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随着国民党军事力量在大陆的失败和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就连远在拉萨的西藏统治者都很清楚，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即将失去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指日可待。共产党胜利的讯息传到拉萨，西藏统治者们产生了严重的悲观，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对于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的威胁远远大于国民党。”

据《桑颇访问记》记载：“在拉萨，人们开始考虑逃亡印度，他们把贵重物品转移到印度或藏在寺庙中，寺庙开始购买印度的卢比。”“我记得，自己家中就装满了一袋卢比，并放在桌子上，一旦发生意外就可以随时逃走……”

而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而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是一件不容商量的事情。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班禅额尔德尼向毛泽东和朱德发出贺电，表达了敬意。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回电班禅额尔德尼，表示“西藏是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的，而“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实际上，西藏当局可不是这幺想的，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局”发了一封异想天开的信给毛泽东，表达了西藏方面的立场：

共产党总统帅毛泽东阁下：

西藏是观世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好地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直享有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权于外国。由于与中国的青海、新疆两省接壤，请您不要让共产党的军队越过边境，侵入西藏的领土。您若能向手下官员下达此项命令并认真执行，我们才能放心。西藏的一些领土，近年被中国占据，希望在您结束中国的内战后，能够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解决。

与此同时，西藏当局希望英美协助西藏达成抵御共产党“入侵”的目的，并派出“使团”。对此，1950年1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表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指责西藏当局的“外交活动”是叛国。由于双方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完全不同，军事冲突无可避免。

1949年4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覆灭，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此时印度的尼赫鲁政府已经预测到了解放军入藏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于是他们决定向西藏当局提供军事支持。6月，印度向噶厦政府交付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包括布伦式轻机枪144挺，斯坦机枪168挺和1260支步枪和大量子弹，藏军随即开始招募新的部队，扩充军力，藏军从14个代本（相当于团）扩充到17个代本，希望阻挡解放军的前进步伐。这些新式武器使得西藏当局有了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抗的底气。

与此同时，西藏发生了“驱汉事件”，7月11日、17日、20日，藏军分三批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和其他国民政府人员及家属还有一些汉族商人共130多人押解到印度边境，迫使他们返回内地，并对外宣称，这是为了防止共产党人，这一事件表明了西藏当局企图独立的野心。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表示：“人民解放军当年的任务之一就是解放西藏。”同时，传到昌都的情报说，人民解放军已经进抵汉人控制的康区与西藏控制的康区的交界处——金沙江西岸。5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号召西藏政府和人民接受西藏和平解放的方案，并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当局既不能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也不可能指望从英国或美国那里得到外援。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当局被迫派出代表去北京进行和谈，这样会避免西藏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7月，双方在昌都东北部约100英里处的一个村落邓柯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接触。邓柯地处甘孜至玉树的交通要道旁，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在该地区设定了一座无线电台。解放军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捣毁了这座电台。据逃回昌都的话务员描述：“我在无线电收发站内向窗外观看……他们已到了这里，有好几百人，他们一齐涌进电台的院子里。我告诉了在电台旁的索朗平措，可是他仍然继续发报，因而遭逮捕。他们已经在途中抓住了索朗多吉，我躲藏在一个食品柜里，他们始终没有打开看过。当晚我就爬出来逃走了。”拉鲁得到讯息后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他念经祈祷了一会儿之后，便命令驻扎在昌都东北部大约5天路程的玉树边境附近的穆恰代本马上带领他的军队返回昌都。其部队纪律非常严明，着重仪表，是藏军中的一支精锐部队。

拉鲁希望调集一支精锐部队，向玉树的解放军发起反击，解救报务员，夺回电台，并且对解放军备战给予沉重打击。他认为解放军初来乍到，对康区的百姓不了解，又不熟悉地形，这是发动突然袭击最佳时机。然而，事件并没有按照拉鲁的计画发展。邓柯地区的康巴人欺骗了穆恰代本，没有把解放军的确切方位告诉他，使他的部队中了解放军的埋伏伤亡惨重。

在噶厦政府看来，他们在邓柯战役中夺取了战术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他们打退了解放军的攻击，此战证明藏军能够同解放军较量。

在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毫无进展时，为了排除阻力，以战求和，儘早儘快的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维护祖国统一，解放西藏人民，人民解放军被迫举行昌都战役。

