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摘抄新闻资讯元和制举案
元和制举案指的是发生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四月的制举考试因李宗闵，牛僧孺，皇甫湜等人的策文触怒当权者，最终导致大量官员被贬谪的案件。
基本介绍
- 中文名：元和制举案
- 时间：元和三年四月
- 主要人物：李宗闵，牛僧孺，皇甫湜
事件过程
事件经过
李宗闵与牛僧孺同年中进士，又与僧孺同年考中制科。应考制科这年，李吉甫任宰相执政，李宗闵、牛僧孺在对答政事、经义的设问考题时，指摘施政失当，言辞十分刚直，毫无避忌。主考对策的考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还将他们的策对成绩列中等；牛、李二人对答策问的话，又被落第的学士子加以注解，与他们一同指摘朝政。还说翰林学士王涯的外甥皇甫氵是中选，考核时王涯没有事先稟报朝廷请求迴避。裴土自是学士，在考中複查，责任相同。李吉甫向宪宗哭诉，宪宗不得已，免去了王涯、裴垍的学士职务，改任裴垍暂时代理户部侍郎，王涯暂代都官员外郎；吏部尚书杨于陵调出朝廷任岭南节度使，吏部员外郎韦贯之调任果州刺史。王涯后又贬为虢州司马，韦贯之再贬为巴州刺史；牛僧孺、李宗闵也长时间没有提升，随选官的文牒置于地方官府。元和七年(812)，李吉甫去世，李宗闵才调入朝廷任监察御史，递升至礼部员外郎。
史书记载
（裴垍）诏举贤良，时有皇甫湜对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闵亦苦诋时政。考官杨于陵、韦贯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垍居中覆视，无所同异。及为贵幸泣诉，请罪于上，宪宗不得已，出于陵、贯之官，罢垍翰林学士，除户部侍郎。
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与僧孺同年登制科。应制之岁，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迴避。……吉甫泣诉于上前，宪宗不获已，罢王涯、裴垍学士。……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随牒诸侯府。
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户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贯之署为上第。……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无所异同。”
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与皇甫提俱第一，条指失政，其言颐计，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杨放陵、郑敬、韦贯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调去。
学界研究
岑仲勉、傅漩琮的观点
- 岑仲勉先生认为，虽然李德裕会昌当政时重修过《宪宗实录》，但是后来宣宗于大中二年救令停止施行，而重新颁行路随旧本。其时“德裕已远窜南服，岂尚能由彼改定?”岑先生的意思是:两《唐书:李吉甫传》不可能据会昌本《宪宗实录》写定，其所依据的当是路随旧本，因而其所载有关元和制举案的内容当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亦即不会存在李德裕为其父隐恶的问题。并进而断定其他有悖于此类记载的史籍都是经牛党篡改，司马光的《考异》也是“唯心之论”。
- 牛僧孺、李宗阂与皇甫提三人对策的内容应该是相同的。虽然牛、李二人的策文已经亡佚了，但现存皇甫提策文的主要内容早攻击宦官专权，而不是拚责宰相，所以牛、李二人的策文也当是攻击宦官而非指斥宰相。
- 傅璇琮先生认为“权幸”、“贵幸”的特定含义是指宦宫。因而他断定记载中的“权幸”都是专指宦官。也就是说，在这次制举案中，牛李等人所攻订的对象不是李吉甫，泣诉于上者也不是李吉甫，而都是当时弄权的宦官。
- 岑仲勉先生为了杏认李吉甫曾“泣诉于上，辩解说:“若就当年宰相而论，郑细先入中书，资厉老于吉甫，如果是概括地攻击时宰，则负责者尚有姻及武元衡二人，何以偏吉甫独自泣诉。”
当代学者反驳
程奇立先生对于岑先生等人的观点进行了逐一反驳（此不一一赘述），认为：
元和三年制举案主要是发生在当权宰相李吉甫与应制举人牛僧孺、李宗闵以及考策官之间的矛盾斗争。当然，这次事件中也交织着应制举人皇甫提与一部分宦官的矛盾。具体说来，就是皇甫提在对策中所攻击的是宦官专权，而牛僧孺、李宗阂所指斥的则是宰相李吉甫。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其后一的党争中，李吉甫父子与牛僧孺、李宗阂屡屡发生矛盾斗争，而却不曾与皇甫提有什幺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