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藤嘉一（日本）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08-01

总页数：196页

字数：128000

SBN：9787507532203

他从川端康成笔下美丽的伊豆走来，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又能写出一手让许多中国专业记者都嫉妒的好文章。

他只是个“80后”高大帅气的大男孩，却已是未来中日关係的一个大人物。

他在学习、游历与教学，甚至是平凡的生活中，亲历、观察、记录着中国式变革的欣喜与阵痛。中日关係、“80后”、部落格的力量、记者的红包……

在日本，别人骂他是卖国贼；在中国，他是“可怕的中国通”；有人说他是潜伏在中国心怀叵测的间谍，而他自己却说要永远献身于中日两国的外交事业，把“民间外交使者”的角色扮演下去……

我不是间谍　　
我第一次着陆到北京首都机场。那一刻，我不会中文，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人民币长什幺样子——三无状态。对中国是一无所知，没有理解，更没有误解，就像一张白纸，什幺也是，什幺也不是。
时间流逝得又快又慢。 2003年至 2010年这一中国国家大事密集期，中国人对“变”的关注度空前地提升了，而我更加关注“不变”的事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基础设施也完备多了，农业税免了，基础教育书杂费免了，奥运会圆满成功了，迎来了建国 60年大庆……可是，大家依然很浮躁而且迷茫，农民依然自由而分散，学生依然爱国而崇洋，中产阶级快乐而痛苦……
对于庞大而不确定的超级大国，多了些理解，但同时，误解也多了。我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 18岁以前是在日本度过的，我是“纯”日本人。越是了解我的中国朋友，越会评价我说“加藤，你长得很像浙江人，其实内在和性格很日本”。到了异国他乡才明白，一个人只有离开祖国，才会爱国；日本人原来非常保守封闭；北京人的包容性如此深奥；日本社会那幺有序和规範；中国社会格外地自由而无序？过去的误解，现在的理解。昨天的理解，明天的误解。
中国人和日本人，长得差不多，但两个不同的民族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所以，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天经地义的。但媒体又很有力度地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国家”。两国确实共享着不少相同的文化，一个中国人到日本会英文不怎幺管用，日本人英语普遍不好，不如拿出纸和笔，用汉字交流，基本不会误解对方的意思。
问题是，两国民众在交流的过程中，总保持对对方过高的期望度。日本人想：“中国自古以来是我们的老师，礼仪之邦，要好好学习。 ”到了中国后才发现，“中国原来这幺缺乏秩序，不卫生，人们缺乏礼貌。”从而感到失望。中国人想：“日本人曾侵略中国，抱着加害者意识不断向中国人道歉才对。”跟日本人交流后发现，“他们怎幺以为自己是个受害者呢？有没有病啊？”也感到愤怒。
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从“对方应该……”的角度去认知对方、与其交流，所以一旦遇到对方表现与你预期相差很大的时候，遭受的打击就更大。这才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相互理解、交流的时候难以摆脱的“瓶颈”。
日本人有没有想过，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半殖民化，赶走侵略者之后建国，随后经过几次政治风波，才走向现代化的轨道。国家这幺大，国民这幺多，改善社会全貌的软体有那幺容易吗？中国人有没有想过，是日本打赢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採取扩张主义，发动战争，结果战败，但日本是被美国轰炸核子弹之后投降的，是人类历史上核武器的唯一遭受者，日本人认为自己败给了美国，是受害者，不正常吗？
我大概在 2005年 4月前后开始与中国媒体互动，上电视评论时政，写专栏发表观点，这已经是我日常的功课了，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 2003年时完全想不到的，可以说是“意外收穫”。我跟中国民众的接触面广了，交流点深了，公众对我的误解也日益增加、深化。
我知道，网上有很多评论，私下也有很多讨论，说“加藤嘉一是个日本有关部门派来的间谍”。刚开始很惊讶，“我怎幺可能是间谍呢？！”我只是一名在华日本留学生，只是碰上时代的偶然，对于动态中国，观察得细緻一些，跟蹤得密切一些，接触得深入一些，如此而已。
我也逐渐理解了这种说法，因为我确实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潜伏”，了解真实的中国。有些中国朋友从警惕老外的角度认为，一个人“潜伏”太多，等于了解太多，就有可能拿到重要情报。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与 7年前的三无状态相比，我确实了解了中国很多，弄清了许多真理，假设我将来当了政治家，肯定会用到青年时期在中国的经验。

