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读后感1000字(3)篇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以下简称《天朝的崩溃》）是茅海建先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于1995年完成的学术著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在书中，作者查阅和考证了大量与鸦片战争相关的史料，从中得出的结论很新颖，甚至会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但是这些结论也会引发读者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天朝的崩溃》全书大概分成以下几部分：绪论、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第一章、清朝的军事力量；第二章、骤然而至的战争；第三章、“剿”“抚”“剿”的回旋；第四章、广州的“战局”；第五章、东南壁垒的倾塌；第六章、“抚”议再起；第七章、平等与不平等；第八章、历史的诉说。

鸦片战争，通常意义上将其认定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历史教科书上对其的定义为：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以打开中国市场，倾销鸦片和其他商品为目的的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关于天朝，我在上期文章中也有过解释，天朝是古代周边国家对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称谓，同时也是专制时代，臣子对本朝朝廷的尊称。天朝这一称谓，始自中国汉朝，汉朝、唐朝因为国力强盛，建立了以中国为宗主国，周边国家为附属、藩属国的天朝体系。但是自鸦片战争始，天朝的体系开始崩溃，这就是这本书名字的来源。

琦善，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贵胄出身，他在鸦片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在传统的历史视角和结论中，是一个向“英夷”卑躬屈膝，割地赔款的“卖国贼”，而得出琦善是卖国贼结论的，是儒家体系中的士人，在儒家体系中，社会的精英是士人，他们是君子，是社会的道德楷模，他们在道德层面指导社会生活并帮助维持社会本身的自然进程和秩序。但是茅海建先生经过重新审视史料，发现琦善并不是卖国贼，因为他没有理由也没有动机卖国，所谓的卖国只不过是给他扣的一顶帽子，而且他肯定了蒋廷黻先生对琦善的部分评价，有一部分依然有不符合史实的夸张的成分，而关于琦善割地赔款，说他“私许香港”，就更是无稽之谈了。茅海建先生之所以以重新剖析琦善作为《天朝的崩溃》全书的开篇，是希望读者抛弃成见，以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研读和了解这段历史。

那么此外，既然是战争，本质就是两支军队的暴力对抗，而暴力对抗最直观的效果，就是来自武器装备的对抗。在武器装备上，英国经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生产和使用近代化的武器，而清朝的武器装备依然是冷兵器和热兵器结合，甚至有些士兵使用的火枪还是明朝时候遗留下来的，使用年份已经超过了百年，这种火枪，如何和英国人的“洋枪洋炮”对抗？而且，即使是这些“古董”式的火枪，数量也非常有限，以至于几人共用一支火枪，那么当战争来临的时候，手中没有火枪的士兵，只能凭借手中的冷兵器和血肉之躯同装备精良的英军对抗，清军士兵的勇气可嘉，但是奈何武器装备差距太大，用茅海建先生书中的话说，整整落后了二百余年。清军的装备不仅在单兵作战的武器上落后，在重兵器上也落后，当时主要的重兵器就是火炮，同样地，清军使用的火炮原型依然是明朝时期的“红夷炮”，虽然英军使用的火炮在样式上与清军的火炮差距不大，但是在质量上的差距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清军的火炮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一方面，清军士兵不懂得如何保养火炮，导致炮身锈蚀，年久失修，甚至一部分火炮已不能使用，另外炮身没有引信，炮弹的质量也差，容易炸膛，而且射程较英军的火炮近，射击精度差，威力弱，这些都是导致火炮方面对抗失败的原因。而清军和英军装备差距最大的，是舰船，当时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由大航海时代开辟新航路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英国的冒险家和殖民者开始了全球航行，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造船工艺自然也是当时世界的一流水平。而清朝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乾隆对于战船的样式和修造费用已经做了规定，近百年没有变过，而且清军的水师战船主要是用来抵御海盗，而非进攻，此种战舰在对抗英军舰船时，又何谈战斗力？综上所述，从现代军事的角度，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装备如此落后之清军，在面对“船坚炮利”的英军时，焉能不败？

