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的存在类型不断深化、丰富和演变的历史。与人类文明发展形态（採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演进历史相对应，人的存在类型即不同文明形态的主体承担者也经历了“自然人”“宗法人”和“经济人”三种不同发展阶段。原始採猎文明时代自主意识不强、个人总体臣服于自然界的“自然人”，农耕文明时代自给自足、重义轻利、依靠自然血缘和封建宗法等级观念维繫的“宗法人”，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远去了。当前，人类文明发展形态正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加速转型，人的存在类型也由“经济人”加快向“生态人”转变。与 “经济人”相比，“生态人”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质的理论设定，蕴涵着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制约着人的存在，包括人的存在的类型、範式。一部人类史，既是人类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历史，也是人类在空间上不断拓展的历史，还是人的存在的内涵、範式不断深化、丰富和演变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人是什幺，“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既和他们生产什幺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怎样生产”，既表现为“用什幺劳动资料生产”，还表现为劳动者以何种精神气质、人格形态进行生产。由此呈现出不同的生产状况和结果，表征着不同的文明，人的存在的不同类型。自人类走出渔猎时代，主要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当下正向生态文明转移：在人的存在形态上，侧重表现为“道德人”、“经济人”，当下正向“生态人”过渡。

“道德人”，是指崇尚道德，轻视利益，安贫乐道的人。在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里，物质生产的社会关係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以“人的依赖关係”为基础，个人从属于共同体。原始社会是“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每一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一个肢体，他才能存在。道德则是维护共同体的主要纽带。进入阶级社会后，以自然血缘和宗法等级为纽带的人的依赖关係主要表现为统治与服从关係．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和对外征服，将道德观念理论化，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灌输，成为人们人生的重要追求。这时候，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依赖于自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立身做人是根本的，追求利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主张“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慾，统统钉到十字架上”(基督教语)。在中国，则主张“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也”(孟子语)。一直到宋明，“存天理，灭人慾”。崇尚道德，重视道德在立身做人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身体力行实践道德，有其积极的意义；但重义轻利，弱化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且愈到后来愈益禁锢人的思想，束缚人的手脚，使个人陷于懒惰麻木、社会陷于停滞不前之中。

“经济人”，是指崇尚经济，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经济人”是随着商品经济产生，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出现的。17—18世纪的西欧，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逐渐成为经济内聚力的核心，生产和分配基本上是通过广泛的买卖交换方式来解决，而不再与流行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习俗融为一体。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接受僱佣，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决定产品的类型和数量。“优胜劣汰”调节着社会经济，同时调整和安排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芸芸众生命运的不再是出身和门第，而是拥有的财富和金钱，社会最大限度地围绕着谋取利益来运转。可是，在许多人的思想深处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谋利的蔑视和恐惧。认为“利为万恶之源”，若人人竞相求利，势必导致社会的分裂和瓦解，世界末13为期不远了。为了摆脱这种思想桎梏，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得不对之批驳，为“经济人”之崛起而论证、讴歌、呼喊。霍布斯(1588—1679)的《利维坦》号称“人性自私论宣言”；洛克(1632—1704)进一步揭示，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孟德维尔(1670一1733)则进一步论证，追求个人利益是创造人生辉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源泉动力；亚当·斯密成功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1759年撰写了《道德情操论》，以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立场和世界观，力图对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道德人”加以改造、阐释．以赋予自由主义新鲜内容。实践证明这样难以说明新时期的人格特徵。17年后，斯密撰写了《国富论》，以其博大精深的体系论证并揭示了把个人利己主义利益追求作为行为动机的“经济人”，及其时代精神气质、行为表现、道德意义、生长机制等等。由此获得广泛传播，成为人的塑造的重要依据，为资本主义发展催生着13益壮大的主体队伍。当代着名学者斯蒂格勒评价说：“斯密在他该成功的地方取得了成功，首先是在人的行为方面提供了一个几乎具有无限威力的原理，他创造了在竞争环境中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这个创造就其普遍性而言可以与牛顿的创造媲美”。_ 当然，斯密也看到了“自利”的“经济人”的局限性，正如他在《国富论》中所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种自利的欲望给经济带来活力，同时会产生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导致利己主义泛滥。以追求物质享受为目的的生活方式始终蕴藏着毁灭人的种子。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演进，“经济人”的局限性13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人们在採取各种手段来争夺财富的狂热举动中，忘却了那些有价值的东西。结果，走进手段的王国，却迷失了自身的目的；跨进物质的天堂，却陷入精神的深渊。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挑战，也是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挑战。事实表明，“经济人”在许多方面与时代已经愈益不相适应了。

