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描述社会和自然的知识，作为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果，既是普通家族知识传承的主要内容，无疑也是世家大族家学的一个主题。这类知识，在家族内的传承，往往会在某一方面有所侧重。而且，一个世家大族所侧重的方面，又往往能够获得较大的成就和社会影响。怀州武德县人李允及，其祖先“三世传春秋学”，至其父“始以明经取科第”，李允及“亦世其学，端拱二年及第”。眉山王氏家族以经学和史学而知名，“自嘉祐迄嘉泰，百四十余年，世称为文章家”。这一家族的学术人物主要是王当、王赏、王称和王立言等。浦城章氏家族的章友直，“善画龟虵，以篆画笔，亦有意。又能以篆笔画棋盘，笔笔相似”。其女章媊，“善界画，颇有父风”；又“工篆书，传其家学”。由武转文的成纪张氏家族，至南宋中期以后逐渐以诗词而知名，其成员自觉继承家学内容的倾向亦十分明显。张镃善诗，“杨诚斋(杨万里)赏其诗”。其子张濡，“擩染家学，别出机杼，独自成家”。张濡之子张枢，“工长短句”。张枢之子张炎，则是宋末元初着名的词人。邓牧为张炎词集作序时明确指出：“其父寄闲先生(张枢)善词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传者。”邵武严氏家族同样以诗词闻名，严羽在《送主簿兄之德化任》一诗中曾自豪地吟道：“唐世诸严盛西蜀，郑公勋业开吾族。后来避地居南闽，几代诗名不乏人。叔孙伯子俱成集，我兄下笔追唐及。……”

在家族所擅长的方面，还往往形成家族成员学术观点的相同或相近。朱熹曾评论建宁胡氏家学说：“季随(胡宏季子)主其家学，说性不可以善言。……此文定之说，故其子孙皆主其说，而致堂(胡寅)、五峰(胡宏)以来，其说益差，遂成有两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恶相对者又是一性。他只说本然者是性，善恶相对者不是性，岂有此理！……季随至今守其家说。”朱熹不以为然的学术观点，在胡氏家族中却能代代坚持。

是宋王朝建立后的时代要求，也是世家大族家学中的另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又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家族成员之间注重忠君等伦理观念的教育和修养，其二是家学内容上注重对伦理教化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探讨。在宋人的传记资料中，时常提到传主的伦理修养，这并不足为奇，因为高尚的道德修养在任何时代都是为人们所称道的。不过，有关世家大族成员的记载中，其忠君思想往往被描述为得自于家族传承，是家学的重要内容。新喻刘氏刘奉世自称其家族“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愧恃(应为‘怍’)”。王十朋称吴越钱氏“家传忠孝，世袭簪缨”。汪藻所撰写的李纲封赠制书中则说：“具官某，家传经术，世稟义方，教予以忠。”方大琮所撰《方氏仕谱志》对族人的要求是：“学者何记诵多而已乎？词艺精而已乎？科第华其身而已乎？要必基以忠孝，充以器识。自其师友讲习，无非君民事业。则其出也，光明俊伟为国家闻人，而后不负所以学。后来勉乎哉！”显然，宋人是把忠君等伦理观念的教育和修养看作世家大族家学不可缺少的内容。

世家大族家学对伦理教化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探讨，则几乎可说是天水一朝的学术主流。“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橅，可以豫知矣。”宋初最高统治者注重伦理教化，这种“好尚”，就已经预示了世家大族学术发展的基本方向。张端义所说的“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栻、朱熹、吕祖谦、胡寅等人，恰恰正是理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关键人物。仕宦最为知名、家学又源远流长的东莱吕氏，一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学术难免庞杂，然其核心仍是对伦理教化的探讨。朱熹说：“吕氏之先，与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学最为近正。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说，故其末流，不能无出入之弊。”吕公着“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其子希哲，“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希哲玄孙祖谦，其“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不但进一步发展了家学，而且影响巨大，“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与二程道学并行的陆九渊心学，在这一问题上也是殊途同归。“象山先生家学有原，一门少长，协力同心，所以敬养其亲者，既已恪供子职。”陆氏本身为义门，伦理教化为世所称。