但我现在去任何地方都是拿日本护照，学生签证；发表任何中文文章，都是用加藤嘉一这个正名（许多媒体经常把我的名字写错，令人很生气，觉得对不起父母）。对于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邀请更多对方国家的学生过来，了解真实的自己，有利于对外传播和促进相互理解，也有益于建立健全的外交关係的。

至于我是否是间谍，首先要弄清，潜伏不等于间谍，“间谍”指的是把一个国家的机密情报提供给另外一个国家的有关部门，并从中赚钱的人。我拿不到中国的国家机密，也不感兴趣。我也没钱，生活在“蜗居”里。中国朋友觉得，我像个间谍吗？对自己的长相和气质，我不过多评价，但如此之高的曝光率—— 2009年，我一共发表了 200篇文章，接受了 318场正式採访（电话和MSN不算），作为一个间谍，有些夸张了吧？
对于中国人误解我是间谍，我表示深层次的理解，我或许是个敏感人物。但我现在生活在中国，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更客观地了解中国的本来面貌，更是为了促进中国人与日本人彼此之间的理解，而不是误解。
中国和日本的高层领导和政府官员始终是很支持我、鼓励我的。记得， 2009年“两会”前， 2月 23日，我在经常做客的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上提出关于东海油气田合作问题的观点：
“2008年 6月份的中日东海原则性共识是两国外交部门经过几年的艰难谈判好不容易达成的协定，两国必须珍惜，并把它落到实处。我们绝不该忘记，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思想共识和原则性目标，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使命的。至于具体成果，我们应该从容一些，给两国的外交部门一点点时间。 ”
做完直播，从香港返回深圳的路上，中日两国外交部门高官都打电话给我，对我表达的观点表示高度的讚扬，甚至感谢。是的，这才是我的作用。我就是要在中日两国政府在解决问题，促进关係的过程中扮演来自民间的、桥樑的角色。许多外交官员不方便说出来的，就让我来说吧；有些外交官员不方便做的，就让我做吧。“官民一体”才是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係、健康关係的必经之路和合理渠道。
我宁愿献身于中日两国的外交事业，把“民间外交使者”的角色扮演下去，即便大家对我的角色依然充满着深深的误解，没关係，慢慢来，靠着时间和交流，把我们之间的误解化解开来，把它变成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　
加藤嘉一

第1章 中国人到底是保守还是开放？

告别艰难的高考，拿到录取通知书，新生们欢欢喜喜地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园。他们表情很灿烂的，心情是新鲜，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充满着好奇和期待。他们从国小、国中、高中的走向大学这一青春阶段。“青春”两字是大学生活的代名词，新生们终于感到“解放”，离开父母身边，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而在新的青春生活里最令人激动的，无疑是谈恋爱。

中国人的恋爱表达方式

在我眼里，北大学生们在恋爱上的激情绝不亚于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中国大学生生活总是以校园为中心，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解决，住在学校里面租金便宜的宿舍里，这是中国大学的典型生活方式。对于像我一样的日本人来说，这非常新鲜的。我的同学一般在晚上九点以后回到宿舍与同屋聊天，晚上十一点熄灯后睡觉了。北大的本科生一般住在四人一间的宿舍里，在这里已经谈不上私生活，更像是相互监督。而对大部分大学生来说，最大的“私”应该是谈恋爱，就只好找出别的办法。

睡觉的地方原本是私密的空间，爱情这样私密的事件原本应该发生在私密的空间。于是，学生们只能在校园的某些角落营造双方的浪漫的空间。同学们在有效的时间和空间里表达爱情的高调姿态令人钦佩。恋人们儘量选修同一门课，会一起上课，一起下课。在没有课的时候，两个人会找个空教室一起去看书。他们每一顿饭都想待在一起吃。在公共场所，两个人会始终自在地牵手，甚至拥抱亲吻。青春的灿烂，美好的时光…