“生态人”，是指善于处理与自然、人及其自身关係，保持良好生命存在状态的人。生态，即“生命的存在状态”。世界，包括自然、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存在着客观的运行逻辑和规则。“生态人”正是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中对这种运行逻辑和规则的逐渐体悟、澄明，并用于规範和改造自身，努力达到外部自然生态、内部自然生态—— 精神生态、人格生态的平衡，形成良好的生命存在状态。这种运行逻辑和规则的特点是：

第一，整体性、有机性。当代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而是由无机自然圈、自然生物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圈等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其中每一部分、各部分的每一因子都处于广泛而内在的普遍联繫之中，都对其他部分、其他因子发生影响，并在这种普遍联繫、相互影响中，最后在整体生态系统中确证其存在的合理性。生态系统整体性、有机性原则，要求其系统内部各部分、各因子之间的平等性。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霸权主义所以不合时宜，就在于违背了生态系统整体性、有机性原则。

第二，竞争性、共生性。作为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统内部各部分、各因子之间，既相互差异、对立、竞争，又互依、互补、共生。肯定与否定，生态系统的整体合理性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中实现的。现代人不能没有竞争意识，但在竞争中不能仅考虑自身，这无疑是一种乡巴佬式的小心眼儿的思维方式。为了自己，必须考虑对方，甚至还要考虑到受其影响的第三方。这在现代生态学上被称为“三人竞争模式”，常常出现在受益与受损者的利益补偿之争中，出现在综合效益与单纯经济效益之争中，出现在权利、责任、义务的公平与正义之争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就应象博大的大地一样，能容纳万事万物。在世界联为一体，开放——冲突并存的当代世界，合理性通常存在于不同主体、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吸纳、融合中，随意以一种制度、文化否定、排斥另一种制度、文化，不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就是狭隘民族主义。

第三，开放性、变动性。当代人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相互联繫、对立竞争、互补共生的世界，亦是一个急剧变化、快速发展的世界。一些学者认为“今后10年所能带来的技术变革要超过整个20世纪的总和。” 由此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在这样的世界中要求得生存和发展，不落伍，不颓废，必须开放思维，开阔视野，面向世界，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在实践中能动地改造世界，创造和谐的外部自然生态；同时改造自身，形成良好的内部自然生态，即精神生态。这是生态人的特点，也是其基本的存在状态。生态人可以是个人，其行为模式亦适用于群体行为及其交往中。

唯物史观揭示，利益决定道德。“道德人”、“经济人”、“生态人”，作为人类不同文明的主体承负者，归根到底反映了各自时代的利益要求，因而成为该时代积极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没有他们各自的努力，历史上任何一种新文明、新时代的出现都是不可思议的。诚然，人类文明发展是进化与分化的统一，任何一种新文明都不是完全否定和消灭旧文明，而是对之加以改造，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要素、因子。特别是由于社会的複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今天，在我们实现和提升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文明仍会在很大时空中发展，需要大力发挥“经济人”乃至“道德人”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要弃其弊端，积极培养造就新型的“生态人”。今天，我们要摆脱人类生存困境，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协调和谐的生态文明社会，作为人们的根本利益所在，无疑是高尚的有道德的事业。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的“生态人”将成为人们人格塑造的楷模。17—18世纪，正是“经济人”的不懈努力，使英国成为近代史上最先发达的产业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成了后进国家追求近代化的楷模。

