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之乱，是指隋炀帝执政中后期。在此期间，隋炀帝继修建大运河，建设东都洛阳之后，三征高丽，巡幸江都。几项国家级工程的同时上马，顿时民怨四起。最后在大业7年农民起义爆发，中原大地烽烟四起。这种混战局面，一直到唐贞观初年（平定梁师都）才结束。

（604年）十一月，隋炀帝为了开掘长堑拱卫洛阳，调发今山西、河南几十万农民；次年建设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两百万人；自大业元年（604年）至大业六年（610年），开发各段运河，先后调发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大业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丁男一百二十万，役死者过半。总计十余年间被徵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隋炀帝即位后，为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各地大修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其中着名的有显仁宫、江都宫、临江宫、晋阳宫、西苑等。西苑在洛阳之西，周围二百余里，苑内有人工湖，周围十余里，湖内有山，堂殿楼观，布置奇巧，穷极华丽。隋炀帝常在月夜带宫女数千人骑马游西苑，令宫女在马上演奏《清夜游》曲，弦歌达旦。炀帝游江都时，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长达二百余里，所经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挥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率领民众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起义，隋末民变终于爆发。刘霸道、孙祖安、张金称、窦建德等纷纷率领农民百姓起义，农民起义军力量迅速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大业九年（613年），农民起义不仅遍及山东、河北等地，而且发展到全国範围。在大业九年上半年，平原、灵武、济北、济阴、北海等地均爆发农民起义，迅速高涨起来的农民起义给隋朝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在农民起义的巨浪冲击之下，隋朝统治阶级内部分裂，这一年六月，杨玄感于黎阳起兵反隋炀帝，杨玄感的起兵，很快失败了。隋炀帝的大军从辽东撤回，向杨玄感展开反攻，杨玄感兵败自杀。隋朝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击败卢明月、张金称、高士达、刘元进，坑杀农民起义军。而翟让瓦岗寨、窦建德、杜伏威、林仕弘等农民起义军则屡次击败隋朝大军，发展壮大。隋炀帝想用血腥屠杀的恐怖政策恐吓人民，反而使更多的人民参加到农民起义军中去，“所在蜂起”，“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农民起义发展为全国规模。杨广妄图遏止起义力量发展，下令各地郡县、驿亭、村坞筑城堡，将民众迁往城堡中居住，于近处种田，以图控制。他不愿正视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现实，身边的佞臣也不以实情相告，谎称造反的农民“渐少”。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杨广从东都去江都。次年四月，李密率领的瓦岗军逼围东都，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历数隋炀帝十大罪状。杨广在江都却越发荒淫昏乱，命王世充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每日酒色取乐；又引镜自照，预感末日将到，锐意尽失的隋炀帝晚年常引镜自照，对萧后和臣下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杨广晚年，既没有像陈后主那样做个长城公，也没有把带在身边的毒药派上用场。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杨广见天下大乱，已心灰意冷，无心回北方，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準备迁居那里。从驾的都是关中卫士，他们怀念家乡，纷纷逃归。这时，虎贲郎将元礼等，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杨广闻变，仓皇换装，逃入西阁。被叛军裴虔通、元礼、马文举等逮获，杨广欲饮毒酒自尽，叛军不许，遂命令狐行达将其缢弒，时年五十岁。隋炀帝造成的大乱，使华夏人口锐减到两百余万户。至唐贞观初年，平定梁师都后，天下才算平定。

大业之乱，不仅彻底将隋文帝留下的大好河山摧残殆尽，而且给后世留下了沉重的包袱。隋文帝“开皇之治”时期，江山一统，百姓安居乐业，人口合计“黑户口（游民）”，大约达到了8000万。而大业之乱后，天下人口百不存一。战争对人口的消耗量是巨大的。据史书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天下着籍人口仅有200余万，合计黑户口，约为1500万人左右。由此可见，短短二十余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四，社会人口凋零情况严重。以至于唐代整整花了一百余年时间，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才恢复到了开皇之治的水平。

大业后期，中国相继出现了李渊（国号唐），李密（魏），宇文化及（许），王世充（郑），窦建德（夏）

刘武周（称定杨可汗）等大小数十个割据政权，最后李渊平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