中国人开放的爱情表达方式不仅发生在北大校园里，在北京的街头、公车、捷运、商店、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很常见。在国际大都市北京，过着忙碌有序生活的人们毫不隐藏，看不出任何害羞，大胆地拉手、亲吻、拥抱。作为一个日本人，害羞和内向的民族性格，实在让我无法模仿中国人的行为。

不仅跟恋爱和感情有关，北京居民在公共场所上扮演着大胆开放的角色，採取着近乎毫不客气的姿态。最吸引眼球的还是人们在公共运输上的表现。捷运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文明的最佳场所之一。每次在捷运上，我都积极观察周围的乘客，每次都有新的发现。在北京的捷运，乘客们在捷运车厢里会抢占座位，大声喧譁，甚至毫无顾忌地吃东西和打电话，似乎这一切都很正常。我曾经在10号线里看到了一位年轻女士带着一副很不高兴的面孔坐着，突然打开手机开始播放音乐，她不带耳机，毫不顾忌会干扰到身边的乘客。周围乘客似乎也没有太多反应，可能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无所谓的。不时会有母亲带着小孩子上车，放任小孩在车厢中自由活动，甚至胡作非为。那些调皮的小孩有时会大嚷大叫，甚至站在位子上跳来跳去。在母亲眼里，也许因为小孩子太可爱了，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溺爱他们，小孩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

日本人的恋爱表达方式

我们再把注意力转到日本那边看看。日本学生在大学的生活方式跟中国学生有着巨大差异。在东京、大阪、京都、仙台等大城市，除了本地籍的大学生可以住在自己家中，大部分外地来的大学生一般都在校外租房住。因为，大部分大学在校园内并不为学生提供宿舍（日文说‘寮’）”，即使提供少量宿舍也不能满足数量巨大的外来大学生。这些宿舍一般只会提供给家庭条件困难学生，以及一些体育特招生。根据我的个人感觉，住在学校宿舍的外地学生应该不到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那些住在校外的学生，除了上课，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咖啡厅与同学聊天，在食堂吃个便饭等，活动地点都在校外，正是充满诱惑的社会环境。日本大学生的私人生活环境相对宽鬆自由，私密空间不会受到室友的干扰与监视。他们在爱情表达方式上不会有中国大学生近乎急切的心态。跟居住在学校宿舍的中国大学生不同，日本学生能随时享有私人空间，这一客观环境的差异产生了不少影响。

日本大学生离开高中，走进大学校园。他们终于离开父母，获得了自由身份，在恋爱上同样有激情。他们大多住在校外，跟其他大学的学生之间的交往相当普遍，跨校发生的爱情相当普遍。不过，日本大学生因为客观生活环境，爱情表达方式比较低调。恋爱中的人，手牵手往来于校园、商店、游乐园之间，十分常见。不过，拥抱和亲吻在公共场所比较少见，除非是晚上在公园的角落。不仅是大学生，普通日本人一般也不太可能在公共场所毫无顾忌地拥抱或亲吻。在大部分的日本人看来，在公共场所拥抱与亲吻是一种低素质的行为，也会有损个人在公共场合的形象。

除了刻意迴避拥抱和亲吻之外，日本人在商店、交通、超市等公共场所，也往往会主动迴避那些干扰周围人的无礼行为。东京的捷运安静而有序，即使上下班高峰期，乘客们也会规规矩矩地上下车，没有大声喧譁，也不会发生抢占座位的事情。当然，偶尔也会有不良少年坐在捷运车厢的地板上大声喧譁，一些年轻女生偶尔也会坐在地上化妆，不过这的确只是偶然现象。这些叛逆分子随着日本社会封闭性的加深而增加，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但是，整体而言，日本人在公共运输工具里一般不会大声说话，不会吃东西，也不会接电话。大家一般都在安静地看书、看报纸或者睡觉。假设自己的孩子在捷运里任意胡为的话，家长就会当场教训他们，有的甚至会痛骂或者动手教训（比如我父亲），还得向周围的乘客们鞠躬，致歉。在公共场合，这样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以最简单方式明白是非对错，这样孩子下一次自然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大部分日本人在公共场所扮演着非常礼貌的角色，对周围环境的稳定运行也密切关注。公共利益高于一切，良好秩序压倒一切。日本战后的市民社会应该说注重培养国民的让步精神形成，换个角度说，它是每一个国民放弃个人自由形成的产物。

