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作家，诗人。1882 年2月2日生于都伯林信奉天主教的家庭，1941 年1月13日卒于瑞士苏黎世 。先后就读于都柏林大学克朗格斯伍德学院、贝尔沃迪尔学院和大学学院。他谙熟欧洲大陆作家作品。1902年大学毕业后，自行流亡到欧洲大陆，先后在法国、瑞士、义大利过着流离的生活，广泛地吸取欧洲大陆和世界文化的精华。1905年以后，携妻子儿女在义大利的里亚斯特定居，带病坚持文学创作詹姆斯·乔伊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蒙古族，原名萧秉乾，后改名萧乾。北京人。民盟成员。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任天津、上海、香港《大公报·文艺》编辑及记者，伦敦大学讲师，剑桥大学研究生，《大公报》驻英特派员、随笔记者，1946年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人民中国》(英文)副总编，《译文》副主任，《文艺报》副总编，人民日报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编审等职。

萧乾先生的夫人。贵州贵阳人，1927年生于北京，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英语专业。曾任职于三联书店，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科编辑、编审，苏联东欧组编辑，外文部亚洲组日本文学翻译，《日本文学》丛书(19卷)主编，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会员。2002年被推选为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名誉理事，2004年被评为资深翻译家。

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是爱尔兰着名现代派小说家乔伊斯的代表作，题目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拉丁名为尤利西斯)，作品共三部分十八章。

小说以时间为顺序，描述了三位普通的都柏林人在1904年6月16日从早上8点到晚上2点钟一天之内在都柏林的种种经历。故事由居住在都柏林市郊一座古塔里三个主人公展开，一个名叫史蒂芬·德迪勒斯，他刚刚从巴黎一所院校毕业，他是一位年轻的历史教师和诗人。史蒂芬的母亲在临终时请他跪下祈祷，出于对宗教的反感，他没有听从母亲的要求。史蒂芬的母亲死后，他为此事悔恨终身，始终沉浸在懊丧之中。后来，因家道中落，史蒂芬几乎与领着妹妹们艰难度日的父亲断绝了关係，他离家出走，以教书为生。第二位名叫利奥波德·布卢姆，他是一位广告推销员，匈牙利犹太人。布卢姆常常串街走巷，终日奔忙，却总是劳而无获。布卢姆的幼子夭折使他在精神上受到无法弥补的创伤。而布卢姆的妻子对他不忠使他羞愧难当。第三个就是布卢姆的妻子摩莉，她是位典型的肉慾主义代表，由于布卢姆性功能衰退，她不甘寂寞，常常招蜂引蝶，这一切均使布卢姆蒙受着难言的羞辱和精神折磨。

1904年6月16日清晨，史蒂芬上完了一节历史课后，从校长那儿得到了三英镑二先令的报酬，来到海边漫步，面对翻滚的海浪，他思绪万千，人世的沧桑、大自然的奥妙、时空的永恆、艺术的魅力在他的意识中开始了漫无边际的涌动。他因对母亲有过情慾的爱恋而觉得对不起父亲。他抱着负罪的感觉渴望在精神上重新得到一位父亲。

同一日的早上八点钟，在埃克尔德街某所房子里，广告推销员布卢姆正在为自己和妻子摩莉準备早餐。这时，送信人给摩莉送来一封信，内容大致是一名叫波伊兰的青年约定午后四点来看她。布卢姆怀着黯然的心情藉故走出了家门。

布卢姆到邮局取了一封写给他的情书，在一个僻静的地方读了它。而后，布卢姆去参加友人的葬礼。在布卢姆去墓地途中，他看到了妻子的情夫波伊兰正在向他家的方向走去，于是他脑海里闪现了一系列念头:死亡、埋葬、以尸体为食物的墓地老鼠，一系列荒诞的想像在他心灵深处流淌。

随后，布卢姆到《弗里曼日报》社去送交了一个广告图案设计，又去了一趟医院探望因难产而住院的一位夫人。在这里布卢姆遇见了史蒂芬，二人一见如故，史蒂芬说要用自己新领到的工资请客，他们还去了妓院。在那里史蒂芬酩酊大醉，布卢姆精心照料她。他们终于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精神上最重要的东西。布卢姆找到了失去的儿子，史蒂芬找到了精神上的父亲。布卢姆回家后告诉妻子史蒂芬以后要加入他们的生活。这位背叛丈夫的放蕩女人刚刚告别了一个情人，从史蒂芬的到来朦胧地得到一种母性的满足，又混合着对一个青年男子的情慾冲动。她在快要睡着的瞬间又回忆起她和布卢姆相互热恋的时光。他们的生活似乎会出现好的转机。整部小说以史蒂芬零乱无序、恍惚迷离的意识流开始，又以摩莉长达40多页的滔滔不绝的意识流结束。