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是具象化的原因，而抽象化的问题，就是制度。我们先谈军事制度，诚然，就简单地看数字，清军的兵力确实优于英军，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清军的兵力很分散，茅海建先生给我们的描述是“营以下部队没有集中驻扎于一处营房的，而是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数百名分散在当时的市镇要冲等地。”所以清军的作用更多的是维护治安而非保家卫国。清军的作用是兼警察、内卫部队和国防军三种角色于一身的军队。那么，一旦战争来临，要想集中如此分散的部队，所耗费的时间可想而知，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而且英军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清军的兵力既然如此分散，要想使之集结，只能是各省抽调援兵，即使是抽调援兵，也存在着几个问题，首先，调兵速度缓慢，临省调兵需要的时间是三十天到四十天不等，跨一二省需要五十天左右，隔三省约七十天，隔四省则是九十天以上，甚至达到一百多天，而英军坐蒸汽轮船从南非、印度到达中国沿海地区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数十天，而且英军的编制和制度实行的是近代化的军队制度，在单股军队的人数上是和清军基本持平甚至优于清军的，而这里面的主观原因是英国开拓殖民地，需要强大的军队，客观原因就是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迫使欧洲国家革新自己的武器装备和军事制度。

谈完了军事制度，回过头来再看政治制度。英国在1688年经历了“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国家权力由君主转移到议会，由“人治”转移到“法治”，不再是“君权神授”而是“君权议会授”，议会具有立法权，内阁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具有行政权，国王只是形式上的君主，具有礼仪性的职责，这一具有近代化性质的政体使得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决策也更加合理，也更适合进行殖民统治。而中国是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日理万机，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这种空前高度集权的方式，对于皇帝的人选也提出了接近于“神”的要求，这明显是不符合实际的，政府的决策也很有可能出现纰漏；而且皇帝手下的臣子，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在战争期间，上传奏折的内容更是谎话连篇甚至荒谬至极，对道光皇帝报喜不报忧，有一点战果就夸大其词，战败了就避重就轻，导致道光并不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而且传递奏折的速度也很缓慢，消息存在滞后性，皇帝只能是“拍脑袋决策”，甚至有时做出的决策与战场实际情况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

这是制度上的差距，那么观念上呢。清朝的统治者信奉的是封建时期的儒家思想，认为“我天朝上国”对付“区区蛮夷”不费吹灰之力，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堂堂天朝居然被区区岛夷打败，那么按照传统的儒家体系和思想，一定是有奸臣作祟，因此琦善、伊里布、耆英之流就都是奸臣，而与奸臣对立的，就是林则徐、关天培等一干忠臣，重用忠臣处理奸臣就能使战争胜利是当时士人的普遍的想法，并没有人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发展大势的角度去思考症结所在，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句话：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

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我就不赘述了，清军节节败退，英军连战连捷，最后道光终于察觉出来战争不可能胜利，终于答应了谈和。于是中方代表耆英、黄恩彤等与英方代表璞鼎查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说《南京条约》是城下之盟一点也不为过，英军舰船大炮的炮口就对着两江总督府，耆英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而且，耆英也没有弄明白《南京条约》的条文代表的真正含义，甚至没有意识到一些条文的内容已经对中国的国家主权造成了侵犯，耆英与英方交涉和争议的、与林则徐、黄恩彤等同僚商量的、向道光皇帝汇报的条文内容，因为不懂得用近代的国际法则和法律知识去理解，因此耆英的努力没有能挽回中国利益，反而处处潜藏着危机。

后来中英又签订了《虎门条约》，算是《南京条约》的补充，在《虎门条约》中，我们更能看到英国老牌殖民者璞鼎查对中国人的诈骗，在《虎门条约》中，中国至少有四项权益受到侵害：一、关税自主权；二、对英国人的司法审判权；三、片面最惠国待遇；四、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均是按照《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的范本订立的，甚至这两个条约对中国利益的侵犯比《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耆英是历史的罪人，琦善不是。因为耆英签订了这些不平等条约，已经被侵犯了国家利益而不自知，但是琦善当时根本没签订《穿鼻草约》，仅仅是义律单方面宣布了这项草约。