这里有一位去年大学毕业，是刚进入日本某家大企业不到一年的新员工（freshman）铃木隆行（24岁）。他一天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

早上7点钟起床，走路到附近的捷运站，在车站前面的便利店买一听咖啡边走边喝，坐捷运大约1个小时，下车再走十分钟，9点钟準时到公司开始上班；上班到12点与同事去附近的快餐店吃午饭；1点钟回到桌位继续上班，到了6点钟果然还有许多工作没做完，旁边的上司也还没走，就毫不怀疑地加班；加班到晚上10点钟，上司说“我要走了，要不要去喝酒？”，铃木回答“是，我去！”；听着上司的抱怨，我一直喝到半夜1点钟，坐计程车回家，2点钟睡觉…

铃木从早到晚都匆匆忙忙，循规蹈矩地顺从外面的公共秩序，在公司里扮演称职的员工，下班后还得陪上司去喝酒，跟他搞好关係，为今后的加薪和升职铺好道路。这是日本男子的传统生活模式。他们都把这一生活模式当作理所当然，对此不抱有任何怀疑的态度。这背后是日本的国民性格和等级意识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过，在公共场所表现良好的日本男人回到家里，却表现得乱七八糟，乱扔垃圾，电视和音乐的声音开得很大，屋子里既髒且乱，几乎连下脚的空间都没有。年轻日本男人普遍有邀请朋友到家喝酒聊天的习惯，互相表达抱怨，顺便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有时甚至会喝到第二天凌晨。

女人的私人空间照样是乱七八糟的。她们会大嚷大叫，跟朋友一起喝酒聊天边喝酒。她们在街头、公司里呈现出的温柔可爱的面孔，那些常常受到中国男人夸奖的美德，她们一回到自己家全部都消失了，在自己的私人空间彻底解放出来。我相信，许多中国人只了解日本女人在外面扮演的样子，而不了解她们在私人空间的样子。我想说的是，她们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鸿沟，她们好像带着双重面孔和双重标準过日子的。这是对的，否则在错综複杂的社会上无法混下去。

第一部分　我看中国人

第1章　中国人到底是保守还是开放

第2章　中国的女性为什幺强势

第3章　中国的“ 80后”是否能“ 30而立”

第4章　中国人为什幺热衷于“砍价”

第5章　中国人为什幺爱闯红灯

第6章　中国大学生真的爱国吗

第二部分　我看中国社会

第7章　中国为什幺要让日本反省历史

第8章　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第9章　中国已经是一个稳定的经济大国了吗

第10章　中国社会为什幺总是“计画赶不上变化”

第11章 中国的“当官”和“从政”是一回事吗

第12章 中国的网路环境是否已经成熟

第13章　中日友好关係为什幺很难建立

姓名：加藤嘉一

出生地：日本静冈伊豆职业：作家、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学者、运动员爱好：跑步毕业院校：北京大学国际关係学院身高：185公分 （《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提及）立场：2012年5月20日在南京一家书店举办过一次签售活动。在回答有关中日历史问题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建议提问者儘量通过接触不同国家地区各种各样的信息，并进行独立思考，才能逐渐走进历史的真相。对于南京大屠杀，他含糊其词地表示：“我始终不明白。”加藤平时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言论，是中日交流、中日关係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2012年)，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多次担任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谈判助理，创立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学生互访交流机制《京论坛》；曾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南方周末》、《法制晚报》 、《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新闻周刊》 、《环球时报》、NHK、朝日电视台、朝日新闻、东洋经济、共同社等媒体发表文章或接受访谈；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嘹望东方周刊》、凤凰网等媒体担任专栏作家；着有《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等，任中日合作电视剧《滴泪痣》副导演。加藤的日文、中文、英文水平很高，经常担任同声翻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担任日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