往往能够成为一个家族治学的鲜明标誌，也更容易引起后人的注意。《宋史》编修者总结新喻刘氏、南丰曾氏的家学说：“宋之中叶，文学法理，成精其能，若刘氏、曾氏之家学，盖有两汉之风焉。”刘氏治学方法主要是“心悟理解”，“求其意义合于圣人者”。刘敞“博学雄文，邻于邃古”，其弟攽“虽疏隽，文埒于敞”，其子奉世“克肖”，世称“三刘”。曾氏的方法则主要是“博览经传，为文温润有法”。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其弟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泉州苏氏家族家学以“博学”知名，宋神宗曾问苏颂：“卿家必有异书，何故父子皆以博学知名？”他回答说：“臣家传朴学，惟知记诵而已。”神宗感叹说：“此尤难也。”苏氏家族以记诵作为基本的治学方法，对家族成员来说，的确更需要勤奋和毅力。

家教作为传统社会中家学传承的主要方式，宋代亦然。世家大族成员中的长辈，有仕宦者，有赋闲者，也有致仕者。仕宦者在仕宦之余，多以教育子弟为要务。而赋闲者和致仕者，更以教育子弟作为自己的专职工作。因此，世家大族子弟得自于长辈的亲职教育，实为其所受教育的重要方式。泉州苏氏家族苏颂自注其“代家训”长诗中的“始时授章句，次第教篇韵”一句云：“我生五岁，先公口授《孝经》、古今诗赋，皆成诵。又令从诸父教学，不数年而诵五经，习《尔雅》，知声律。”眉州苏氏家族的苏辙在其奏疏中说：“臣幼无它师，学于先臣洵，而臣兄轼与臣皆学。”“自挟世学”的成都范氏家族范漼，“年少时欲起荣国(范百禄)、太史(范祖禹)之绝学，以上袭忠文(范镇)，满口故家典型，而问学渊源，内有师友”。真德秀为赵华文所撰墓志铭亦称：“公之学，得于家庭而成于师友，以不欺为立心之本，思过为进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正是基于这种教育的重要性，吕希哲甚至说：“人生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鲜矣。”

在世家大族内部，“一门酬唱胜交游”，成员之间或朝夕相处，或频繁交往，学术影响十分明显。相州韩氏家族的韩琚，“父兄既没，抚养弟侄，极其恩意。间或文酒相忻，门庭之内，自为师友”。端州李氏“父子兄弟相师友，而大性与弟大异、大东并跻从列”。泰州周氏“家藏故书几万卷，平时父子自相师友”。抚州陆氏“家学有原……伯叔之间，自为师友。梭山、复斋，皆为一时闻人，而先生(陆九渊)又杰出其中。”井研牟氏家族在牟巘一辈正值宋元鼎革，但牟巘仍然是“父子自为师友，日以经学、道义相切磨”。可见，在世家大族成员间相互酬唱、相互影响的学术环境中，成就了不少杰出人才。

世家大族子弟在求学深造的过程中，往往以家族中的精英人物特别是先辈精英为榜样，在治学内容和方法上自觉向其靠拢。婺州人王柏，“大父崇政殿说书师愈，从杨时受《易》、《论语》，既又从朱熹、张栻、吕祖谦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军仙都观，兄弟皆及熹、祖谦之门。柏少慕诸葛亮为人，自号长啸。年逾三十，始知家学之原，捐去俗学，勇于求道”。王柏的“勇于求道”，完全是其自觉向家学靠拢的结果。台州王氏则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出同样的方式。王齐舆“晚归林泉，诗足以自适，其体亦盛时前辈作”，“其曾孙任，复自力于斯道，沨沨乎大篇，幽幽乎短章，信有其祖风焉”。