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历史性进步。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以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在很长时间里，工业化发展模式、与此同构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建筑其上的社会制度，被许多人看作是亘古不变的理想王国。
然而，人类文明驶入工业化的轨道之后，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特徵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在一方面使人类创造和获取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另一方面通过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开发，使得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基础——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遭到深层次的破坏，人类日益面临严峻的资源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空前挑战。一是生存基础的危机。传统工业化严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生命支持系统越来越脆弱，人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生存质量不断恶化，发展空间越来越狭小。二是生命的危机。传统工业化严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使生物多样性锐减、人类健康和生命遭遇严重威胁。三是社会文明的危机。传统工业化发展不仅严重损害生态效益，而且也严重损害了社会效益。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矛盾积累激化等等，都深刻暴露了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割裂和扭曲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係的弊端。不仅如此，由传统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生存基础危机和生命危机，直接带来人类社会文明危机，“三大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导致 “三大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以“经济人”为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经济人”是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出现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不再是门第、出身，而是看拥有财富的多寡；而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人格主体来承担。亚当·斯密在1776年撰写的《国富论》中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经济人”的形象，并阐述了其思想特质、行为类型等。历史地考察，“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具有巨大的社会历史进步意义。它肯定了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主张人们大胆地去追求自我利益，第一次使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从天国还原到人间，使宗教神学在理论基础上失去了根本依据，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係的确立，激发了人们的进取性和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二百多年来，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前提和立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不仅成为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而且还成为支配整个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经济思想。
然而，人类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实践证明，“经济人”假设只具有相对的客观合理性。这一假设在高度强调人类经济自利行为的同时，却又极力地剥离人类其他行为和关係，割裂了人存在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
首先，片面思维，以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人”假设以笛卡尔“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人”为主要哲学基础，在人与自然关係认识上， “经济人”假设把“人”高高置身于自然界之外，认为 “人”才是“自然界的主人和立法者”，将人与自然的关係片面地归结为“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係”，把作为人类生命之源和价值之源的“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奴僕和奴隶。在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配下，人类毫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蔑视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最终将人类推向了生态危机的困境中。
其次，单一取向，以最小成本获取物质利益最大化为价值观。在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下，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成为“经济人”假设的灵魂。“经济人”思考和追求的只是物质利益、财富和利润，其行为是否促进公共利益或损害公共利益，只是市场机制的客观结果，并不是“经济人”关心和思考的问题。“经济人”割裂人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内在必然联繫，热衷于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必然削弱人在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导致了人性泯灭、感性丧失，引起人类价值世界的分化和迷失，人成了纯粹的“工具人”“单面人”。
再次，线性追求，以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无限扩张为行为模式特徵。“经济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必然使“经济人”成为一个完全的经济动物，一个精于算计的逐利机器，驱动着“经济人”在生产过程中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毫无节制地掠夺资源和原材料，把自然界当成原料库和垃圾场，而毫不顾及他人、社会、子孙后代的利益。更严重的是，随着“经济人”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势扩散，其物化人格和以物质利益为内容的交换原则也向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渗透，并逐渐泛化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和行为原则，成为一种社会广泛接受和使用的评价标尺。
“经济人”假设本身存在的严重缺陷，决定了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存在严重弊端，也决定了传统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传统主流经济理论，毫无例外地排斥生态规律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与决定作用，忽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致性、统一性和本质联繫，因而毫无例外地把自然生态要素外部化，没有将其纳入成本、收益、价格、国民经济核算等微观和巨观经济範畴之中；主张由“看不见的手”自由调节经济活动，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认为经济可以无限增长，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物质财富最大化。用这种经济理论指导实践，常常存在众所周知的“市场失灵”问题，即不能自动保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发展，无法纠正、避免“外部不经济”和“公共地悲剧”。“外部不经济”核心是指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私人或单位的成本社会化，即把自身赢利建立在社会公担、他人损失的基础上。“公共地悲剧”则清楚地说明了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下由于私人成本社会化，在每个人都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情况下，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人类工业文明和“经济人”时代，确实违反了生态规律，其根本问题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基础的根本性破坏，导致种种危机日益加深，标誌着工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经济人”假设的内在缺陷及其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困境都表明，工业文明及其人性标準都已不合时代的发展，历史呼唤着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呼唤着新的生态人格模式的确立。

