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小姐，表面看是一种色情服务，源于国内许多城市大街上的“包小姐”小广告，这种小广告一般都有吸人眼球的美女图片、一个广而告之的手机号码，还有最为醒目的“包小姐”三个字。

然而，“包小姐”小广告并不是介绍卖淫，而是一种诈欺手段，不洁身自好的人看到这种广告往往会打电话过去，对方会要求你到一个指定的地点，然后通过以先缴纳费用的形式让你往对方指定的账户里打入一定的金额，打入金额之后，对方的电话就关机甚至停机，造成当事人被骗。

所谓的"包小姐"就是诈欺，打电话过去，"包小姐"只会让你不停汇钱。

首先是在街头广贴美女图片诱惑男性；其次，当对方上钩后会以第一次交易为由要求先汇服务费，表示只要汇钱马上就派人来接；最后，电话要求再次汇款，数百元的保证金，见面退还，但只要汇出，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包小姐”诈欺是这两年新兴的街头诈欺招数，尚未形成规模化团伙作案，更多是家庭式“诈欺作坊”，两人行骗方便、安全，一人外出贴小广告，一人在家坐等电话。

专家表示，街头诈欺一般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打馅饼牌，一般以中奖为由行骗；第二类是打震撼牌，比如亲人出车祸，孩子被绑架等等；还有一类就是打情感牌，像“包小姐”小广告就属于情感牌。

“包小姐”小广告既是一种街头诈欺，又融合了电信诈欺的手段，本质上是两者的融合。北京师範大学教授刘德良表示，在实名制推广之前，很难去找到小广告电话的真正所有者或者使用者，这就为这种违法行为、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则认为，“包小姐”小广告的社会危害实际上非常大。第一是隐匿；第二是被害人群体比较大，被害人往往都是一些外来打工人员，外来一族或者生活不是特别有保障的人群。

专家表示，虽然“包小姐”小广告属于违法行为，但对于张贴“包小姐”小广告的个人来说，处罚力度相对较轻，在北京基本上只能依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警告或罚款，这成为小广告诈欺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此外这种街头诈欺广告抓住了人们的某些心理，比如金钱、名誉、欲望等等，所以才会有人上当受骗，“包小姐”实际上是以前招男公关、借腹生子等骗术的升级版。

近日，上海一“娱乐会所”的张老闆通过路边张贴的小广告，来崑山招聘“服务小姐”，结果不但没招到人，还被骗了14000元钱。

张某在上海经营的“娱乐会所”最近人手正紧，前几日其看到路边张贴的小广告上有提供KTV娱乐场所“服务小姐”的中介信息，张老闆就试着拨打广告上的联繫电话“谘询”一下，对方热情地向张某进行“业务介绍”，还传送了小姐的照片给张老闆过目。张老闆看后非常满意，与对方谈妥了中介价格并答应到崑山“当面交易”。

记者在北京调查发现，在全市多个区域都有“包小姐”的身影，主要分布在三环到五环之间的捷运、高校、办公楼、住宅区附近，人流量较大的街道上，有的密集路段每隔三五米就有这样的小广告。据市民介绍，“包小姐”小广告虽然出现时间不长，但从内容到形式快速升级，最初的白纸黑字已经被充满诱惑力的美女图像取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包小姐”三个大字。

合併图册

记者搜寻“包小姐”，发现仅百度的搜寻结果就达458万个。全国许多城市都有“包小姐”的身影，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包小姐”小广告甚至贴到了中国小校附近。记者在北京城区的十个地段随机蒐集了50个不同的“包小姐”手机号，依次拨打，对方都声称可提供色情服务，价格100元到500元不等。她们都表示，从事这一行业已很久，安全有保障。在电话交谈过程中，记者发现，绝大多数接线员都要求记者就近去一家银行联繫接头，而其似乎又对北京的地理位置并不熟悉。

对方称自己所在位置离记者所处的银行很近，只要记者通过银行的ATM把服务费打入相应银行账号就可以马上见到小姐，并在电话中承诺不满意可以退款。记者按约定汇出了一百元钱，随后再次打通了对方的手机。

记者随后与多个不同号码的“包小姐”联繫发现，对方都会要求记者先到银行汇服务费，再安排“小姐”来接，在汇去服务费之后，对方会以担保金、床单费等名目来要求二次汇款。如不肯汇款，对方就说是没诚意。记者要求退款时有的虽表面答应，但再打电话就联繫不上对方了，在整个过程中“包小姐”都没有露过真容。

2013年，河北承德警方在七八月份连续抓获四起“包小姐”小广告诈欺案，先后查获“包小姐”广告8500余张，银行卡12张，手机11部。其中一起案子中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是夫妻关係，两人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在路面张贴“包小姐”广告，妻子则在家里接听电话和操作银行卡，受害人的钱打到妻子的卡上进行交易。警方表示，“包小姐”广告的印刷成本很低，留的都是异地电话，最终通过银行卡打钱，侦破难度大。承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队长张靖楠说，这种案子说白了受害人是在做不光彩的事情，他不愿意报案，而且就是案子破了他不也乐意作证

“包小姐”诈欺术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底层互害”的例证。从加害一方看，据记者查证，他们大多是地处河北邯郸和邢台的贫穷村民，尤以邯郸市邱县古城营乡一带的农民居多;从受害方看，他们大多是一些外来打工人员，为了解决性饑渴，他们最容易上当受骗。因为印有充满诱惑力的美女图像及“包小姐”的字样极易让他们将此当作招嫖广告，且服务一次100元的低价承诺，也恰好契合他们的经济收入。

正因如此，看完节目，大多数观众对骗子充满了无比的愤怒。同是底层人，——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作案者大多是夫妻或者亲戚，丈夫在外到处张贴花6分钱成本印刷的小广告，妻子躲在家里接听电话和操纵银行卡，为什幺要专找同是弱者的外来打工者下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告诉记者，“包小姐”的被害人往往都是一些外来打工人员，外来一族或者生活不是特别有保障的这些人。)难道正应了鲁迅那句话，“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

对这些骗子，我们必须摈弃廉价的同情，不能以“为生活所迫”的藉口为他们开脱。而是应该剥去他们的身份外衣，将他们还原为一群骗子进行法律考量。

细分他们的骗术伎俩，大致有这幺三种：一是广告诈欺;二是街头诈欺;三是电信诈欺，其“高明”之处就是融合三种骗术于一体，因而成功率极高。

按理说，警方应该对被抓获的骗子予以法律处罚，但从北京、浙江湖州等地警方的处理结果看，处理明显偏轻。如北京，警方只按照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对他们进行警告或罚款，这显然是罚不当责。在繁华街道乱张贴“包小姐”小广告，固然有碍市容市貌，对张贴者按照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处以警告或者罚款是必须的，但应该看到，张贴者本身就是骗局的製造者，与躲在家里的妻子或者亲戚属于同一个诈欺团伙。因此说，将其乱张贴“包小姐”的行为定性为有碍市容市貌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该将其与隐在幕后的团伙一併按诈欺罪定性和量刑。

从其实施“包小姐”骗术的恶劣程度以及造成的危害範围之广和程度之深分析，指控他们犯了诈欺罪一点不冤。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建议警方按此规定对骗子从严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