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直道古遗址 VI-32

秦直道自陕西淳化（古云阳）北部的秦林光宫（即汉甘泉宫）北门始，向北，经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榆林等地，再经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东胜、达拉特旗至包头。道路全程直线距离约700公里，已发现遗蹟的道路全长约750公里。秦直道西侧的甘肃正宁、宁县、合水、华池等地，也发现了可连成一线的道路遗蹟、烽燧及故城，一说为秦直道的支线。

2009年3月至7月，承担国家文物局大遗址项目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直道考古队，为配合国家青（岛）兰（州）高速公路建设，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遗址陕西富县桦沟口段进行了考古发掘。与常规道路沿河谷选线不同，秦直道的设计者巧妙地利用了陕甘交界处的子午岭，以及陕北、陇东及内蒙古南部黄土高原特有的地形地貌，建成了中国古代唯一沿山脊和高地选线的国家级交通大道。修成的直道线形顺直，弯道很大，道路标準很高，被誉为中国高速公路之祖。秦直道修筑方式以堑山为主，仅在河谷或低凹处垫方夯筑（《史记》中称为“堙谷”）。在山区，直道路面一般宽10-30米，部分路段宽40-50米。秦直道一线两侧，共发现秦汉时期的宫殿、城址、兵站、关隘、烽燧等遗址及墓葬百余处，出土大量建筑材料、陶器、铜器、铁器及兵器等遗物。东汉以后，佛教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到达陇东后与秦直道交汇。再向东，则呈放射状传播，佛教遗存猛增。至今，秦直道两侧共发现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各代石窟数十处，说明秦直道在佛教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秦直道自秦至隋唐一直沿用，整体路段宋代以后开始废弃。千余年间，它不仅是中原王朝北方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北方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和桥樑。秦直道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对于中国古道路考古、中国秦汉史、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史、佛教传播史和交通史，乃至对黄土高原及沙漠草原地区环境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布线于山脊和高地的秦直道修筑艰难，工程量极大，但一旦修成，却较少河流沖毁和水土流失的侵蚀。对于今天的考古界，地处僻远、人迹罕至、多被林木掩盖、而绝少与现代道路重叠的秦直道，又恰恰成为人类文明干扰最少、原始遗蹟保存最多、最接近两千年前风貌的古道路标本。陕西境内已发现遗蹟的秦直道全长498公里，其中富县段长125公里，其路面一般宽30-40米，最宽处达58米，是直道全程十余个县中路段最长、遗存最典型的地区。桦沟口段直道位于富县张家湾乡五里舖村的陕甘交界处，是自南而北沿盘山道下子午岭支脉后过葫芦河前的一段，地处葫芦河与其支流桦沟河交汇地带，呈西北—东南走向。

此次发掘的桦沟口段直道位于富县张家湾乡五里舖村的陕甘交界处，是自南而北沿盘山道下子午岭支脉后过葫芦河前的一段，地处葫芦河与其支流桦沟河交汇地带，呈西北——东南走向，发掘面积约2050平方米。直道路面上有20多道车辙，车辙两侧分布有较宽的路肩。车辙间的辙梁经过反覆碾压，土质发黑，质地坚硬。一些辙樑上还重叠着车辙印。特别重要的是，多处路面上叠压有秦汉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一处路面上还发现一枚西汉末年的“大泉五十”铜币，为道路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据。

古道路考古是中国考古的薄弱环节，此次发掘是秦直道考古的首次大面积发掘，也是秦直道盘山道的首次发掘，意义重大，它以多处準确的地层叠压关係，第一次卡住了秦直道的绝对年代，为尚存分歧的秦直道全线走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证据；秦直道旁的同期建筑遗址的发掘，尚属首次，对于了解秦直道附属设施的分布和内涵，深有意义。

在坡度为6°～8°的发掘中心区（暂命名为直道关卡遗址），揭露出道路路面总长71米，大部分为上层路面。出于对上层路面的保护，其下一层的路面绝大部分没有发掘。下层路面中，除原上层路面已破坏，直接揭露出的5-6处路面外，仅对两个地点的上层路面进行了解剖，并发现其下的道路。在中心区的整体平面上，两层路面的车辙均呈放射状分布。中心区的下方（东南方）有11-13道车辙辙梁，分布宽度约24米。随着上坡向前，路面变窄，车辙辙梁合併减少。至中心区西北方的咽喉处，车辙仅有6-7道，分布宽度仅约10米。咽喉处的关卡地势极为险要。靠山一侧的西南方，紧贴人工开凿的高10余米的陡峭堑山面；靠河一侧的东北方，下临高出葫芦河20多米的绝壁。关卡上方转弯处的路面更窄，仅5-6米，残存的一段路面的车辙距堑山面山根仅1米余。
车辙间的辙梁系经过车轮反覆碾压、挤迫形成。大多数辙梁剖面略呈梯形，个别的呈半圆弧形。一般上部宽20-45厘米，下部宽30-55厘米，高（也即辙沟深）4-11厘米。由于碾压过甚，个别辙梁呈扁平状，高仅2-3厘米，上部宽达80厘米，下部宽达88厘米。这一类辙樑上，往往又重新碾压出车辙印（辙沟）。辙梁及踩踏面与上层剥离明显、层次分明，表面呈深褐色，质地坚硬。经对辙梁解剖，其厚度一般为15-35厘米，最厚处达53厘米。其结构呈斜坡向千层饼状，每层厚2-3毫米。为了加强路面的强度，一些辙樑上还铺垫有经过加工的礓石碎块。不少辙樑上还残存有类似马、牛的蹄印，以及用金属工具铲挖的痕迹。

对T309的解剖得知，上下层路面相距12厘米左右。其他探方的上下层路面相距一般在20-25厘米。下层路面的土质一般较上层更黑、更坚硬。从成组或对称的车辙印判断，当时的车辆轮距有3种，即110厘米、130厘米和140厘米。下层路面的轮距多为110厘米和130厘米，上层路面的的轮距多为140厘米，其中上层路面的轮距，与西汉景帝阳陵陵园发现的轮距大致相当。重要的是，多处路面上叠压有秦代和西汉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两处路面上还出土了战国晚期至西汉年间使用的三翼铜镞和西汉末年的“大泉五十”铜币，为道路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据。

在4个探方或探沟里，共揭露出方向杂乱（有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南七个方向）的脚印21个，脚印分为成年男子、女子和儿童。脚印一般长20-25厘米，宽9-10厘米，深2-6厘米。其中最大者（成年男子）长28厘米，宽12厘米；最小者（儿童）长17厘米，宽7厘米。判断为女子的脚印长19-22厘米，宽10-12厘米。
脚印数量最多的是T309，该探方位于靠近直道关卡的下方，共有脚印13个。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脚印全部分布在上层路面。初步解读是：在秦直道刚刚废弃的一个雨夜，很可能是中原方面（汉族）的一两个家庭成员从这里匆忙行走所遗留。他们走后不久，山体滑坡，土石流掩盖了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