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中央、毛泽东和西南局、西南军区都极为重视。当时从中央到十八军主要担心的是粮食问题。1950年2月2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要求推迟进军时间，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十八兵团进驻雅安之两个团，因蓉雅（成都至雅安）交通受阻，食粮尚感不足，而入藏部队（指十八军）所需之大批食粮（这是该军最担心的问题，据张国华同志面谈，只要粮食有保障，其他任何困难都有信心克服）则更无法赶筹。”在6月26日关于推迟昌都战役给军委的报告也是根据“绝难提前抢运最低数量之粮食”而提出的。毛泽东8月23日同意西南军区关于昌都战役实施计画给西南局、西北局的电报中特别询问：“你们一万六千人（指五十二师和军直三个加强营、一个辎重团等部人数）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氂牛载运……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氂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8月26日康藏公路通车甘孜，支援司令部準备的物资已开始车运甘孜。

白利寺的格达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视作和平的希望。当时，格达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前往昌都游说，进而準备前往拉萨说服西藏政府同意和平解放西藏。

格达活佛早在1936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长征路过甘孜时，就与共产党进行过接触，到了1949年，共产党胜利在望时，格达活佛便派出4名使者绕道甘肃、青海前往北京去拜见朱德。朱德对格达的使者给予了热情接待，并让他们回去时捎信告诉格达活佛：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到甘肃了，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1950年7月24日，格达活佛到达昌都会见了总管拉鲁，他劝说拉鲁，“中国共产党反正都要解放西藏，因此宁愿採取和平的方式而不应诉诸武力。如果拉萨政府企图与共产党抗争，那不但会造成生灵涂炭，而且还会导致佛教和寺院的毁灭。”他带来了共产党提出的三点和平建议：1．西藏必须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2．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边境地区必须部署人民解放军。3．西藏必须断绝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切联繫。格达对拉鲁说，如果西藏接受这些和平建议，解放军就没有必要进军西藏，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就能得以维持。拉鲁把这些和平建议提交给了拉萨当局，拉萨方面回覆说“可以考虑这些建议”。

8月22日，格达活佛突然去世。多数人认为他是被毒死的，也有人说格达活佛是被当时驻昌都的英国无线电报务员福特杀害的。无论如何，格达活佛的死阻断了双方的谈判，也坚定了中央军委发动昌都战役的决心。

正当这个战和难定的关键时刻，拉萨当局委派阿沛为昌都总管，接替拉鲁。阿沛的态度在他前往昌都途中对所遇到的官员发表的言论中有所反映。据功德林喇章的一位官员回忆，阿沛曾对他说，“西藏斗不过中国共产党，因为汉人拥有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官兵。”“他确信设法进行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要比武力对抗好得多”。

新任的昌都总管阿沛与拉鲁的主张大相逕庭，拉鲁倾向于进行武力抵抗，不管有没有成功的可能都要誓死抗争。阿沛则倾向于妥协，他认为没有必要激怒解放军，拆除拉鲁修筑在山顶上的防御工事。不久，又停止招募更多的康巴民兵。

据拉鲁回忆，阿沛刚到昌都不久就提出，他认为昌都这个地方太小，没有必要由两名噶伦共同驻守管理，他建议拉鲁离开昌都到玉树南部琼布色达去开闢一个新的作战根据地，而他则留驻昌都。阿沛的行事颇像那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总督”叶名琛。面对解放军大兵压境，阿沛判断失误，导致了昌都战役完全按照解放军的构想进行。

在防御上阿沛没有建立一支常备的后备军。藏军全体官兵除了几百人留守昌都之外，其余军队都被分散布防于边境沿线；人民解放军随时都可能突破藏军的防线，而边防军后面并没有设定第二道防线。英国人早在15年前就提出有必要建立一支后备军，但是这一报告显然从未被康区的官员採纳过。1950年7月，藏军设在邓柯的电台被捣毁之后，在拉鲁的一再请求下，阿沛从拉萨带来了两部手提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可是他决定不在金沙江沿岸边境地区设定这两部电台。于是拉鲁带了一部到洛隆宗，另一部则留在昌都闲置着。在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之前，福特试图说服阿沛将那部闲置未用的电台送到战略要地类乌齐去，以便能够及时迅速地收到有关拉贡昂达撤退路线的情报，但遭到了阿沛的拒绝。随着9月底的到来，许多人都推测冬季的临近意味着中共军队可能不会发动进攻，从而使藏军逐渐放鬆了警惕。

