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纲》读后感_6000字

《中国哲学史大纲》读后感6000字

浅读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

近日希望深读中国哲学，因此与时光社书友们一起发起对中国哲学的学习，第一步当然是通读哲学史，那么从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开始，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在对中国哲学史有一个总体性概览之后，下一步再对各流派进行深入攻读。闲言少叙，下面开始。

一、什么是哲学？

这个问题，就比较深了，古往今来，但凡是学哲学的，都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哲学这个词希腊文是Philosophia，是由philo和sophia两部分构成的动宾词组：philein是动词，指爱和追求；sophia是名词，其指智慧。希腊文Philosophia的含意是爱智慧，柏拉图说过一句话“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是个无限永恒的境界，只是神配享有，而我们人生有限，我们人，不可能有智慧，我们只能爱智慧和追求智慧”，这是西方哲学给出的较为普遍性的答案。

而胡适给出了他基于对中西方哲学了解后的答案：“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这里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切要的问题”， 第二个关键词“根本的解决”，比如我们工作很辛苦，你会问怎么升职加薪，但哲学家就会继续问，升值加薪后要做什么？要买车买房，买车买房做什么？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何为美好的人生？幸福快乐的人生，怎么样是幸福和快乐？我觉得发自内心，精神上的永恒愉悦，就是幸福。这就叫做根本的解决，至于是否真的解决了，这不重要，要的是你有没有去思考这个根本的解决方案。那么有哪些切要的问题呢？

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其实哲学，本质上就已经是囊括了人类所有的知识体系，人类所有的思想，用电影《一代宗师》里的一句话就是“见天地（自然哲学、宇宙论、名学、知识论）、见众生（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见自己（人生哲学、宗教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不论中西方，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其实是无所谓哪门哪派的，研究的都是根本性问题，至于派别，只是后人对于其思想偏向作出的总结性区分而已，那为什么后来陆续分出了众多的学科？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的知识总量越来越大，一个人穷极一生也无法完全了解某一学科的某一方向，更何况全部？因此必须分开来，你研究数学，我研究文学、他研究经济学。那么众多学科又是如何分出来的呢？在我看来，可以这么浅薄地说一句，当一个知识方向，开始有了确定的答案，能够形成了自我完备的系统之后，就从哲学里分了出去。

那么回顾中国哲学史，根据胡适的梳理，可分为三个时代：

（一）古代哲学。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

（二）中世哲学。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这个时代，大略又可分作两个时期：

（甲）中世第一时期。自汉至晋，为中世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派，还是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作起点的。例如《淮南子》是折衷古代各家的；董仲舒是儒家的一支；王充的天论得力于道家，性论折衷于各家；魏晋的老庄之学，更不用说了。

（乙）中世第二时期。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中间，印度的宇宙论、人生观、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光彩。这个时期的哲学，以印度系为主体。

（三）近世哲学。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发生的新质料，便是中国近世的哲学。

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佛家已衰，儒家成为一尊。说到底，近世哲学基本也就是儒家了。

那么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实从根本上就只是说的先秦的“诸子哲学”，为何？我想胡适应该是认为，中国哲学，从更为纯粹和狭隘的角度来看，说到底，就只是“诸子哲学”，后面宋明的理学心学，应该还是在“诸子哲学”的体系框架里，揉入了印度哲学的成果。下面，我们逐个剖析诸子哲学。

二、诸子哲学的产生背景

先秦诸子，为何百家争鸣？乃至于奠定了后世两千年中国思想？

我以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周朝在经历几百年的稳定格局之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旧有的生产关系（周制）再无法维系整个社会形态，社会结构趋于松散，众所周知，周朝时期，政治制度采用的是分封制，那么你就要问了，为什么之前分封制这么好用，而后期却不好用了？如前所言，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各国的军事技术、后勤保障水平得到了提升，作战的半径逐渐加大，以前刚刚到邻国边缘稍微打一打就得回家补给，现在却可以打到对方求饶为止，而资源的稀缺性存在，各地区之间必然陷入争夺资源的过程之中，这也就是春秋战国几百年动乱。

