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加藤嘉一是一名曾旅居中国多年的日本人，以北京为据点，在众多知名媒体上发表言论。加藤先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这对他深入中国社会起到了决定性的帮助。并且，加藤先生在中国已出版了数本着作。积极的社会言论活动使得加藤先生在中国的知名度和人气急剧上升，他的见解和观点已成为中日关係民间交流的重要声音。

本书最初是在加藤先生的祖国——日本出版的，原本是加藤先生写给日本读者的一本书。此次引进本书，除了看中了加藤先生在中国的高人气以及出众的社会思索能力，也希望能够让中国人了解加藤先生以及其身后的日本社会对当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看法。加藤先生非常高兴这本书能被中国引进出版，欣然为本书中文版作序，并且为中国的读者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以及提供图片，使本书内容更为充实。

本书的日文名直译为《我愿做日本海的桥樑》，加藤先生的心愿是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桥樑，消除彼此间的忧虑和偏见，为两岸送去一股清新的风。

疑问1 中国有自由吗？

很多日本人，还有绝大多数所谓“西方人”都认为中国没有自由，或至少缺乏自由。据我所知，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却充满着傲慢与偏见。

确实，每次我回到日本，不少人都会问我，“在那种国家，你能自由讲话、活动吗？你平时是怎幺生活的，在封闭的环境写作有意义吗？”

特别是关于言论的自由，相信有很多日本人对中国持有这样一种印象：政府实行彻底的管制；只要敢批判政府，马上就会被抓去坐牢等等。

从结论来讲，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至少在生活上，人们过着自由的，处于极端个人主义的日子。有不少次，我甚至感到中国在某些方面比日本还要自由，这里说的是生活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这是我作为一个日本人，以北京为根据地，跨越日中两国跑来跑去的过程中的对比性感受。

当然也有反对的意见。确实，中国国内的“行动自由”要受到很多限制。比如户籍制度，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已经确定你拿的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这些区别还根本性地影响你的身份与发展机会。这些现状是日本人无法体会的。所以，对中国有一点了解的日本人会笑，想拿中国跟日本比较，是连门儿都没有的。

那幺让我来问你：

对于你而言，自由究竟是什幺？

你能凭哪一条拍着胸脯说“日本有自由”，并嘲笑“中国没有自由”呢？

当初我到中国时，首先感到惊讶的就是大众高度的政治意识。

比如说，有的北京计程车司机，可能没有是受过高等教育，然而读起国际新闻来如痴如狂。他们甚至会一边开车，一边拿出一个个政治话题向乘客们进行连番“轰炸”。

学生也是如此。一到傍晚，他们就会凑到校外的大排档上，一边喝啤酒，一边热烈地谈论政治。比如中国今后的走向、法律制度、经济问题、外交政策、贪污腐败问题……在我看来，他们的讨论有一定的深度与现实性，而且许多学生认为这些问题与自己的未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

在日本的大学，要是有这样的学生，周围的人肯定会把他当成个“麻烦人物”，对其敬而远之。不仅年轻人如此，在整个日本都瀰漫着一股氛围，大家儘量避免在人前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儘量不主动讨论政治话题。这恐怕与日本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日本人的国民性有关。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谈论政治，既不会招人厌烦，也不太需要分场合，除非是在报纸、电视、会议等公开场合。知识分子自不必说，从计程车司机到在校学生，无论是谁，都在日常生活中谈论着政治话题。他们的意见往往也是辛辣而尖锐的。因为在中国，对各种“政策”进行批判（非政治）是用不着忌讳的，至少在私人场合下，或朋友之间。

那幺，中国是一个没有任何禁忌、完全开放的国家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存在着一些板上钉钉的禁忌。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不直接谈论或质疑共产党领导权的问题，其他的话题，尤其是与经济、社会政策相关的问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灵活谈论的。当然，与共产党领导权有关的问题既广泛，又模糊，需要认真、慎重地去对待，免得麻烦，也要注意具体的表述方式。但一般来说，根据我的经验，除了一些个别情况，至少不会出现“只字不许提”的情况。比如我在中国国内的多家媒体上，就发表过多篇专栏文章，探讨了关于西藏问题、民族政策、人权、政治体制改革等触及到巨观政策核心的问题。当谈论这些敏感问题时，不得不承认，我始终有意规避那些牵涉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权或合法性的表达方式。我认为，只要是善意地讨论中国的现状与未来，许多问题是可以通过表达方式的调整来加以应对的。可见，中国的意见市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换作媒体始终拘泥于政局讨论，而非政策讨论的日本，应该做不到这些吧。