十八军制定的昌都战役方案也于9月22日被西南军区批准，但张国华仍不下达具体执行的命令，因他在考虑如何携带和向昌都运输粮食。直至他与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在甘孜访问土司头人并取得他们出动大批氂牛投入运输的承诺后才下命令。这些，足以证明各级领导对粮食的重视和粮食对作战的关係，以及后勤工作包括藏胞支援的重要性。

与西藏方面的举棋不定、临阵换将、布置失当相比，人民解放军则布置十分周密。9月13日，18军党委发出昌都战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队恪守政策纪律，团结藏族人民，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精神，严格节约粮食，保证“战役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全胜”，“为西藏人民立下第一功”。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的序幕拉开后，实施外线远距离大迂迴的北线右路部队（一五四团和青海骑兵支队等），在高原上纵横跨三个省区（西康、青海、西藏），14天走了约1500华里，穿过横断山脉，两渡金沙江和澜沧江及许多不知名的山河，在甲藏卡和类乌齐等地打了几仗；因连续行进，许多战马先亡，不少骑兵变成步兵，终于在军、师要求的时间内，赶在藏军西撤之前到达昌都以西称为“五路口”的恩达，艰苦地完成了大迂迴包围的任务。然后从西往东堵击由昌都撤出的藏军，胜利地配合主攻部队，将昌都地区的藏军全部、乾净、彻底地歼灭。

为实现深远的战役大迂迴，五十二师前指及所属一五四团提前于10月6日凌晨开始渡江，并迅速向预定目标前进，8日至青海省玉树以南的巴塘（注5）草原；骑兵支队于7日从玉树出发，当日抵巴塘草原。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已于6日到达此地,配属骑兵支队行动。郄晋武团长和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夏川具体组织协调部队行动。师前指于8日赶到巴塘草原,8、9两日，按骑支、师前指和一五四团的序列向西南继续前进。

五十二师主力于7日开始渡江，12日渡江完毕。渡江后，一五五团在右，向生达、昌都攻击前进；一五六团（欠一个营）、军炮兵营在左，沿玉曲、都兰多之线，直取昌都。师指沿一五六团路线跟进。一五五团先头部队前进途中，获悉牙夏松多藏军和民兵驻防，即向牙夏松多奔袭，毙伤和俘虏藏军10余人,余部溃散西逃。

迂迴部队渡江后，南北两线的几路攻击部队，分别在几个渡口陆续渡过金沙江，迂迴部队和跟进的北线左路主攻部队渡江时未遇藏军抵抗，北线左路和南线攻击部队在德格岗托和巴安（现巴塘）西北之宋瓦卡美两个点渡江时遇阻强攻，虽我伤亡较大，但都很快渡江成功。渡江后，北线左路主攻部队在小乌拉等地遇到藏军较强的抵抗，藏军在我强大攻势下被歼灭或弃阵溃逃。

为了不给藏军喘息机会，各部队忍受着空气稀薄、饑寒、劳累等痛苦，日夜兼程，连续作战，连战皆捷。岗托方向的北线左路攻击部队在追击中，于同普之足雍将大股藏军歼灭。南线之五十三师一五七团，歼藏军近一个甲本（相当小连）。在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和政策感召下，藏军第九代本主官德格·格桑旺堆于10月11日率部起义，宁静（现芒康）和平解放。云南之一二六团，消灭和驱逐“民兵”、僧兵和一部藏军，占领盐井等地区。一五七团和一二六团随后向西发展，并分别执行拦截藏军之任务。昌都藏军无力抵抗，弃城西撤，北线主攻部队一五六团随之进城（左路部队和一五五团相继跟进），并消灭没有撤走的藏军200余人，昌都从而解放。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残部西撤至拉贡附近，当听说解放军已堵住去路后，折回昌都西的朱古寺，与解放军联繫后，令藏军2700余人全部放下武器。1950年10月24日，战役全部结束。

从10月6日至24日，昌都战役历经19天，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可以说，在昌都战役中，藏军主力已被消灭。

昌都战役不是为战而战，也不是只为消灭藏军和解放昌都而战，仍是为和谈而战，打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昌都战役情况传播到西藏各地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发生分化，摄政达扎不体面地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达赖亲政后，即于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权代表5人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其中，首席代表是阿沛·阿旺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