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是个舶来词，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国家的一系列市民反对将垃圾处理厂、变电站等公共设施建在自己附近的“NIMBY（NotInMyBackYard，‘别在我家后院’）”抗议活动。及至中国，有学者注意到，“邻避冲突”在过去十年里有範围扩大化趋势，“成为任何大型建设项目都难以逾越的鸿沟”。自最初多地反对PX项目落地，到近年陆续出现的反对污水处理厂、变电站等公共项目建设，“邻避冲突”已成为各地政府在重大项目建设中时常遭遇的棘手难题。

专家学者认为破解邻避困境，需要加强公众沟通、做好信息公开，通过建立利益调节与平衡机制化解民众的牴触情绪；而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亦须消弭隔阂，共建社会信任。

总结起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是有的项目规划布局不够科学合理；

二是有的项目存在明显违法违规开工建设的情况；

三是有的项目在规划和建设中信息不够公开，忽视公众参与，对公众疑虑不能及时回应、有效宣传等。

需要指出的是，民众对于风险的忧虑会对任何细小环节的缺失或纰漏即便是技术性问题也会产生放大效应，加剧对政府决策的不信任情绪。比如此前有项目徵求公众意见时，因为问卷总数偏低或覆盖面低让民众觉得“被代表”，结果扩展到对整个项目的质疑。

邻避困境从微观层面看，除了人们天然的“趋利避害”心理，“邻避冲突”的出现是市民个体权利意识增强的必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个人健康、居住环境的安全越来越敏感，对影响自身的公共决策的关注和参与要求越来越强烈。从巨观层面看，“邻避冲突”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客观结果。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对垃圾处理、能源设施乃至养老院等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正在急剧增加，个体或群体利益与整体公共利益的矛盾日益凸显。破解“邻避困境”，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不仅事关经济建设，更关涉公共利益乃至稳定大局，是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重大公共治理新课题。

邻避困境

从公共政策的视角解读，缺乏符合现代公共治理规範的决策机制和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是引发“邻避冲突”的直接原因。时至今日，一些地方政府在邻避项目规划上延续传统由政府全权拍板的决策方式，使得这些项目走入“宣布上马—民众抗议—紧急叫停”的恶性循环，少则一拖数年。党的十八大强调，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式，根本上说就是应该“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而每一起“邻避冲突”归根结底都不同程度地违背了上述原则。

化解“邻避冲突”，本质上就是要强化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和做好各方利益协调。就前者而言，要通过加大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增进决策的透明度，最大限度消除民众各种疑虑。正如博罗县环卫局局长回顾该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建设时的感慨：“越保密，问题越多，迟早要面对百姓。”从该项目落地的全过程不难看出，决策过程的公开和对项目宣传，本身就展现了政府的自信，是赢得公众信任走出“邻避困境”的关键一步。这也是永福变电站历时逾15年后成功建成的一条经验。就后者而言，则要充分意识到，即便是体现公众利益的民生项目，也无法迴避市民个体或特定社区、群体的利益和诉求。综观境外化解“邻避冲突”的经验，用平等协商和生态补偿来平衡利益是颇有成效的做法。令人欣喜的是，在本报系列报导提到的潮南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陆丰甲湖湾火电项目建设中，引入了该做法。这也符合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入新常态

邻避困境针对邻避运动的社会背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薛澜教授做了简要介绍。他表示，当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也进入了新常态，并有几个特点：

邻避困境

第一是政策问题现在变得更加複杂，当前面临很多政策问题，其实是利弊都有，而且不是那幺简单的就能看出来是利大还是弊大，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就变得更加複杂、更加难以推行。第二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发生了变化，政府部门发挥的作用跟原来不同，原来很多决策政策部门就可以替大家做出利弊的权衡，但是现在政策部门不一定能够了解老百姓对利益的关切点，并且了解的不够全面。同时，新媒体的出现也使得很多公众要求参与政策制定，参与的能力也大大加强。这些情况的变化使我们传统的闭门的决策往往效果不好，甚至有可能做出的决策不为公众认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这里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他的体系和能力怎幺样能够更加的现代化。“邻避”事件的出现，当然对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来讲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但是对研究公共政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邻避”困境的实质，是政府的治理能力