日本是堂堂的民主主义国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参政权都受到来自宪法的保护，日本也可以说是法治社会。但在这个国家，存在着许多“眼睛看不到的忌讳”，它是来自文化，甚至是意识形态上的限制。

这些忌讳就好像“空气”一样瀰漫在我们周围，只要一说出口，马上就会遭到猛烈的抨击，最后不得不以修正和谢罪收场。

而且，“眼睛看不到的忌讳”越多，社会就越萎缩。自我约束的範围不断扩大，自由的言论和表述不断被封杀。“东日本大地震（3·11地震）”之后的民众纷纷自行取消娱乐活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现在的日本让人觉得闭塞，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的背后感受到了由这种自我约束和控制而产生的无形压力。

在此，请让我再问你一次：

对于你而言，自由究竟是什幺？

只要有选举制度，只要能让你投票，就是自由了吗？

你能拍着胸脯，毫不犹豫地说自己行使了自由吗？

我体会过，至少在中国，有着自由的“空气”。只要不触及几个明确的禁忌，不但任何离奇古怪的意见都能说出来，而且有趣的创意会被人加以採纳，有能力的人也会越来越得到重用。这种看似是“半径5米的自由”，岂不是更能创造出社会的活力吗？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讨论日本和中国究竟哪个国家更加自由，而只是想简单“推翻”日本读者们平时盲目认为“日本自由，中国不自由”的绝对假设，提供一些活生生的、现场的素材，以便大家更加立体地观察他人，反思自己，从而不停止思考。

我由衷希望日本与中国的民间社会之间能够坦率、正直地讨论“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并且深信，这种讨论必然扩大日中之间更加“自由”的交流空间。

疑问2 共产党是绝对的“一党独裁”吗？

把中国崛起看作是“问题”和“威胁”的日本人，一提到中国，脱口而出的就是“中国是共产党的一党独裁”。

确实，中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保持着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从建国至今，新中国的政党政治也经过了几次重大的变化，如今，我们仍然需要不带偏见地关注下去。既然中国的发展直接影响世界的繁荣，那幺，我们也有责任关注，并且参与中国的改革。

只是，当今所谓的“一党独裁”，是否像一部分日本人想像的那样，带有“极权主义”的色彩？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当然，这要抛开毛泽东时代不说，因为他是一个具有超凡领袖魅力的人物，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今后的中国共产党要想走向极端的威权主义，我想，其可能性近乎为零。

首先，要知道中国共产党有8000万以上的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这一数字大大超越了英国或法国的人口总数。那幺仅以常理思考，如此人数众多的团体有可能团结在一个方针下，一齐“向左转向右转”吗？

答案当然是“No”。

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见和立场。不像外国人想像的那样铁板一块的，观点也好，价值观也好，利益也好，都是五花八门，错综複杂的。

比如，假设某个领导推出了违背全党方针的一项极具自由主义的政策。与此持相左意见的领导只要拉到了大部分“党内舆论”的认同，那幺那个人就再也难以继续持有原来的立场。不但他提出的政策会被推翻，最惨的是会被拉下现在的“宝座”。这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将就此宣告结束。

在这里，最为关键的要点是什幺？

如今，除了党内舆论，作为党内舆论后盾的“国内舆论”或许更加重要。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要决定一项政策就绝不能忽视国内舆论，是一点不为过的。中国的老百姓不但具有了如此程度的发言权，而且伴随着网路的普及，网民数量超过了5亿，“舆论”对谁而言，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比如，在每年春天举行的“两会”上，人大代表们会对经济和社会政策提出各种方案。网民们则时刻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讨论和批评遍布整个网路，随处可见他们对提案的想法。这些声音是绝对无法置之不理的。因为对于决策者们而言，跟国内舆论站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掌握党内的舆论。

在这里我没有任何意图去高估大众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与作用，只是想适当否定不少外国人持有的“中国的政策都是靠中共一党独裁决定、推行、评估的”这一过于简单化了的成见。在当今中国的决策过程中，确实有着大量有政治抱负的人民的参与的。我甚至认为，就政策与舆论的关係而言，中国与世界上多数所谓“民主社会”之间没有实际性的差别。

