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读后感_4000字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读后感4000字

解读：许倬云《说中国》（二）

五、秦汉时期

向内融合

中国在秦汉时期，不论是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对于中国与天下这个概念，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

政治上，先秦时期，中国，还仍然泛指中原地区，国之中，与天下并不完全等同，到了秦朝统一统一之后，秦始皇已经将中国确定为相当于天下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来讲，秦朝疆域主要是所管辖的四十五个郡内，在这个边界之外，秦人并没有太多的认识，总体而言，虽然此时中国与天下还是有所界别，但是他们认为，中国之外的部分，也仅仅只是天下的边缘部分，而此时中国之疆域，已经远远超出先秦时期中原的概念。对于所谓的秦人与汉人，其实就是在外人对秦朝疆域以及汉朝疆域内的人们的叫法。而由于秦汉都开始执行郡县制度，与分封制度有很大不同，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管理上，从人员分类上就已经变成了两个概念，分封制时期，人们之间是按照族群种姓划分边界的，也就是说，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但在郡县体制下则不同，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子民，族群这种拟血缘的关系共同体已经解散，而人员之间边界体现于地区与地区，比如你是某某郡人，我是xx郡人，而非你是赵人，我是楚人了。

但是这里还要多说两句，其实在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虽然以血缘共同体的族群界限分明，但人才的流动性却极大，尤其是当时的士人，广泛树立的是一种天下观，我虽为楚人，但胸怀天下，我的才华是拯救天下苍生的，哪个国家能够唯才是举，我便欣然往之，是为天下之格局。

经济上，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整体疆域内互通有无，形成了即大且密的经济网络，汉代五铢钱的广泛使用，更使得这张经济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以至于不论政治上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由于经济网络的严丝合缝，不可分离，使得历史中国始终具备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而在思想文化上，众所周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了战国时期，各家思想在碰撞过程之中，也逐渐修正消融。秦朝通过执行法家思想，快速地强大国力，得以一统，而所谓法家，其实主要指的是一批战国时期具体施行国政的一整套管理学思想，法家也受到儒家和道家等各家的思想而成，荀子就是儒，弟子韩非子则为法。秦始皇的统一文字，使得各家之言有了共同载体，《吕氏春秋》也是集大成者，到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把宇宙天地人纳入一个大系统之中，另外，汉朝的察举制，广招天下英才，人才的流动和聚集，极大地推进了思想与讯息的流通的聚拢，形成了庞大而聚焦的网络。

如上所言，政治上，人人皆为皇朝子民，权力一插到底，经济与人才选拔制度这两张紧密的大网大力得提高了聚合力，思想相互交汇融合，通过统一文字、独尊儒术的手段，形成了外儒内法的主流政治思想体系。因此，秦汉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整个中国逐渐趋向于融为一体。

向外扩张(融合）

北方，主要对抗和融合对象是匈奴。匈奴，主要指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一开始也是散落各地的族群，在不断的对抗中，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游牧帝国。军事上，秦以前（包括秦）主要以抵御为主，采取的抵御形式就是修建长城，汉开始，建立驻防基地，到了汉武帝时期，一方面经过文景之治，国力强盛，一方面驻防基地经过长期积累，具备了战略条件，对匈奴进行了主动的出击。到了东汉时期，则是花钱收买乌桓和鲜卑人来对付匈奴，虽然短期内非常凑效，但此也正是东汉灭亡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两家成为了东汉的两个强大敌人，董卓所代表的凉州军阀，就是这样畸形地生长出来的。这里其实你可以发现一个历史规律：就是你让谁守门，最终谁就是敌人。你花钱让谁为你解决安全问题，最后谁就是你的安全问题。满清崛起，是这个规律。再往前看，周朝人东迁，从西周变成东周之后，让秦国人帮助看守西大门，结果秦灭了东周。古罗马广泛使用北方蛮族的雇佣军，结果北方蛮族毁灭了罗马帝国。都是这个规律的体现。经济上，通过丝绸之路与匈奴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往来关系，中国获得了大量的物品和财富。通过战争和经济的冲突与交流，人种、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

南方，汉廷的扩张并没有对匈奴那般费力，一个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已经有相当多的北方中原居民，他们和原来的居民混合居住。原来居民在战国楚、吴、越的统治之下，已经吸收相当程度的中原文化。汉代完成对这地方的全部控制，得到了早到移民的帮助。而移民主要是源自经济上的互通，并通过人员的交流，将中原的相对高的文化渗透南方，起到了相当程度的同化作用。

总而言之，秦汉时期的中国，能够融合成一个坚实的整体，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各项“软实力”和科技、医学、工艺技术、制造生产的各类“硬实力”，这些软硬实力，使中国的各个方面能力超过四邻，并长期维持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性。以此形成一个圆心，向内广纳百川，向外辐射万里，将东亚这片辽阔土地，纳入到天下之范畴。

六、魏晋南北朝时期

众所周知，东汉之后，庞大的汉帝国崩溃，形成三国魏晋的局面，然后进入长期“五胡乱华”的南北朝。在这一段四百年的分裂期间，中国经历了衰变和重整；分裂结束，隋唐统一，中国又成为了天下国家。

