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机构：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16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张广华，1929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1945年8月参加革命，1947年5月入党。长期在军队领导机关做机要、秘书和宣传工作。1973年11月后从事军事研究工作，1987年9月离休。《战略学》、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撰稿人之一；《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新四军第三师》及续集等书编辑组成员及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过军事理论、军事历史等方面文章20多篇。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祖国的发展强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全国人民民众生活水平的显着提高，感到十分欣慰。

一九八七年九月离职休养以后，先是应约为一个刊物写一篇宣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稿，继而引发一个想法，就是利用休息时间，宣传一些我比较熟悉和有所了解的军队高级将领的光辉业绩，为弘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做一点事情。因此陆续写了十多篇稿子，刊发在《炎黄春秋》、《军事历史》、《百年潮》、《党史博览》和《大将风云录》等书刊上，算是基本实现了这一愿望。这件事大体做了之后，考虑对自己参加革命队伍后的经历做个回顾，写了回忆文稿。目的是检查一下几十年来，在认真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的同时，还有什幺做得不当或不对的事情，吸取些经验教训，向战友和自己后人做个交代。

我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八日（旧曆正月初九）生于江苏省涟水县第三区瓦墟乡（现为岔庙乡）张庄一个农民家中。我们庄北距高沟十二华里，南距马圩六华里。在江苏省来说，涟水是一个贫穷县，而我们张庄在涟水地区来说，又是一个更为穷困的地方。在我出生时，家中有土地廿五亩，有祖父、祖母、二伯父、二伯母和我的父母等十几口人，是一个大家庭。祖父张习如，祖母安氏，他们均为文盲。大伯父幼年夭折，二伯父张维岗亦为目不识丁的文盲。我的祖父执意要让他的三儿子——我的父亲张维常读书识字，因此父亲得以读书十年左右，在淮阴师範毕业，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算一个有文化的人了。父亲生于1900年，母亲余氏生于1903年，他们先后生过四个或五个孩子，但成活的只有比我大五岁的姐姐和我两个人。据说，在我出生后，母亲还生过一个妹妹，活到两岁左右病死，这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还存有一点印象。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父亲、二伯父亲兄二人分家。主持分家事务的是我的住在左圩附近的“二姑爹”（即我祖父的妹夫），他老人家威望高，当时二伯父与我父亲都愉快服从了一切分家的安排。我的家分得十二亩半土地，三间草屋及若干家用杂具。由于两家仍住在一个院子里，加上农民自私心理作怪，分家后没有几个月，伯父与我父亲常常争吵，有时甚至动手打架，惹得我的祖父祖母极为生气。在这种时候，二姑爹就来我们家和祖父一起把他们兄弟二人大批评一顿。

父亲在与伯父分家前，以教书为生，先后在本庄和高沟附近教国小。分家后，只好放弃教书生活，在家种地。他因自幼读书，对农活不怎幺在行，只得拚命苦干，企求在经济生活上有所改善。旧社会兄弟分家，双方总想在经济上超过对方，怕穷下来面子上难看。所以父亲、母亲拚命地干活，加之生活条件差，他们的体质逐渐下降，不幸在一九三九年旧曆正月廿三日和一九四○年旧曆八月廿七日，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二伯父、二伯母在我父亲病危时，也十分悲痛，兄弟之间的情谊在生死关头表现得还是明显的。他对我父亲痛哭流涕地说“我对不起你啊”，表示一定要照料好我和我的姐姐。全家艰难地度过了那些难忘的悲痛日子。

读书生活是在比较曲折的情况下走过来的。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我先在本村由父亲教的一个私塾读书，一九三五年，在村南远房叔叔张维方教的私塾读书，此时该校名为私塾，实际学的东西已不限于“三字经”、“百家姓”之类，而且教流行的白话语文课本，“咕噜噜、咕噜噜，半夜起来磨豆腐，价钱少，养料足，吃肉不如吃豆腐”，这个课本上的顺口溜，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七周岁即1936年开始，我报考到离家四里的郑庄国小读二年级，在那里读了一年多。由于年龄小，常受别村大同学的欺负，我们庄上的几位叔叔，也在郑庄国小读书，对我有不少关心和照顾。有几次，我们庄与万庄、吴庄的同学真的动手打了起来，我也拾起土块，参加到里面混战一场。我的父母在生活学习上对我特别关心，遇有雨天或颳大风时，就到万庄附近接我回家，生怕在路上出现什幺异外事情。

一九三七年，我父亲被庄上人推选为甲长。他坚决不乾，知道那是吃力不讨好，上下难办的差事，但没有推掉，无可奈何地担当了这个差事。不久，国民党政府要训练壮丁，每甲要抽一些人参加，我父亲和另外几个青壮年每隔一两天要到乡里参加训练，实际父亲此时已三十七岁，艰难的立正、稍息、开步走等等伫列训练，搞得他疲惫不堪。甲长是要带头受训的，他想不乾也不行，心情十分不畅。这时，我的姐夫吴洪宾（姐姐尚未出嫁，因为是“老上亲”关係，他们是年幼订婚）家孙桥新开办了一所国小，我父亲在一九三七年同吴洪宾的父亲吴益山（其妻是父亲表姐）商量，让我到孙桥国小念书并住在他家里。吴益山高兴地同意了我父亲的意见。后来，我还在左圩余庄我的舅父家读过几个月的书，也在我们庄南的高庄读过几个月的私塾。一九四一年夏天，初小毕业，同年秋天考入马圩高级国小。