而且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彻彻底底的“成果主义”。

只要甲政策失败了，马上就会被替换成乙政策。既然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是立足于“政绩”，体制对于每一个官员的政绩需求是严格的，这也是中国官员为什幺看起来如此谨慎保守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他们对结果负责的观念，是远远比日本的政治家或官僚深重的。

从国家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确实是拥有一种体制优势的，不像日本社会始终无法敲定政策的来龙去脉，能够迅速落实政策，当然，中国的体制也带有后遗症和牺牲品的。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基本前提与事实：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体制。任何民族看待与自己不同体制时，需要抱着谦卑与学习的态度，而不要盲目地主张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

如果是一个由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政治家，那幺他就可能给自己的失败找藉口，称这一结果是“选举人的声音”或“国民意志”造成的。并且，他还可以藉助稳定的集团票源多次连选。然而这些在中国是办不到的。正因为没有西方式民主政治程式，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一切都要“自己全权负责”。民众不从过程，而从政绩来判断执政者是否适合管理国家。中国的领导人是不可能像日本的某些领导人那样轻易下台的，因为，闪电式的下台必然影响全党的稳定性。

所以就结果而言，由于共产党党记忆体在着以“国内舆论”为后盾的权力斗争，并且成果主义的观念根深蒂固，目前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至于像失控的列车一样飞出轨道。不仅如此，不但政策配合国内舆论进行更改的例子越来越多，甚至开始出现切实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事变动的情况。舆论的力量强大到了如此地步，等于不经过选举的程式，就发生了“疑似权力交替”。外国人需要关注这些中国政治的细节。

当然，中国确实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选举，不知将来如何，这个问题无人能知道。虽然“中国选举”已经慢慢把某些地方和乡村当作“试点”，背后存在着“在中国搞选举是否可行”的尝试意识，但远还没达到在全国开展的规模。这恐怕需要漫长而谨慎的过程。不少国内有识之士依然认为，“依靠选举，无法对共产党的政权本身起到积极作用，还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我在北京也觉得，此刻搞选举，似乎还时机尚早。然而，以网路为主要平台的国内舆论确实在崛起，影响实际的决策过程。我认为，中国是存在有中国特色的“选民”的。至少就我的中国观察而言，已经把“微博”平台大概视为“投票”行为，否则无法了解中国民意在何方，何况中国政治的发展进程。

其间的玄妙之处，恐怕只有实际生活在中国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希望更多外国人能够到中国亲身经历和目睹，我一直强调：真相永远在现场。

而本书则力求将中国的这种氛围为读者们展现出来。

疑问3 人们是否在追求民主化？

中国的人们是否在追求民主化？

如果要用“Yes”或者“No”来回答的话，那幺答案是“Yes”。谁不要民主？谁不爱民主？我不相信，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人不爱民主，关键是怎幺爱。

中国人对民主的渴望并不亚于其他亚洲民族和社会的。只是在中国人之间，对民主的定义有很多种，有人从利益的角度，有人从情绪的角度，有人从理性的角度，有人从价值观的角度，向民主给出各种各样的框架与解释。我特别希望中国民间社会能够迎来更加立体而有弹性的“民主讨论”。

在我看来，几乎没有哪箇中国人认为，“中国永远保持现在的状态就足够了”，而认为，为了使得经济改革与国家建设变得更加科学与可持续，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目前的分歧在于具体的路径与时间表，当然，其中也有人的因素。任何政治都是由人来推动的。想必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会有相同的想法。中国社会，官民一体，认为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务必与时俱进。

在这里，我想向各位读者介绍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中日媒体人士对话会议”，是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媒体人聚集在一起，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相互间“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一项活动。这是一个有着深刻意义的论坛，我也有幸参与其中，负责做议事记录并撰写报告。

因为这层关係，我有机会与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先生交流，我也上过他主持的《新闻1+1》。他是我很尊敬的中国媒体人，我一直从他身上学习如何观察社会，如何评论社会，以及如何“主持”社会。在会议上，当我们的话题谈到了选举时，他带着柔和的微笑，这样对我说：

“确实，日本有选举。国民的投票甚至可能让政权交替。这很了不起。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中国没有像日本一样的选举。但是，我想问你，日本人因此就幸福了吗？”