政治上，由于东汉时期刘秀施行儒与吏合体，儒生进入官僚体制之中，官吏们也都普遍修习儒学，二者逐渐融合绑定为一体，产生了士大夫阶级，本来儒学机理是可以制衡皇权的，但因儒生们逐渐进入官僚系统后，本身即是儒也是官，逐渐通过儒家思想以维护统治，无人坚守儒家思想，只为自己的功名利禄，从个体而言，短期内获得了利益，从长期的整体性来看，反倒使得自身的地位逐渐失守，对于官僚系统而言，皇权进一步势大，逐渐开始了专制统治，官僚系统失去了制衡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察举制的广泛推行，地方豪族逐渐崛起，逐渐成为了实质上的贵族。地方的实力逐渐强大，中央与地方之间逐渐失去了平衡，地方慢慢成为独立的单位，一旦中央发生权力真空，全国将分崩离析。东汉末年，内忧外患，内部外戚与宦官争权，外部董卓联合外族雇佣兵集团，东汉走向了灭亡。经过三国鼎立，魏晋四百年，外族与汉族在不断地冲突与斗争之中充分的融合、互相渗透，难分彼此。

文化上，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建立了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论，到了东汉，儒学逐渐由经世致用转变为考证训诂，虽然看起来更显繁荣，但却失去了本身的活力（儒学的根本在于发挥政治效能，而非纯搞学术）。随着政体的分崩离析而导致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急需在精神上寻找依靠，而不论是儒或道，一方面不具备排他性，能够容忍外来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其本身缺乏宗教性，都只是知识分子的治世之学，难以抚慰普罗大众的心灵，进而如佛教等信仰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以至于后来宋朝汉人为夺回儒家的半壁江山，生出理学，此为后话。

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年，是政治上混乱的四百年，颇似春秋战国时期，因此在文化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融合发展，却又与春秋战国略有区别，春秋战国之乱，乃中原内部之乱，或者说是因乱而后整合而形成后来汉人之疆域，因此百家争鸣可以理解为中国内部文化之冲突，而魏晋南北朝之乱世，乃是在更大范围上之乱，此之乱，产生几个效果，1.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吸收了数百万外来的基因，在人种上呈现出更大范围的融合，在人种这个概念上，并没有所谓纯种的中国人或者是汉人了，大家都是杂交水稻，难分彼此；2.外来的宗教融入中国，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并相互渗透学习，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复杂化；3.不仅是向内进行了融合，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也因人口迁徙而向四面八方进行了辐射，进一步影响整个东亚。

七、隋唐时期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东土大唐。隋唐帝室是北周将领的后代，这是一个胡汉杂交的家族。由于自身血缘的杂交性，导致了唐朝帝室在思想观念上的开放性，其无论在思想、文化、制度、经济等诸多方面，都非常开放包容，在这一点上，与汉朝有所区别，汉朝主要体现的一种从上到下的坚实性，而唐朝则体现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外部四方的延伸性。我们来看看从诸多方面的体现。

思想上，我们在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里讲过，各路宗教性思想涌入中国，尤其以印度的佛教为主，佛教在中亚等地区已经没有发展空间，到了中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具体原因前面论述过，主要是儒道的包容性较强和宗教性较弱，一方面不排他，一方面佛教又具备抚慰普通民众的作用。而佛教到了中国，结合儒道思想发展出了禅宗和净土宗等汉传佛教，反过来道家思想也结合佛教等诸多宗教思想，发展成了道教。唐代时期，知识分子普遍研习佛家思想，儒家思想倒是步入了低谷。而此时，整个中国，思想上五花八门，各类宗教都觅得一席之地，形成了“众教合一”的局面，因此唐代的思想，体现出一种宏大的气象。

文化上，不论是日常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服饰、艺术品等等，都体现了胡汉的充分交融，一方面有魏晋四百年的各族充分融合的基础，一方面也是唐朝帝家本身就是胡汉混血的原因。

政治上，唐太宗不仅是中国大皇帝，还是草原帝国的“天可汗”，东亚的日本、高丽领袖，都具有唐朝的地方官职的官衔。而中国的官僚体制中，也是胡汉结合，著名的安禄山，就是混血“杂胡”，节度使也都是胡汉杂居的地区，在唐朝国力鼎盛时期，这种开放性体现为和平相处的繁荣景象，在末期国力衰败后则就体现出重大的安全隐患。

经济上，由于政治疆域、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互相融合，人员流动性大，胡汉互相之间和平相处，商业也自然得到极大的发展，经济网络更加地紧密和宽广。

总而言之，中国这个天下国家，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浴火重生之后，表现出更具有生命力，更巅峰的状态，用作者的话说，依据佛家的成、住、坏、空概念，汉朝如果是天下国家的“成”，唐朝则是天下国家之“大成”，在唐朝之后，是“住”的阶段，达至巅峰，后面只能保持延续乃至逐步走向衰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