爱尔兰从12世纪初遭到英国侵略后，于1801年併入英国版图，作为英帝国的第一个殖民地。在史称繁荣的斯图亚特王朝(初名为斯迪瓦特王朝，是1371年至1714年间统治苏格兰和1603年至1714年间统治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王朝)后期，当时爱尔兰184000户家庭中，只有24000户拥有一个或几个烟囱。爱尔兰有四分之三土地覆盖着小麦和其它穀物，人民却要靠马铃薯活命。1845年，因马铃薯枯萎病造成歉收，大饑荒持续了2年。由于饿死、病死或向美洲移民逃荒，爱尔兰人口从800多万降到650万。爱尔兰人民不堪奴役，各种形式的抗争与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他们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1922年爱尔兰南部26个郡获得自治权，1949年这26个郡建立了完全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

乔伊斯幼年时代，爱尔兰还在英国统治之下。他创作《尤利西斯》时，正值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由于殖民者的血腥镇压以及民族解放力量内部的矛盾斗争，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多次受挫，有远见受爱戴的帕内尔因个人问题遭受攻击，被迫放弃领导权后死亡，使民族独立运动遭受了巨大损失，这曾激怒过支持帕内尔的少年乔伊斯。这也是他成年后因失望而流亡异乡的原因之一。但在这独特的历史过程中，爱尔兰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倔强而勇于反抗的民族性格，以及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解放运动，已为世界所共识。爱尔兰的民族解放问题也成了一个世界性问题为全人类所关注。

多灾多难又可歌可泣的爱尔兰造就了乔伊斯。儘管他远离祖国，终生在异国他乡专心构建他那新奇诡谲的艺术殿堂。

乔伊斯从12岁起就熟读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他十分嚮往奥德修在海上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到家园的故事。中学会考时，乔伊斯曾写了一篇《尤利西斯--我喜爱的英雄》的作文，获优秀奖。奥德修海上历险的故事始终令他难以忘怀。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于1808年出版的《尤利西斯历险记》给乔伊斯以创作的灵感。在该书的序言中兰姆写道:"尤利西斯的故事除了人以外，还有海神、巫婆、巨人、妖女等等。他们象徵着人生外在的力量和内心的诱惑。这些具有双重意义的艰难险阻是任何一个有智慧、有毅力的人必然会遭遇的"。 兰姆的这段话可以说对日后乔伊斯构思其传世巨着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乔伊斯一家和布卢姆家(作品原型)相识。艾特尔·斯格密兹也为乔伊斯提供了许多关于犹太文化习俗的信息，他具有布卢姆式的鬍子，而且和布卢姆一样有一个妻子和女儿。

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文本，以1904年6月16日都柏林人这一天形形色色的生活为创作背景。

1904年的一天，乔伊斯在都柏林街上和人发生冲突，一位中年人亨特把受伤的他扶起来送回了家。后来他听说亨特是一个受到歧视的犹太人，而且妻子对他不忠，亨特的精神更是令乔伊斯感动。乔伊斯对弟弟说，他想就此写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是《尤利西斯》。后来，他又想把它写成中篇，直到1914年，乔伊斯才动手写该题材。

早在1916年，安德森和另一位编辑简·西普有幸结识了庞德，从他那里看到了乔伊斯手稿的片段。庞德一直在寻求刊登和支持先锋派文学的杂誌。安德森收到庞德寄来的《尤利西斯》书稿后，安德森知道这部书稿的读者只能是精英人士，绝不是普通大众。《小评论》杂誌一直寻找的稿件就是这类的作品。作品虽然有损杂誌的销量，但却提升了杂誌的地位。

《尤利西斯》于1918年起开始分章节在一家美国杂誌连载，直到1920年连载到第十三章时，因包含有大量描写主角行手淫的情节被美国有关部门指控为淫秽。

安德森的自传详细记述了《尤利西斯》的连载和审判。出于对《尤利西斯》的尊敬，安德森丝毫没有更改小说的内容，而是"千方百计保存乔伊斯手稿的完整性"。

《小评论》开始连载《尤利西斯》后，安德森的辩护律师约翰·奎因曾建议安德森停止刊登《尤利西斯》，希望乔伊斯避开图书审查机构的目光，安心完成整部小说的创作，同时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找到愿意出版这本小说的出版商。但是，《小评论》的编辑们拒绝接受这个建议。