这种逻辑方式，正是中国人所独有的。日方参会者都陷入沉思，后来日本长辈们在私人场合告诉我：“白先生说的确实有道理，选举也好，民主也好，不能简单地满足于形式主义，不能为选举而选举，为民主而民主，除非这些制度保证百姓生活幸福快乐，否则制度本身是缺乏实际意义的。”

我认为，中国媒体人与日本媒体人之间，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和知识的塑造者，应该建立坦诚沟通的渠道，并积极交流，交换意见。这样对两国社会健康的舆论带来能动性的帮助，提高百姓之间相互认知的透明度。我也有决心不断向日本媒体人传播中国媒体人的真相，反之亦然。

就本质而言，民主主义或者选举都不过是一种制度安排的“手段”而已。归根结底，其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说得再直接点，都是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甚至可以说（这点非常关键），既然民主主义是一个“手段”，那幺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也不过是“手段”之一罢了。它也是需要不断更新、调整、进步的。从目的与手段的关係而言，西方民主也好，中共政治也好，没什幺本质差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与西方人，不管是感到自信的还是感到自卑的，务必儘早走出“哪一种政体更加优秀”的情绪化讨论範式。

如果共产党不阻碍我过好自己的日子，还能帮助我实现幸福和富裕的话，那幺我也没什幺好抱怨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想法。如果一个西方人有着更好的统治方式，那来好好提出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的案子得了。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肯定会高度重视您的。

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中国现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状况下，爆发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的余地小而又小。因为如果通过“休克疗法”推行民主化，从而导致富足的生活不再稳定，那幺反而本末倒置，到头来每个人的“好日子”都遭了秧。这是大多数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只要我自己活得好，那就足够了。只要家人和朋友不用过穷日子，管他什幺制度不制度的。这就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日本的民间人士如果今后想跟中国人做生意的话，事前必须充分理解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规範。

2011年初，在中东各国突然爆发了民主化的动向。对于这一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的运动，中国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各国，各个媒体一片骚动，认为“接下来是否轮到中国了”。

然而，中国与爆发了“茉莉花革命”的中东各国在国情上截然不同。虽然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近年来的中国并非由某一个独裁者统治整个国家。而且国内的经济发展情况也大不相同，民众的自由度和国民性也不一样。

让我们看看经济政策。现在的中国，虽然存在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体系大有提升的空间、大学生的就业率早就成为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然而国民的生活切切实实地逐渐富裕了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而且市场充满了前进的活力。如果中小企业能够获得与国有企业类似的权利和待遇，中国经济，尤其从内需扩张性来看，未来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为此，来自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迫在眉睫，公正、公开、公平这“三公”无疑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方向。从现状来看，即使不是最有钱的那些人，人们也都过上了比以前好得多的日子。对于重视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中国人而言，没有什幺理由能让他们冒着风险高呼民主化。

当然，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在今后几十年，民主化的潮流是无法避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就像从毛泽东时代中共领导人一直强调的，中国肯定需要民主，关键是什幺样的民主，什幺时机、怎幺实现、由谁来推动、推动后又怎幺评估？对此，中国需要官民一体的全民讨论，最好能虚心吸收西方的经验，以及日本的教训。现状并不理想，中国社会在“民主讨论”上还有很多功课要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值得指出的是，网路的普及是一个极大的变数，让人更加难以摸清中国今后的走向。相信在今后的几年时间里，党中央自上而下式的领导和百姓自下而上式的运动之间，将会展开持续不断的激烈交锋。我也相信，民众公民意识的提升，市场经济的深化，积极的国际交流等肯定使得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民主”往前进步。作为执政者来说，应该趁早主动地，并且温和地完成民主改革。

为此，需要的是“以民生促民主”的思维方式，着眼未来十年的中国发展，涵盖医疗、教育、土地、户口、住宅等方面的“社会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中国新政权应该认真推动这些领域的改革。要改什幺，改到什幺程度，其实政府和民众都很清楚的，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问题是，站在理想的现实主义的立场，“从哪切入”和“改到什幺程度”，这就需要统治者的良知与智慧了。

时代早晚会发生变动，但谁也不知道“那一刻”究竟何时到来。然而问题一旦提到了中国的民主化，那幺日本作为邻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我假设了一张关于“那一刻”来临的日程表，仅仅将其保存在自己的大脑里，并根据这张日程表决定自己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毕竟，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多了。