在我读私塾和初小时，有些情况在我记忆中留下较深印象。一是记忆力强。在我叔叔张维方教书时，我每天学三四篇新课文，背会了就教新的，一个课本不到一个月就学完了，可是书上的字，并不都会写，更难说讲得清楚了。我的记忆力之强使老师同学都感到吃惊。二是调皮贪玩。这也决定我读书时并不很认真，实际靠小聪明学习，扎实性，刻苦精神甚差。有时为了放风筝、逮蝈蝈、踢毯子，就逃学在家，每当父亲发现这类情况时，少不了狠批一顿，有时还动手打人。有一次我与几个同学去逮蝈蝈没有上学，私塾高老先生髮现后打了我们的手心。我们对此很为不满，寻机惩治他一下，恰好发现老先生的夜壶放在房子外边，我与一个要好的同学逮住一只癞蛤蟆，使劲塞进夜壶里，那位高老先生夜里把夜壶拿上床撒尿，癞蛤蟆在里头乱动，他吓得不知所措，夜壶翻倒，撒了一床的尿。第二天，老先生大发雷霆，竭力追查，但毫无结果，只得不了了之，还有一次在余庄上学时，因为对老师批改作业不满意，在教室无人时，就在黑板上悄悄写下：“老师太坏”几个字，结果被老师查出，在我左手心上打了二十下，第二天左手心肿得老高，如同小馒头一般，舅舅余立芳为此十分气恼，跑到学校同那位老师大吵了一顿，几乎厮打起来，从此我也就离开了这个学校。

淮涟中学

一九四○年秋天，淮海地区为八路军解放以后，抗日民主政府把文化教育事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特别注意对青年学生的培养，以培养革命干部，壮大抗日力量。开办中学，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

我们张庄西南三华里左右的安庄，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开办了淮涟中学（即淮阴、涟水两县联合办的中学）安庄分校，我与本庄张维信叔叔同时到该校报考，考试结果，他上国中二年级，我上一年级。上半年教我读书的马绍宽老师也同时考上了该校，与我同在一年级班里学习，学习成绩比我好得多，因此学习中遇到一些问题，还不时请他帮助解决，他乐意继续给我以指导，实际上他成了我的辅导老师。那时学校没有什幺正规的铅印课本，各门课本都是由设在梁岔附近的总校统一印的油印材料。但印刷非常清晰，钢版字刻得非常漂亮，我们每次接到讲义后都非常高兴，并惊叹、羡慕不已。安庄分校的老师，都是附近的有文化的青年或中年知识分子，语文老师桑叔珍是淮阴师範毕业生，化学老师安平军，是我的表哥，他是镇江医专毕业生，教英语的安老师也是一位中学毕业生等等。应该说，各位老师的教学都是有相当水平的。当时我最感到吃力是数学，由于我唯读了一年多高小，基础很差，一下子学习国中算术，确实感到很困难，以致有一次算术考试只得了四十多分，狼狈极了。

随着对敌斗争的开展，涟水地区抗日形势日益发展，根据地不断有所扩大，而涟水城及其他据点鬼子的势力在不断缩小。因此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安庄分校改名淮涟中学第二分校，并把校址由安庄迁到岔庙东北八里左右的“油坊庄”。那里离我的姐夫吴洪宾家只三华里路，我当然很高兴地继续到油坊庄去读书。学校的老师，这时有很大变化，新增加了许多新老师，原有的老师有的就没有继续去那里工作。

校长是一位在淮阴师範毕业的黄赞勛先生，他当时有四十岁左右，语文、政治水平都比较高，深得同学们的爱戴。据说，他是我党早期党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的。此人解放后在淮阴师範教书。六十年代病逝于淮阴。在油坊庄上学时每天都在我姐夫家吃住，由于得到姐夫、姐姐的关怀照顾，各方面都是比较方便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淮涟中学二分校又由油坊庄迁到孙桥（岔庙北五里），我上学更方便了。特别是学校照顾我家庭经济困难，给我免一伙食半费，每天中午都在学校吃一餐比家里还要好一些的一伙食。说是“好一些”一伙食，实际每餐也只吃些玉米面及山芋等，每星期可吃三四次白面馒头，每餐有一个菜，数量不太多，猪肉则谈不到，大概每个星期可吃到两次有点肉的菜。儘管如此，比之家里的一伙食还是好些的。我们这些比较穷困的学生，对抗日民主政府的照顾，都非常感激，对共产党的热爱心情也不断有了新的提高。

作者张广华

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在淮涟中学二分校毕业（实际唯读了二年国中），并由学校发给了国中毕业证书。看来很可能是在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抗日民主政府迫切需要青年干部而让提前毕业的。我回家后没有几天，二分校即来信，让我到学校去，準备为我安排工作。我当时的思想是仍想继续读书，觉得年龄小还是读书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没有答应二分校给我分配工作的要求，学校也同意了我的考虑，未给我分配什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