1920年夏天，《小评论》杂誌社收到一封诋毁小说第十三章内容的来信。它的观点代表了普通读者的愤慨，也预示了纽约抵制邪恶协会不久就会带给《小评论》的困境。"我认为这是最骯髒、最下流、最可耻的文字。提起它，甚至批评它都会髒了我自己"。这封信让安德森痛心不已。她整夜都不能入睡，写了一封回信。"你知道我把他的作品当作文学的最杰出作品。你也知道任何了解我艺术修养的人都会承认你对艺术、科学和生活的无知。他不是为你而创作，他为自己、为那些关心他生活困难和伤痛的人们而创作"。在信中，安德森告诉该读者，只有饱经心灵重创的人才能像乔伊斯那样描绘他在人世间的经历。

1918年至1920年，几乎没有任何学者对该小说做任何评论，没有人喜欢这本作品。《时报》称《小评论》杂誌为色情文学的走狗。

1921年《尤利西斯》作品在美国和英国遭禁， 其结果是邮局要焚烧《尤利西斯》作品，《小评论》杂誌被送上法庭。

安德森的自传记述了她被捕后辩护律师约翰·奎因对案件的意见，"这是个清教徒国家，你们刊登了《尤利西斯》这样的作品，肯定不能逃脱法律的惩罚。我无能为力，但我会担任你们的辩护律师。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输定了。你们两个真是傻子"。奎因曾为《尤利西斯》的出版捐赠了1600美元;他出庭为安德森辩护的原因是尊敬乔伊斯。因此，他悲观的态度是由于他深知美国色情图书法的规定。奎因的辩护包括两点:乔伊斯的作品晦涩难懂，不可能腐化年轻人的心灵;和第五大道橱窗里的内衣模特相比，小说人物的所作所为算不上有伤风化。但未能说服法官，安德森被判有罪。

美国的法庭对《小评论》杂誌的出版风波审判结束后，《纽约预言家论坛报》引用了法庭的判决书，"小说晦涩难懂，作者神经错乱"。

对《小评论》杂誌出版事件的审判，证明法庭的不公和色情图书法的威力。安德森的自传以饱含讽刺、不乏痛楚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愚昧、可笑、荒诞的审判场面。

摺叠

布卢姆无论在长相、性情、行动上都缺乏英雄性，他卑微无能，性格略显多重。这是个流散到爱尔兰的犹太人，一个平凡无奇的广告兜揽员。在外貌上，是个身体稍显发福、面相颇为敦厚的中年男子。在性情上，他是个"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角色:在家中，关心妻子女儿、狗、鼠等;在家外，他也关心着流浪儿、难产孕妇、盲人青年及史蒂芬这些需要关爱的人，是"有史以来最为善良、最温顺、最和蔼、母鸡下蛋都能伸手接住之好人"。在行为上，他是一个忙碌于吃喝拉撒、鸡零狗碎，沉浸于七情六慾，具有手淫、意淫等低俗习惯的凡夫俗子。

他知晓妻子摩莉到处招惹情人，却无力阻止，反而藉故离家，为妻子与情人约会创造条件。总体说来，他是一个生性低调谦和、轻声细气甚至无声无息的人。但却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遭到了周围大部分人的嘲讽和排斥。在离家流蕩的近19小时内，他受到了戴汐校长、穆利根、爱尔兰市民、酒馆里的闲汉们，甚至妓院老闆等爱尔兰人的歧视和侮辱，被医科学生狄克逊叫做"新型女性男人"，被穆利根说成"属于两性畸形型"，更被"公民"恶意攻击为"半阴半阳人，非驴非马的角色"，他虽偶有反驳但无济于事，只能默默忍受;同时受到以卡尔和康普顿等英国兵为代表的英国殖民者的欺压，也只能畏惧地顺从。由于社会地位低下，他不得不承受着这双重压迫，小心谨慎、卑微地生活着。

布卢姆的这些举动乍看懦弱，实则是弱者无奈中的生存智慧，犹太民族的弱小使他们反抗的形式只能是在精神方面保护自己。作为一个遭受过几近灭顶之灾的犹太后裔，布卢姆对犹太人的历史遭遇和自身的处境非常明晰，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

摩莉(布卢姆的妻子)是一个放蕩不羁的业余歌手。她出生在直布罗陀，父亲是一位军官。摩莉是一个粗俗性感的、有活力的、没多少文化的女性，致力于追求自身的快乐。但她又欣赏丈夫的品质。

摩莉代表了爱尔兰的希望，好像她那淫蕩的、自我补充的能量将英国殖民者和罗马天主教双重压迫推向一边，暗示了她将会生存下来并超越它们。她变成了象徵爱尔兰的那位老妇人--"贴雷马科"中的送牛奶的老妪。她也变成了达奴--凯尔特生殖女神，从而替代了之前无生育力的爱尔兰的女性形象。

