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读后感_2800字

《蒋经国传》读后感2800字

《蒋经国传》是我看陶涵的第二本著作。第一本书是他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其探讨问题是蒋介石如何败给毛泽东？最后如何学习毛泽东站稳台湾？而《蒋经国传》这本传记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蒋经国能够成为中国台湾民主的推手？读完《蒋经国传》后，个人归纳为四个因素：蒋经国个人因素、美国因素、台湾因素、大陆因素。

一、蒋经国的个人因素

首先，他的独特身份；蒋经国是中国抗日领袖蒋介石的唯一亲儿子，这是与生俱来的政治资本。蒋介石有一天带着经国、纬国散步，回家后在日记里记下：“经儿可教，纬儿可爱。”由此可见，老蒋对儿子蒋经国寄予厚望。其次，他的人生阅历所形成的性格以及所积累的经验。为了苏援，早年被父亲蒋介石作为政治交易抵押品留学苏联，大学毕业后在苏联工厂工作。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使其深入左派思想的熏陶，有着彻底的革命精神。同时，也培养了许多良好的政治品质，比如同情下层人士的群众观、清正廉洁工作作风等。从苏联回国后，父亲蒋介石有意培养他，由于其“太子”身份，因此，他能够办许多人办不到的事情。他说服父亲蒋介石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取代数年之前由情报头子戴笠组织的蓝衣社，与中统和军统争权。特别是治理赣南，“为蒋经国的前途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挣得干练、有活力、有创意、清廉正直的领导人的名声，具有行政及地方发展的经验，包括教育、青年工作和地方治安等工作经验。他也累积起一批可信赖的部属追随左右。并且蒋经国通过在江西省的经验，深刻了解到国民党的弊病——贪污腐败、派系斗争。”据谢伟思说，蒋经国治理赣南十一个县，在美国人心目中，仿佛“在中国打造出乌托邦”。蒋经国消灭娼妓、赌博，让犯人做工，训练犯人有一技之长，出狱后能找到工作，甚至史迪威也在日记里记下：“他听说蒋经国表现很好。”由此可见，1949年以前，蒋经国在许多中外人士心目中，已经享有清廉、果决、亲切、务实、不摆架子、精力旺盛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大家公认他是真正关切老百姓福祉的官员。

当然，作一名政治领袖人物，也有其残暴的政治手腕。到了台湾，也就是1950年之后，他却被视为白色恐怖的执行者。台湾本省人（譬如20世纪50年代以党外人士当选台北市长的高玉树）承认蒋经国廉洁、关心百姓，但也认为他个人必须对50年代初期的残酷镇压负责。蒋经国其实并不是残暴的人，他还颇具同情心。然而，他和友人认为：“为了保存政权完整，进而确保中国统一，有必要实施“白色恐怖”。从他们的政治观点思考，他们面临严重的颠覆可能性的威胁——不仅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也威胁了中国的民族主义。采取极端措施以确保其政权存活，以及中国统一此一政治原则的存活，当然也吻合蒋经国等人的个人利益及权力利益。”从上述可以得出，蒋经国的独特身份以及政治阅历使其成为日后台湾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为其推动台湾政治民主化提拱了可能。

二、岛内因素

国民党执掌台湾后，台湾基本维持“外省人主政，本省人主经”的政治格局。因此，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也就是本省人争取政治地位和权利的过程。２０世纪下半叶，美苏争霸世界，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之一，得到美国大量经济援助，特别是美国在中南半岛战争中把台湾当作后勤保障基地，经济由此得到了迅猛发展。因此，台湾能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本省人在经济发展中掌握了台湾大部分财富，而在政治上，党政高级、关键的职位却把本省人排除在外。比如“中央民意机关近乎终身职的不能改选，不但阻滞了本省人经济实力增强后必然会寻求参政、发言的发展，外省籍精英紧抓着“中央执政权”的法统基础也在动摇中。”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到：“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因此，财大气粗的本省人作为一股强大的新兴政治势力登上台湾政治舞台，势必会冲击“外省人主政，本省人主经”的政治格局。为了维护台湾政治稳定，蒋经国不得不对威权政体进行民主改革。“蒋经国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就相信，长期而言，台湾盼望永续生存，就得在政治上、经济上，作为一个成功的典范。他曾经定下四个目标：一是民主化；二是台湾化；三是强化经济建设，大幅提升民众所得和生活水准；四是“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回首而顾，我们不能不赞佩蒋经国的高瞻远瞩。”

“1976年11月，国民党召开蒋介石过世之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十八位初次入选的“中央委员”里头，有十六个本省人，李登辉和台北市长林洋港都在其中。新一届“中常会”有二十二位“中常委”，其中五人为本省人，比1972年那一届的三人，多出两人。”由此可见，本省人在中央委员会与中常委员会占有席位的增加，表明本省人政治势力的增强，改变了“外省人主政，本省人主经”的政治格局，进而说明经济发展势必会对固化封闭政治体制造成冲击，扩大政治参与不可避免。

三、大陆因素

１９７８年后，随着中国大陆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大陆当局认为和平统一台湾有望，大陆领导人向蒋经国开出了诱人的条件：“中共发表中国统一的九条原则，包括台湾可以维持自己的军队，充分自治，不干涉台湾内部事务，甚至可与台湾领导人一起来领导、治理中国本土。”“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北京单独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出现，可是台湾和香港将享有相当的外交权处理一些涉外事务。”蒋经国则认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结合，他告诉他的同僚：“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在各种强力理由中，撇开知性及道德上的抉择不说，这个架构必然是个民主的政治架构。”由此可见，大陆当局向蒋经国释放了真诚的善意：“一个中国，其他都可以谈。”蒋经国的回应：“民主政治。”具体而言，大陆是“一国两制”政治框架；而蒋经国是民主政治框架，即不仅要维持岛内的政治民主制度，还希望大陆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效仿他所谓的民主政治制度，这是台湾回归的前提。因此，蒋经国在晚年不断推进台湾政治民主化，有意给刚刚开放的大陆人民做民主示范，从而“反攻大陆”，完成“光复大陆”的神圣使命。

四、美国因素

台湾当局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增强美国的政治价值认同。１９４９败退台湾，蒋氏父子为了挽救狗喘残喘的国民党政权，不得不被迫进行某些改革，以挽救美国对国民党丢掉大陆所失去的信心。“蒋经国说服他父亲对美国人表示，虽然“反攻大陆”仍得三分靠军事，现在明显是政治手段优先，展开七分政治反攻之后“可能才需要若干军事行动来清理残局”。”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为了对抗大陆对其“国际地位”的挤压，加快了政治民主化的步伐，以增强美国盟友对其意识形态认同，从而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