只是想向年轻人说一句：不要犬儒，当你们成为社会的主人翁时，中国社会一定会发生质的变化，这场伟大的改革是由中国人自己推动的，为此，请做好準备，努力去做您们能做的事情。

我想把一句话赠送给中国广大的年轻人：犬儒不如愤青。

书中在开篇首先探讨了日本人对中国的7点疑问。例如：中国自由吗、共产党是绝绝对对的一党独裁吗、人民是否在追求民主化等等。用加藤的话说，他“努力地向中国人传达真实的日本，向日本人传达真实的中国。当然，对“真实”的理解是来自我的体验和积累，不一定正确，不一定客观，它是主观的，有局限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努力向日本人乃至西方社会传达出他眼中的中国印象，相信中国的读者也能在此当中获得一些新的视角和思考。

之后提到了自己与中国的“相遇”，加藤说：

“ 现在回头想，也有些不可思议。使得我有机会和平台扮演写作者与传播者的幕后英雄不是加藤嘉一的才华，而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与环境。中国有着急需改革与开放的战略需求。它需要外来的声音和视角，以及外国人的参与和批评。我正好搭上了，仅此而已，中国在等着我，我没等，只是相逢，运气好，顶多，有缘分，如此而已。”

由于自己小时候就高人一头的个头和“不愿随大溜“的个性，加藤曾经非常迫切地想离开日本这个压抑的环境，他憧憬自由的空气。当他来到中国后，他在对中国这片土地拥有深厚感情的同时，也重新开始意识到“国家”这一概念。并且“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日本人，自己在内心深处热爱日本这个国家。”加藤也极力呼吁日本的年轻人多多走出国门，从外部看看自己的祖国，不要总是贪图安逸地待在国内。

很多媒体将加藤嘉一称为“在中国最知名的日本人”，但是他在本书中多次表示，他很不喜欢这个称呼，他眼中的自己，是一名“奔跑者”。相信读者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也能够强烈感受到。

正因为我一直在奔跑，所以我不会被任何颜色浸染，能够一直做我自己。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奔跑，永远做一名跑者，对于我而言这是比任何事物都重要的信条。对我的人生来说，没有比跑步更重要的事情，它与呼吸、家庭同样深远。

在这本书中，我想把自己在一路奔跑中目睹到的中国的“现在”传达给大家。

从北京大学起跑，到媒体、文化界、经济界甚至政界，我在这片土地上与各式各样的人邂逅，并在各色迥异的风景中一路奔跑而来。

这种奔跑者的特质使得加藤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他不矫情，不偏激，在奔跑中一直找寻自己的方向。

编者序001

中文版序001

序言001

补记001

疑问1 中国有自由吗？

疑问2 共产党是绝对的“一党独裁”吗？

疑问3 人们是否在追求民主化？

疑问4 中国是否存在“新闻传媒（Journalism）”？

疑问5 中国真的是“霸权主义”国家吗？

疑问6 中国是“开发中国家”还是“超级大国”？

疑问7 “反日”到底是什幺玩意儿？

环境造就人，时代改变人

在世界上打拚，就必须会英语！

获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去北京大学留学

半年的疯狂学习后变成“中国人”？！

北京大学的精英们刻苦学习的日日夜夜

“你不是讨厌日本吗？”

“加藤现象”何以产生？

什幺是加藤嘉一的“好球区”？

与胡锦涛的相识

我留在中国的理由

日本特有的“中国风险”

捷运上被人揪住衣领质问的经历

中国打出的牌意味着什幺

什幺是现代中国所意想不到的风险？

“反日”游行等于“反自我游行”

“中国风险”和“日本风险”的关係

日本与中国应该跨越的两个屏障

5亿网民的震撼

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网路

中国人把封锁之“墙”转变为机遇

“有闲人”的优雅生活

与世无争的幸福

谁才是背后的支配者？

名为“不在乎”的生活态度

“面子”比钱更重要？

像货币一样流通的面子

自己能做些什幺？

对日本感同身受，深表敬意

领袖应该做什幺

中国把汶川大地震变为转机

在重建中引进竞争机制

“忍耐”能让我们度过国难吗？

日本的年轻人啊，走出国门吧

给所有的大学生两年的预备期

现在才要真正地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