小说中摩莉与布卢姆的团圆代表了爱尔兰迟早要回归的可能。摩莉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因为她不关心政治，漠视死亡和道德，而且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摩莉是一个富于启示性的反常者。从摩莉的独白中我们看出，她是一个複杂但不世故的人。摩莉在自己的想像中重造现实，她代表了乔伊斯的情感以及《尤利西斯》中潜在的浪漫。

青年诗人史蒂芬是一位精神空虚、意志消沉的青年教师。 史蒂芬生活在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都柏林，史蒂芬像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无法摆脱道德瘫痪的阴影。他是一个性格上自相矛盾的人物。他孤独、颓丧，却又自命不凡，他多愁善感、精神脆弱，却又愤世嫉俗。然而，史蒂芬在性格和意识上的逆转既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像史蒂芬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一个严重异化的时代，除了沮丧和沉沦之外实在别无选择。

一、乔伊斯别开生面地塑造了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典型的"反英雄"形象。

所谓"反英雄"就是"非英雄"或是与传统文学中一切具有英雄气概、高尚精神和非凡能力的人物完全相反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反英雄是一个必然失败的人。"引人注目的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表现出的人物观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乔伊斯构思《尤利西斯》这本文学巨着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西方世界瀰漫着空前的悲观气氛。此刻，乔伊斯将视线转向了现代社会中的芸芸众生，试图从市井百姓身上去寻找创作素材。他有意将那些街头巷尾的匆匆过客和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作为小说的重点对象加以描写，这不仅体现了他在异化时代对传统文学中英雄人物形象的摈弃，而且也标誌着将"反英雄"人物作为小说主体的现代主义人物观的诞生。

二、乔伊斯巧妙地将小说的主要人物与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彼此对应，使其产生强烈的反衬效果和广泛的象徵意义。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的人物描写艺术充分体现了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巧妙结合和有机统一。他不仅以荷马长篇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尤利西斯的名字作为小说的书名，而且还使其笔下的主要人物在都柏林一天的活动与古希腊神话中的某些人物传奇般的经历相互对应。

作者凭藉荷马史诗中智勇双全的伊塔刻岛首领尤利西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飘流沦落、历尽艰险，最终返回家乡与妻子拍涅罗拍团圆的故事来讽刺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现实。在小说中，当今的尤利西斯(即小说主人公布卢姆)是个俗不可耐、懦弱无能的庸人;现代的特莱默克斯(即小说中的史蒂芬)只是个孤独、颓废、多愁善感的青年教师;而20世纪的拍涅罗拍(即布卢姆的妻子摩莉)却是个水性杨花、沉洒于肉慾的蕩妇。不仅如此，《尤利西斯》中的穆利根、狄瑟校长、酒吧女招待、"市民"和格蒂等其他许多人物也能在《奥德赛》中找到彼此对应者。显然，乔伊斯的人物设计使历史与今天、神话与现实以及英雄与反英雄互相对照，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衬效果和广泛的象徵意义。

三、乔伊斯遵循重精神、轻物质的现代主义创作理念，通过人物内心的微观世界来反映外部的巨观世界，使人物描写艺术发生质的变化。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不仅成功地藉助语言的表意功能，发展了一种符合人物心理特点，与其思维活动相适应的意识流语体，而且深刻揭示了异化时代的精神危机，并以此来反映社会的本质。他在小说中生动地表现了人物言语阶段瞬间的意识活动和见诸文字前尚属隐晦、混沌的思绪与浮想。在乔伊斯的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读者见到的既有人物最原始、最低程度的模糊感觉，又有人物最完善、最高程度的合理思维;既有流动不已的直线形意识活动，又有辐射形块状意识结构。不仅如此，乔伊斯还採用了不同风格的语言来表现不同性格及不同文化素养的人物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意识流，以此来求得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应当指出，乔伊斯注重揭示人物的感性生活，採用由里及表，由微观到巨观的创作手法是英国小说史上一个伟大创举。事实证明，《尤利西斯》的成功秘诀在于有效地採用了这种创作手法，将人物混乱不堪的心理世界展示在读者面前，让他们直接进人人物的意识领域去把握时代的脉搏。毋庸置疑，乔伊斯重精神、轻物质，重内省、轻外描的创作手法不仅充分反映了他的现代主义人物观，而且为20世纪英国小说的人物描写艺术开闢了一条新的途径。

在(尤利西斯)的三个主要人物中，布卢姆的形象最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现代主义人物观。乔伊斯之所以採用"荷马对应"的原则并将布卢姆描写成现代西方社会的尤利西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人物对应不仅能产生鲜明的反衬效果和广泛的象徵意义，而且还深刻反映了现代主义作家在塑造人物时所崇尚的价值观念。