这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社会生产力变化-导致社会结构变化-旧制度不足以维系社会结构-缺乏新制度-无法重建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混乱-通过战争争夺资源-社会结构愈发混乱-仍缺乏新制度-无法重建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更加混乱，这里面的关键问题就是，周制已经落伍了，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新制度（政治思想纲领），因此，处于当时的智者们，深刻地认识到，要停止这场人间浩劫（虽然在后世看来，百家争鸣的时代是多么地令人向往，但中国人有句老话-宁做盛世狗，不做乱世人，生存与自由相比，生存优先级更高），唯有实行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政治制度，方为正道。因此，诸子百家兴起之。

老实讲，这本书囊括的内容太广，先秦诸子，若要彻底深读，每一个人思想，甚至于其中的一部著作，都足以玩味一生，但我们又真的没有如此多的一生可用于玩味，因此唯有做到浅尝辄止。个人愚见，胡适本身也只是浅解，而我们基于这本书之上，真的就只能是浅读了。

三、老子思想

老子的主要思想方向，在胡适看来，就是彻底的反动，对现世的悲观，因此希望通过否定周制，甚至于破坏掉整个周制系统来达到目的。那什么是周制呢？简单的说，就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纲领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制度。为了把中国构造成一个大国，我们的祖先研发了一个强大的底层制度—宗法制。所谓宗法制，就是家国同构体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政治结构。宗法制确立之后，首先落实在嫡长子继承制上，确保了政治的高度稳定性。但是，这个解决方案是有漏洞的，所以，又发明了“官僚制”、“分封制”、“礼制”等一系列制度来进行补救。

1.老子学说的“反动性”

老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反动的。且看他的言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可以算是极端的反动了，政府当然是主张“有为”的，说白了，不管做得对不对，至少要做，否则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么老子主张放任无为，实在也是对当时政局的彻底失望，其实，他倒不是想要政府彻彻底底的什么都不干，而是因为你想干可以，首先你得有这个水平，如果没水平，不干要比乱干强。但当时的各地政府，就是典型胡乱作为，以致民不聊生。

但是话说回来，诸子百家的思想，既然起于时局混乱，必然是为时局所用，无论是儒法墨，或是看上去清心寡欲的道家，亦如此，我自己给诸子百家，乃至于后世的整个中国之哲学，下一个大胆而浅薄之定义，三个字—“帝王经”！。

当然，既然是哲学，必然不全然是政治哲学，更非全然是帝王经，我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认为，它们的出发点在于为帝王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制度。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商鞅三见秦穆公，一见孝公，谈帝道治国，所谓帝道，便是黄老之学；二见孝公，谈王道治国，所谓王道，便是西周礼制；三见孝公，谈霸道治国所谓霸道，则是以法家为核心，对内严刑峻法，对外军国主义，说白了就是道儒法。秦穆公采纳了法家的速成之法，短期大大地加强了秦国的综合实力，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这也正是秦二世而亡的主要成因，此为后话。

老子还主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就基本上是完全走极端，主张彻底地反古，回到炎黄、尧舜禹的蛮荒时代，不要知识，不要任何的所谓说出来的仁义道德，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生产力已经上来了，就好比当今社会，人人都用上了智能手机，4g网络，你想让现如今这帮人回到夜晚点蜡烛数星星的时代，不用手机，不玩微信，基本是不可能的。有句话说得好，“发展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而不是指望退回到以前，从头再来，但说就真的再逆回去，那人类经过的这些岁月岂非毫无意义？难道就只是和动物一般，简简单单，活着就好？文明、岁月，都不再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是不赞同的。

2.老子的“天道”哲学

在老子之前，由于神话的沿袭，人们都把天看成和人一样是有意志、有知识、有喜怒哀乐、作威作福的主宰。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故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因此，老子应该是彻底的唯物论者。

