固执的“怀疑论者”。
而这种性格的形成，用如今的话说，便是自原生家庭时便已注定了的。
父亲沉迷于烟土带来的幻想，生活环境中没有主持大局的男性主事者，兄长对其百般照拂，以至于在后来，他也只是选择安安静静“躲”在苦雨斋饮苦茶，把外界一切事物交由妻子羽太信子打理。
妻生性铺张，即便先生稿费丰厚，可也经不住信子的挥霍。关于自己的“落水”，先生后来在文章中也有辩解，“有那么大一群人需要我来养活”。
虽辩解也是无用。
先生的作品，细分可划分为六类，而用他自己的说法，大抵只有两种，也就是所谓的“流氓鬼”和“绅士鬼”—闲适小品和对于时局政治的清谈。
闲适小品写得漂亮极了，以《雨天的书》和《夜读抄》为代表。平平淡淡，饶有趣味。
“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
而能在平和文字中见其思维的广博与思想的深邃，我也只见有周作人。
“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野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而到了后来，才觉得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最难的是写实，是写心。
诺斯罗普·弗莱说：“外在现象和语辞符号之间一致是真实的；不相一致是虚假。”
今人作文，不如说是今人“造”文。言志者，言心者，言意者，所盘托内容的对象若是自己，这般的人便少之又少。而现代社会，对于“假话”又太宽容。反观过去，知堂老人足够让我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