乔伊斯曾向其好友明确表示，荷马笔下的尤利西斯不仅是"文学中惟一完整的人物"，而且也是" 欧洲的第一位绅士" 。乔伊斯笔下的布卢姆则是西方异化时代芸芸众生的缩影。布卢姆是一位已过不惑之年的犹太人，谨小慎微地扮演着丈夫和父亲的双重角色，其职业为广告代理人。他性格温和，安分守己，善解人意，慷慨大方，且富于幽默感，是一位极其普通的都柏林人。乔伊斯在与友人谈及布卢姆这一人物时曾经说:"我全方位地观察他，因此从雕塑的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全面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好人。" 显然，布卢姆这一人物形象标誌着现代主义作家人物观的重大转变。读者不难发现，乔伊斯笔下的主人公形象不仅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与维多利亚着名诗人丁尼生所讴歌的"尤利西斯"也不可同日而语。

主人公布卢姆是20世纪初西方世界悲观意识的缩影。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时刻怀有一种强烈的异化感。与爱尔兰白领中产阶级为伍使他自惭形秽，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他的妻子摩莉水性杨花，与多人私通，让他觉得无地自容。而父亲的自杀和儿子的早夭则使他感到无比的愁闷与悲哀。儘管布卢姆的精神痛苦看来大都由个人问题所致，但这一切却与爱尔兰腐败堕落和道德瘫痪的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悲观失落、郁郁寡欢的布卢姆无疑是为20世纪初西方世界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儘管西方有些评论家批评乔伊斯未能充分反映爱尔兰社会上层和底层人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但选择中产阶级这一群体作为表现对象恰恰体现了其小说人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乔伊斯的笔下，布卢姆一天中的社交和游蕩本身实在不足挂齿，而他那严重异化的"自我"则是作者和读者关注的焦点。在人性受到严重压抑，在人与人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精神壁垒的环境中，乔伊斯向读者展示的是一种时刻缠绕布卢姆心头的异化感和挥之不去的悲观意识。作为一部长篇巨着的第一主人公，布卢姆的形象在英国传统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他既是一个複杂而又耐人寻味的人物，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他既高尚，又平庸，既仁慈，又卑劣;既彬彬有礼，又唯唯诺诺。

《尤利西斯》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史蒂芬是异化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化身。

史蒂芬的悲观失望和不满情绪在同时代的爱尔兰青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个人危机远远超出了他与同室的医科学生摩莉根之间的纠纷，或他对母亲可能因他拒绝宗教信仰而伤心去世的内疚和悔恨。

事实上，史蒂芬的危机意识具有极其複杂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正如来访的英国朋友海恩斯在小说开头与史蒂芬交谈时所说，"看来历史应该负责。"郁郁寡欢的史蒂芬认为传统不是一种解放自我的积极力量，而是一股束缚自由乃至扼杀人性的破坏力量。"历史就像其他一个经常听到的故事一样"不断重演，而他个人则万般无奈地卷人这种无休止的循环模式之中。显然，史蒂芬已经意识到了个人的困境和危机，于是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心中的吶喊:"历史是一场恶梦，我正试图从中觉醒。"毋庸置疑，乔伊斯凭藉史蒂芬这一人物形象揭示了时刻困扰青年知识分子的深刻的精神危机。

《尤利西斯》的人物体现了现代主义特徵:首先，《尤利西斯》的主人公不是故事情节的驱动者，而是作者调控小说艺术形式的有效工具。坚决淡化小说人物的传统角色和职能，将其与故事情节剥离，并充分强调其对小说艺术的巨观调控作用，这无疑是乔伊斯在人物描写艺术上的大胆革新。儘管西方批评家大都对《尤利西斯》的人物与荷马史诗中的人物之间的对应关係讚不绝口，并认为全面了解这种对应关係是有效解读《尤利西斯》的重要前提，但他们对乔伊斯的创作意图及其人物的艺术作用却众说纷纭。

《尤利西斯》的人物无论在其扮演的角色还是在其发挥的功能上均体现出质的变化。显然，这是一种从情节的驱动者向艺术的调控者的重大转变。在《尤利西斯》中，建立在"荷马对应"基础上的人物不仅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艺术框架，而且也使这部表层结构看似杂乱无章且内容包罗万象的长篇巨着获得了某种稳定的秩序。