“仁”，做二解，一，仁慈、慈爱的意思，不仁即是没有仁慈；二，人的意思。不仁即是说天不是人，与人不是同类，它是没有意志和感情的。

但胡适认为，老子的这种否定天人同类的说法，是消极的天道论，何出此言呢？因为天人不同类了，那天地似乎也就是失去了本身的意义，成为了一个“死物”，一个纯无机的东西。但老子积极的天道论则是，在超出天地万物之物之外，假设了一个“道”，没错，老子哲学最核心的东西出来了，这是几乎无法言说的东西，老子自己也说了“道可道，非常道”，但我这个人不喜欢说不清楚的事物，即便讲出来未必可言尽，但不讲，那就是在耍玄奥，对理解事物无益，无非只是能够让自己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而已。

道，是什么呢？它无形无声，无大无小，生于万物之前，行于万物之中，又是万物之本。道，没有专门的方向，只是“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前面三者之中的“法”是效法的意思，但后面的道法自然，则并非道去效法所谓“自然界”，而是说，道本身就只遵循自身的规律，自然而然，这里的自然，是一个动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纯粹的“自然界”的概念，中国人的思维之中，天地人是一体的，而不是把自然与人割裂开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产生于中国（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脑子不好使，实在是因为，对中国人而言，单独地去研究所谓的“自然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切的一切，最终的一个目的，一定要回归到“人”这个主体之中来，回到现世之中由人组成的社会之中来。

3.老子思想的“无”

在胡适看来，老子的“无”，即是虚空。前面说到的“道”，过于虚幻，难以捉摸，无法想象，但是这个“无”，则颇具“道”的品质。所以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又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与无同是万物的母，可见道即是无，无即是道。胡适认为，古代早期，应是因名词不完备，说理不周密，用词困难。因此老子提出了一个“道”的观念，但因名词不完备，形容不出这个“道”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故用那空空洞洞的虚空，来说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

说到“无”，你一定会想到佛家的“空”，二者之间有何区别？一点浅薄的理解，老子的“无”，指的是虚空，是空间中空无一物，是一个名词；但佛家的“空”，并非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泛指空空如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连空间本身都否定掉了，老子的“无”还有空间，空间里没有东西，只是虚空而已。

那么我们说说老子的无为，其实用现在的观点，看起来有点类似走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只要做好维护公民的合法产权等基本性工作，不要插手过多事务，其他事情，让市场来进行自我调节即可。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单在《老子》文本来看无为，其实带着浓厚的政治书册的气息：这种话首先不是对老百姓说的，而是对统治者说的；也不是让统治者什么也不做，而是让他们不要违背事物背身的发展规律来做事。

所谓无为，就是合乎道，就是顺其自然，跟着趋势走，顺着规律来。比如养生，生活有规律，不折腾，身体就好，政治这么搞，一样会好。规律的一大特性就是有惯性，东西小，惯性就小；东西大，惯性也大。养生和治国没有质的不同，却有量的不同；量不同，惯性就不一样。船小还好掉头，航空母舰就很难掉头，最好的操作方法就是顺应它那巨大的惯性，赛车可以漂移而航母不能。所以，从“无为”顺理成章地就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因循。这也就是司马谈说过的：“道家之术，理论基础是‘虚无’，实践方式是‘因循’，没有一定之规，随机应变，因势利导。”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道家与其他诸子学派的一个本质差异：别人都是有具体招式的，道家却没有。比如儒家和法家，都属于典型的“以不变应万变”，自己那一套治国方略放之四海而皆准，道家却是“以无招胜有招”，只有寥寥的基本方法论而已，因循而不守旧。

也就是说，其他学派提出什么政治主张，都是目标导向型的，设定了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比如资本主义蓝图或者社会主义蓝图，而道家则是方法导向型的，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强调的只是方法。于是所谓“因循”，并不是因循守旧，不是对既有政策的一成不变，而是首先基于对这样一个道理的尊重，即“形势比人强”，于是乎顺势而动，就好比顺水行舟，水流向东则向东，水流向西则向西，水流向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水流向社会主义则社会主义。如果具体到改革问题，从学理上看，因循之道并不否定改革，但要强调，即便是很坏的政策，在大环境里实行日久，难免有了巨大的惯性，而且千头万绪、盘根错节，如果雷厉风行地断然刹车掉头，很可能会招致更大的麻烦。即便人心思变，掉头也要慎之又慎。

因此，我们虽然要搞改革，但只是为了救急，为政的大原则还是该以因循为主。（下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