“表面上来讲，我们看到邻避运动是这些利益的冲突，但背后是我们治理的一个困境，所以邻避的困境是一个如何提高我们的治理能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在发言中这样说道。

齐晔表示，“邻避”问题出现的根源，一是我们现在发展的阶段，工业化、城镇化，第二就是现代人生活的环境，和对自己权利意识的认知跟过去不一样了，自己的权利意识很强。还有政府的公信力，对照治理来讲，谈到透明、谈到法律、谈到效率，谈到有效性等等，而这些恰恰就是国家治理的问题，所以说表面上来讲，我们看到是利益的冲突，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些现象，背后却反映出社会治理的一个困境，所以邻避的困境是一个如何提高我们的治理能力。

齐晔认为，“邻避”思维对于地方经济的影响还不到“严重製约”这个地步，相反，“邻避”是推动中国国家特别是政府治理进步的一个巨大的机遇。老百姓现在都有了较强的权利意识，而且越来越多的民众寻求法律的途径来提出抗议，这是非常理性的行为，在落实法制化、民主化等方面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控制“邻避”风险，拒绝事前冷漠

邻避困境论坛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彭宗超教授以“邻避冲突与整体社会安全风险”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他指出，涉及这些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有可能会引发邻避冲突，政府是一个什幺样的风险理性状态呢？在他们做重大决策之前，往往对有关的“邻避”风险持漠视的态度，他们不太关注这个风险，以往很多的经验是做什幺都很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一旦形成了“邻避”冲突，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围观，演变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时候，政府对有关的社会稳定风险又会採取一个“放大”的措施，从漠视到过度关注，比如当地民众在项目上马时发生邻避冲突，很多情况就是小闹不解决，大闹大解决，一大闹最后咱就不干了，项目迅速下马，在决策过程中，也不管信用度问题，往往处在风险决策，尤其是“邻避”风险决策的悖论状态。

邻避困境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彭宗超表示，需要从一个全方位角度去思考，要做风险评估，做综合性的风险治理。他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邻避”风险高发的阶段，该怎幺样把风险化解？我们要把该做的决策做到，把流程规则化，做有规则的沟通，有规则的参与，有规则的互动，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好的治理‘邻避’的困境。”

“邻避”困境突围，要遵循法律路径

在探讨“邻避”困境该如何突围时，国家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谈到，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环境意识普遍提高，权益的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的大背景下，如何依法参与表达确保自己的权益，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注意的。在发现某一环节不够科学，就应该通过立法的程式，通过合法的路径解决，而不是动辄就是以所谓的保护自己的权益来挑战权威，因为现在应该是一个需要理性、科学和法治的社会进程，而不是动不动就自己走上街头。

在今后对“邻避”的研究方向上，贾峰谈到，我们探讨的“邻避”到底是什幺，到了三十年以后的中国，“邻避”又发展到什幺阶段，中国跟已开发国家的典型的“邻避”有什幺不同，这些事我们都没有搞太清楚，所以我觉得学术界、研究机构，很多方要细緻的做研究。

阳春网友李帅：如果政府部门对民众的承诺无法实现，就会让民众造成误解，有损政府、企业的公信力。

广州网友张仁瀚：很多本身经过论证的项目推行得不好，难做，跟我们的科普工作受到漠视有很大的关係。

深圳网友谌毅兵：共享机制，除了生态补偿外还要加上发展成果共享。项目在村里征地，除了补偿被征地的村民之外，能不能让村民入股项目，让村民从项目的获益中得到分红？

清远网友周少锋：邻避难题出现以后需要更多有社会责任的普通人站出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和方式摆事实讲道理，正面引导舆论，政府应该鼓励这些人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