在《尤利西斯》中，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不但具有真实感，而且具有极强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呈现出多元、複杂、善变的三维世界特徵。人物的意识轨迹虽依稀可辨，但却恍惚迷离，游移不定。各种思绪、浮想、印象、感觉、回忆和展望互相渗透，不同层次的意识彼此交融。它们代表着一个个看似分散却并不完全独立的思想单位，犹如一个个杂乱的"原子"或"光圈"，持续不断地向四周闪烁和折射，构成一个纷繁複杂、生动有趣的三维世界。不言而喻，乔伊斯的鬼斧神工使英国小说增添了一种全新的人物模式--三维人物。显然，这种作为现代意识的微型载体的三维人物不但与传统小说人物之间具有质的区别，而且成为现代英国小说人物画廊中的艺术瑰宝。

内心独白:在《尤利西斯》精彩纷呈的创作技巧中，使用最多、作用最大的莫过于内心独白。顾名思义，内心独白是默然无声、一人独操的心理语言，或者说是用文字形式表达的无声无息的意识流。

通常，乔伊斯採用直接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意识活动，即让人物以第一人称的形式直接将本人的思想与感受和盘托出。读者看到的是人物原原本本的意识活动。

这种由直接内心独白表现的意识既不用解释，也不受作者的控制或支配，显得极其自然和坦率，的确十分接近思维的实质。《尤利西斯》的内心独白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各种离奇複杂的印象、感觉、回忆和欲望混为一体，形成一条来无影、去无蹤，飘忽不定、转瞬即逝的主观生活之流，使读者产生一种直接感和真实感。

在《尤利西斯》中，人物的内心独白不仅畅通无阻，而且同作者的第三人称叙述之间的接轨也十分自然，作者的叙述语往往与人物内心独白的视角保持一致，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繫。

作者在转轨或接轨时只是巧妙地将人称与时态作适当的调整，一般不留明显的痕迹，读者往往不知不觉地步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以下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布卢姆先生严肃地点了点头，凝视着对方一双敏捷的、充满血丝的眼睛(A )。神秘的眼晴，神秘而锐利的眼睛(B) 。我猜他是共济会成员，难说(C)。又同他在一起了(D)。我俩走在最后(E)。但愿他能说些别的(F)。"

这是布卢姆在参加一位朋友的葬礼之后遇到他的熟人科南先生时的一段内心独白。A句是作者的叙述语，其视角同布卢姆的内心独白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繫，使用的语域也基本符合布卢姆的文化修养和性格特徵。句中"敏捷"一词同B句中的"锐利"一词具有逻辑上的联繫。B句开始便是他的内心独白，其语义同A句保持着密切的联繫。从"充满血丝的眼睛"到"神秘的眼睛"，两者接轨自然稳妥，顺溜畅达。C句中的人称代词"我"则表明A句的第三人称已转变为第一人称，从而正式向读者发出叙述语向内心独白过渡与转轨的信号。乔伊斯的这种叙述笔法不仅在表现意识时取得了传神的效果，而且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物内心独白高超的驾驭能力。

此外，乔伊斯还採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现不同人物的内心独白。在他看来，既然人物的性格、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不尽相同，那幺，他们的内心独白形式也必然千差万别。他十分强调内心独白的表意功能，往往将其所表现的"自我"作为对人物性格的一种曝光。因此，在《尤利西斯》中，每个人物的内心独白都富有极其鲜明的个性，对渲染人物的形象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该小说中的内心独白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条理型内心独白;另一种是自由型内心独白。通常，条理型内心独白较为偏重理性的因素，而且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尤利西斯》所反映的大都是人物的思考、想像和推测等比较清醒的意识。此外，作品的流动也体现出一定的秩序和条理。与此相反，自由型内心独白则偏重非理性的因素，既不合乎逻辑，也不讲究连贯，而且具有明显的随意性。

《尤利西斯》所包含的大都是人物模糊的印象和朦胧的意识。在小说的三个人物中，史蒂芬採用的大都是条理型内心独白;摩莉使用的完全是自由型内心独白;而布卢姆的内心独白则是两者兼而有之。

1921年《尤利西斯》在美国和英国遭禁，直到1922年才由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屋出版了单行本。

第一版的《尤利西斯》已经拍卖到了每册10万英镑。在每年的6月16日，也就是奥波德·布卢姆在漫步都柏林的那一天，全世界的乔迷都会举办庆典纪念这部发明了现代小说形式的着作。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就有意识地将荷马史诗作为小说现代题材的"潜文本"，使两者之间形成平行对应关係。可该部小说面世以来，它的神话类比结构一直引起很多争论。《奥德修纪》对《尤利西斯》产生的影响，学术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观点。