家族或家庭开设学校，聘请塾师教育子弟，虽受塾师知识的限制，但一方面有不少塾师产生于本家族成员之中，如陆游诗中所云“诸孙入家塾，亲为授《三苍》”；另一方面，被聘请者往往是僱主的朋友，甚至“情甚骨肉”，在学术上也多为趣味相投的人。因此，家族子弟在这种教育环境下也能接收到不少的家学信息。

陈傅良曾说：“盖宋兴，士大夫之学亡虑三变。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代之陋，知乡方矣。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范仲淹)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欧阳子(欧阳修)出，而议论文章，粹然尔雅，轶乎魏晋之上。久而，周子(周敦颐)出，又落其华，一本于六艺，学者经术，遂庶几于三代，何其盛哉！”这是说的宋学发展的一般特点，与此类似，许多世家大族的家学发展也表现出所谓“变”的情况。四川地区的许多世家大族都曾表现出家学由经术、文史向理学的转变，如成都范氏、绵竹张氏、丹稜李氏等。某些大儒的家学如有大的转变，会被人认为家学失传。朱熹曾评论周敦颐的后人说：“环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欤？元翁与苏黄游，学佛谈禅，盖失其家学之传已久。”

在一定的地域範围内，宋代世家大族的家学往往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而不同地域间则显现出较大的差异。北宋时期，京师开封聚集了大量的世家大族，它们的权势和家学逐渐得到结合，家学特长成为科考的重点。职是之故，四方游学之士皆愿向京师靠拢。“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者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由此可见，北宋京师地区世家大族家学的特色主要是“善为赋诗论策”。苏轼曾论其家乡眉州的世家大族和学术情况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 “通经学古”在一定时期内成为眉州世家大族家学的地域特色。元人虞集认为“盖犹有九品中正遗风、谱牒之旧法”。另一元人苏天爵则对钱塘地区世家大族的家学总结说：“昔宋南渡，树都钱唐，浙东为股肱郡，衣冠大家接武于廷，名公硕士相继而起，汪洋博洽之学，辩论宏伟之文，人自为书，家有其说。呜呼，盛矣哉！至元中，海内为一。故国遗老，尚有存者。师友讲授，渊源不绝，大抵皆以殚见洽闻为主。”“汪洋博洽之学，辩论宏伟之文”是南宋京师地区世家大族家学的地域特色，而鼎革易代之后，“殚见洽闻”又成为“故国遗老”家学的地域特色。

有些在姻亲家族中得以传承甚至发扬光大。理学开山人物周惇颐，自15岁跟随母亲投奔舅父郑向。郑向以其“有远器，爱之如子”，甚至还使其与诸子联名“惇”字。郑向曾中进士甲科，着有《开皇纪》等着作，在学问上对周惇颐当具有重要影响。成都华阳人王仲符，“从学于舅氏端明殿学士蜀郡范公”，可见其学问主要来自于着名的华阳范氏家族。其子王任，“克承厥家，博学多闻”；另一子王价也同样“克勉家学”。河南府河南县人曾几，“孔毅父(平仲)之甥也，早从学于毅父”，可谓“传经外氏”。他与王明清诗云：“吾宗择婿得羲之，令子传家又绝奇。甥舅从来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难为。”该诗形象地透露出家学在姻亲中传承的複杂性和普遍性。宋代家学在姻亲间得以传承的社会状况，当与姻亲间交往的频繁特别是孤幼抚育具有密切的关係。

宋代世家大族的治学内容，已完全突破自汉代以来以解释经义为主的世传一经的限制，而呈现出包涵各类知识和伦理教化的相当宽泛的气象。这为家学适应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宋代专制主义制度加强，科举选官制度发达以及巩固自身社会地位的作用下，世家大族通过家教、成员之间相互影响、成员自我注重学习内容以及家族学校教育等方式，推动了家学的传承和发展。世家大族家学的发展，不但使其成员取得引人注目的文化成就，提高了家族的社会声望，而且家学与仕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逐渐形成宦学相长的互动机制，从而达到其维护政治地位的目的。时人吟出的“乔木端由有世臣，传家事业饱经纶”的诗句，正是这种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可见，世家大族家学的传承和发展，对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