鸦片战争结束了，其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林则徐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高度赞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所谓的“夷之长技”，主要在于器。尽管当时中国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但是认识层面仅仅停留在“器物”方面，而意识不到制度方面的不同，这也是时代局限使然。而且有的人认为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的思想，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新思想的代表作，但是实际上，林则徐作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骨子里还是儒家思想那一套，而《海国图志》中也包含着旧思想，旧观念，所以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也是当时先进思想的代表作。这些可贵的思想，也奠定了后来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

19世纪和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痛苦的世纪，是屈辱的世纪，但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人痛定思痛，奋起直追，如今的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忽视和小觑中国的力量，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是值得每一名中国人骄傲和自豪的。

最后祝大家元旦快乐，2019年快乐。希望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往往有些事情的答案，就藏在历史中，等待你去发现。2019，祝你幸福。

在中国，历史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那几段非常动荡的时期，比如楚汉、三国、两宋等等，其中近现代中国史有算是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但是，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在不了解和理解真实的历史场景的情况下，只对结果进行评价，也就是容易陷入“事后诸葛亮”的模式。鸦片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四种一般印象，其实都是”事后诸葛亮“的思维。其中都有“如果……那么”的假设，如果林则徐不被罢免，如果清朝不腐败，如果中国技术先进，如果英国人不那么混蛋，也许结果就不一样。而茅海建先生这本书的最大价值，不是他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发现，也不是提出什么新奇的历史观，而就是把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摊开来给我们看，让我们能理解真实的历史场景。当这些细节被摊开来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鸦片战争，乃至于整个中国近代的挫折，其实都是国家体系，甚至是文明体系的所造成的。比如我们前面说的三个部分，军事技术、官僚体制和外交认识，其实都不是清政府所独有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作者黄仁宇就说，早在明朝的时候，中国就有完成军事现代化的组织，也就是全面进入热武器时代。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理由和今天说的一样，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不支持。而皇帝和大臣互相不信任的现象，就更是自古以来的问题了。至于外交认识，早在几百年前，宋、辽、金三朝之间，就频繁地签订和撕毁条约，只不过延续到清朝而已。所以，中国近代的种种危机，归根结底，都是国家体系和文明体系的危机。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茅海建先生无不感慨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尽管情感上难以接受，但最终不得不承认，在鸦片战争中，无论如何，清朝都会成为失败者，既然如此，最好的办法是越早与英国缔结和约越好。

越是耳熟能详的历史，越避不开固有的偏见认识。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鸦片战争史，从头到尾都是西方对“天朝”的降维打击，不是一个量级的比拼背景下，“天朝的崩溃是必然的”。一个民族战败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吸取战败的教训。即便作者一直都没有脱离当时所处的环境去讲这段历史，但我仍然很难感同身受当时中国士大夫的思维困境--他们对外来的文明是怀着怎样的矛盾心理，集体同病。作者清算了包含林则徐、琦善、奕山、耆英等12位在鸦片中负有重大责任的顶级人物战前战后行为与思想，无一位给中国未来指明了一点方向（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当然，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要求来苛刻前人，而是历史提出了这一要求。所以，当中国最优秀的政治家们都是这样的表现时，整个统治阶级也走向了末路。好在还有知识分子。魏源、徐继畬、梁廷枏，他们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但囿于“翻墙困难”，缺乏对西方的一手资料，所著著作一半新思想、一半旧思想，但对于当时的清廷而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无法接受。倒是对我们隔壁邻居的明治维新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某人也一直强调“用中国智慧，解决世界难题”，但什么是中国智慧呢？我们能摒弃“天朝思维”吗？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