作家郁青认为:《奥德修纪》对《尤利西斯》的影响是深层次的。神话史诗不仅为小说作者在创作时，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帮助小说获得内在的秩序和连贯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说以《奥德修纪》为神话原型，意在赋予看似平庸琐碎的现代城市生活以悲剧的深度，使之升华为一篇代表人类普遍经验的寓言。乔伊斯借用荷马史诗的原型意义和原型结构，是为了表达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后不久，乔伊斯在一封寄给姨妈约瑟芬的信中，建议她将《奥德修纪》作为《尤利西斯》的导读材料。由此看来，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有必要将它与《奥德修纪》这个"潜文本"对照起来，进行双重文本的解读。

长篇史诗《奥德修纪》记述了历时10年的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联军中英勇善战的伊大嘉国王奥德修在返回家乡的过程中长年漂泊、历经艰险的故事。史诗围绕着奥德修的回乡主题牵动着两条双向对应的情节线索--奥德修的回乡与其子帖雷马科的迎父这两条双向发展的主线。

首先，《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在人物设定上存在着平行关係:小说主人公布鲁姆与史诗英雄奥德修相对应;大学生史蒂芬与帖雷马科对应;布鲁姆太太摩莉对应潘奈洛佩(史诗中奥德修忠贞守节的妻子)。小说中有不少次要人物在史诗中也能找到对应的人物。

《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在人物、结构和细节上存在的摹仿关係，这一点已为中外的研究者们所公认。但关于乔伊斯运用神话类比结构的重要性上，学术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因为古希腊英雄奥德修与该小说究竟有什幺关係，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小说《尤利西斯》根本意义的理解。对此一些学者的观点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奥德修纪》与《尤利西斯》之间的平行关係是将英雄悲壮的历史和卑劣猥琐的现实进行对比。在古代英雄光辉的形象反衬下，布鲁姆、史蒂芬等现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会显得多幺卑微、苍白和平庸。这种平行对应关係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差别，是《尤利西斯》的讽刺意义和暴露作用的来源。学者约瑟夫.比奇(J. W. Beach)称:"将古希腊英雄的历险与当代爱尔兰纷乱、'瘫痪'的状态并置，很明显是对爱尔兰现今状况的讽刺性暴露"。 英国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 )说《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现卑琐和幻灭情绪的史诗"。

自《尤利西斯》问世以来。这类观点在乔伊斯研究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它最容易被人们接受。中国学者袁可嘉、侯维瑞、陈恕、李维屏等人对此均持类似的观点。以下是侯维瑞教授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中的一段有关的论述:

"忠贞不渝的王后潘奈洛佩变成了追求肉慾的蕩妇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马科变成了精神空虚的骚客史蒂芬;驰骋疆场、力挽狂澜的英雄尤利西斯变成了逆来顺受、含羞忍辱的广告商布鲁姆;美丽善良的诺西卡变成了轻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难道不是在走向沉沦和堕落吗?《尤利西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所要表现的，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全部历史:布鲁姆的庸人主义、史蒂芬的虚无主义和摩莉的肉慾主义正是现代西方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写照"。

第二类观点认为，乔伊斯的神话类比结构是一种隐喻的媒介，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超然的透视观点，以审视作品中人们的举止和言谈;同时它把平凡陈腐的事物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给20世纪的现代人灌输了永恆的尊严，体现了乔伊斯对现代人前途和命运的关怀。

美国文论家莱文(Levin )在论述《尤利西斯》时写道:"将现代主人公琐屑的生活习惯与深奥神秘的原始仪式联繫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细节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尤利西斯》(牛津大学版)的作者理察·艾尔曼称:"《尤利西斯》是《奥德修纪》的和平主义版本"。他指出布鲁姆继承并侧重发展了奥德修身上善良、机智的品性。布鲁姆，这位现代的奥德修虽然没有勇士般的强壮体魄，但他同样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鲁姆的胜利在于他的精神"，"布鲁姆身上最神圣之处在于他体现的人性"。

《尤利西斯》的中译本(天津百花文艺版)译者金堤教授承袭了艾尔曼的观点，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颂歌，讚美的是普通人无私的爱，该书的主旨在于歌颂全面的人，布鲁姆与奥德修都属于这类人"。

欧美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乔伊斯的目的在"借今讽古"。英国学者菲利浦·爱德华兹(Philip Edwards)称:如果当代与古代之间的比较存在着讽刺的话，那幺这种讽刺也针对古希腊"英雄时代"所谓的"伟大"。"通过与过去的历史、传说与信仰的平行类比，在某种程度上，乔伊斯是用今天廉价的事物来揭穿古希腊高贵的伪装"。 学者们立论的依据是《尤利西斯》的创作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四起之时，而战争的根源可追溯到荷马史诗所宣扬的穷兵黩武的"骑士精神"和价值标準。善良的布鲁姆对妻子的情夫并没有如史诗中的奥德修用残忍的手段杀戮了所有的求婚者，而採取了宽容的态度。《尤利西斯》体现了和平主义的一次胜利。

第三类观点认为:神话类比对理解作品的意义不大。美籍俄裔小说家纳博科夫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人物。在他的着作《文学讲稿》中，他写道:"我尤其要告诫你们不要把布鲁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中的无聊的闲逛和小小的冒险看作对《奥德修纪》準确的滑稽摹仿，在书中的每一个物身上，每一个场景当中寻找这种準确的相似，完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什幺比以陈腐的神话为基础而引伸，并延续下来的寓言更使人厌烦的了"。

着名的乔伊斯研究专家瓦尔顿·里兹(A.Walton Litz)也觉得不必过分强调荷马史诗在《尤利西斯》中的重要性。他说:"荷马史诗的框架，对乔伊斯本人创作时起的作用，或许要比它对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产生的作用更大"。在创作準备时期，乔伊斯头脑中积累了成千上万条素材和记忆，他迫切需要一些参照框架来赋予这部意识流小说某种秩序。《奥德修纪》被证明是最令人满意的参照框架。可一旦创作结束，里兹认为，这些框架如同建筑工程中的脚手架，需要被拆除，它所起的作用随之减弱了。

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就一部作品，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加以探讨，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以上列举的三类观点，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有不尽全面、失之偏颇之处。

"形式就是意义"，文学作品的内容是已经完成的形式，与形式不同分割。这是欧美现代形式主义者的着名论点。《尤利西斯》的神话类比结构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是一个含有意义、评价和阐释的结构。因此，荷马史诗在这部小说中起的作用，绝不仅局限在参照框架这方面。

的确，《尤利西斯》中几乎每一个与荷马史诗相对应的细节都可以用"反英雄"(anti-hero)的观点来解释。只强调讽刺意义而忽视布鲁姆与奥德修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相似性将是个极大的错误。

不少将布鲁姆称为"反英雄"的评论，通常会出现两种错误倾向:其一，将奥德修看作一位品行上无可指责的完美英雄的形象，是人类一切优秀品质的典範。事实上，乔伊斯不这幺看。他将奥德修作为一个"完整全面的人"，身上同时包含了人的种种优点和缺陷;第二种倾向，是将布鲁姆与奥德修仅作字面上、外在的或表层的比较。这样的比较往往只能发掘到小说讽刺性的意义层面。然而当读者以隐喻、象徵的视角来观照布鲁姆时，就能从这位生活上于都柏林的当代凡夫俗子身上找到古代英雄的性格特点。

德国哲学家谢林说过:"假如在反思中认识精神的奥德修斯，就会看到，他不断地寻找，经历了许多失望，走过了许多弯路，终于找到了自我"。

《尤利西斯》正是继承了《奥德修纪》"回乡母题"的意义和结构，给了它一种现代的阐释，或者说是作者借用了这个神话原型来表达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摺叠

爱尔兰着名作家罗迪·道伊尔(Roddy Doyle)在2004年的时候就曾批判《尤利西斯》乏味、过长，被评价过高，他说"人们总将《尤利西斯》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部小说之一，但我真的怀疑他们是否为这部小说感动过。"

《尤利西斯》是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9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被誉为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首，并被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

当作家将目光集中于作品的形式而非内容时，他们就踏上了一条错误的路途。"现在的作家总追求特立独行，希望让别的作家印象深刻。"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说，"带来最大负面影响的就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它是纯粹风格化的，空无一物，当你把那些矫饰的东西去掉后，你会发现这本书看起来很愚蠢。"

《尤利西斯》之所以能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不仅因为它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西方人的现代意识，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整整一代人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而且还因为它在创作手法和谋篇布局上标新立异，别具一格。

乔伊斯成功地发掘了人们头脑中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广阔领域，并深刻地揭示了爱尔兰乃至整个西方社会中现代人纷乱複杂的心理结构。

他大胆突破传统小说的时空界限，将人物瞬息万变，流动不已的意识活动和恍惚迷离的精神世界原原本本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尤利西斯》无疑是对传统文学的有力挑战，也是西方小说史上最富有新意和实验性的作品之一。《尤利西斯》以其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技巧足足统治了西方文坛半个世纪之久，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维屏(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摺叠

电影《尤利西斯》由约瑟夫·施特里克导演，1967年上映。

舞台剧《尤利西斯》由安迪·阿诺德导演， 2012年10，该剧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特隆剧院首演。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1882年2月2日出生于都柏林，1941年1月13日卒于瑞士苏黎世。他是意识流文学的开山鼻祖。 作品有:《尤利西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芬尼根的守灵夜》和《都柏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