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三大危机”，使得包括开发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广泛关注和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係，以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全面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与生态关係的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一种划时代的发展思想和崭新的发展观。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主导下，当前人类工业文明正加速转型。对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时代，着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托马斯·伯里将其称为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与生态和谐统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文明，其核心是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必须保持在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极限以内，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牢固基础之上。因此，生态文明既不同于以牺牲生态环境谋求发展的工业文明，也不同于以十分缓慢的发展来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的农耕文明，是超越以往一切人类文明的更高级、先进、伟大的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作为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发育、发展正在催生一种新的文明主体。我们将表征、创造和建设生态文明的人类存在新形态和生态文明的承担主体称为“生态人”。
“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应的，与“经济人”相比，“生态人”既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生态文明时代理想的人格模式，是一种更加符合现代人类本质的理论设定。“生态人”假设中的人不是孤立的、绝对的或片面的人，而是具有生态理性并整合包含了“自然人”“宗法人”“经济人”乃至“社会人”（现代管理学关于人的一种假设）等人类基本特性的有机集合体，是对”自然人”“宗法人”“经济人”“社会人”的扬弃、综合、超越和发展。由此，我们将“生态人”定义为具备生态理性，在自觉尊重生态规律的前提下追求生态、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的个人或群体。
“生态人”是人类特性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和新发展，“生态人”假设则是人类对其自身特性最新发展的时代认知和把握。它不是从纯粹的功利角度来阐述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而是更加强调从人的本质内涵来诠释。在“生态人”的观念中，人的需求是全面的，不仅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且包括生态需要和社会需要，一定要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整体互动关係中来解决生态问题、社会问题。“生态人”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为：
第一，整体思维，以生态优先的有机系统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态人”抛弃了近代以来机械论世界观和思维模式，以生态优先的有机系统论观点看待人与自然和生态、经济、社会之间的关係，将它们看作一个有机系统和整体，认为人及其社会作为生态系统母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子体，其生存发展的一切活动必然深深打上生态系统母体的烙印，必然受制于自然生态系统，离开了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能量转化与交换、信息交流与互动，人一天也不能生存，更谈不到从事经济社会活动。因此，无论是人类整体或人类个体的一切活动都必然最终受制于自然界，必须在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基础上进行，没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承载，人类整体的或个体的一切经济社会活动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生态人”以生态优先的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範式，对过去“经济人”乃至“社会人”的理论设定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和超越，即“经济人”“社会人”必须建立在“生态人”的基础之上，并接受“生态人”的主导、规定和制约。
第二，综合取向，以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为价值观。与传统的“经济人”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忽视生态效益和社会和谐的价值观不同，在生态优先的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下，“生态人”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整体互动关係的维度去把握生命活动的价值取向，以全面的、整体的价值视角来审视问题，坚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有机统一，追求包括经济持续发展、自然生态平衡、社会和谐有序在内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在价值取向上开闢了一条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的正确道路。“生态人”不仅追求直接的物质利益，同时追求包括更高的精神需求、社会需求和生态需求在内的生活质量；不仅追求代内生态、经济和社会公平和谐，而且追求代际的公平和谐。在“生态人”看来，当追求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与生态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服从生态优先原则；当追求局部的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局部服从全局；当追求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服从长远利益。
第三，全面发展，以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为行为模式特徵。“生态人”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生态人”能够正确理解自然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人的生产活动直接或间接的、短期或长期的生态社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去支配和调节自身活动，从而使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活动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平衡、良性互动基础之上，也使其所有活动都有利于而不是破坏生态系统的协调平衡。这必然使“生态人”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自觉理性地维护生态平衡、生态安全、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的高尚的人。这样的“生态人”，已经从“经济人”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无限扩张的行为模式中解放出来，而以推进生态、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行为範式和理想人格。

“生态人”并不是从纯粹的功利角度来阐述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而是更加强调从人的本质内涵来诠释。在“生态人”的观念中，生态问题的解决不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某一特定阶段上用来应付特殊生存境遇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根本的生存原则，因此“生态人”除了具备关爱自然、生态平衡等生态意识外，还应具有以下价值观念：

(1)具有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範式。与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掠夺观不同，“生态人”抛弃了近代以来机械论世界观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以有机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係，将“人一自然一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普遍的联繫中，认为人和其他生命一样，只是生态系统这个有机网路上的一个网路点，人类生命的维持与发展要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人与自然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係，而是存在着複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2)树立生态安全观。“经济人”只注重经济利益，无所顾忌地掠夺资源，而“生态人”将生态安全放于首位。生态安全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它是指在地球几十亿年漫长的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任何生物必需的特定气候、温度、湿度、光照通量等生态参数处于稳态时的状况。“生态人”能够意识到失去生态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虚假的，因而在决策时将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如果其行为危及到生态安全即使利益再大也要放弃。

(3)拥有生态善恶观。生态善恶观是“生态人”的核心，生态善恶也即生态道德，它扩展了传统道德的界限，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係中，使人们以道德理念去维繫生态平衡，树立人们对于自然的道德义务感，因而对人类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当有了这种善恶观时，“生态人”就会把保持生态平衡作为个人的一种人生责任，当其行为有利于生态平衡时就感到高兴，而对破坏生态、伤害生物的行为则感到悲哀。

(4)主张环境公平、正义观。环境公平是针对环境伦理的缺陷而提出的，但它也同样是“生态人”坚持的一个準则。环境公平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儘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环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同的阶级、群体对环境会有不同的诉求，因而其利用自然的权利、履行环保的义务也应有所差别。环境正义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实现环境资源所有权与享有权分配方面的公正，应承担环境责任方面的公正，最终达到环境权利、环境责任和环境义务的统一。

(5)推崇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相协调的发展观。“经济人”以高耗费、高污染的方式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生态价值、生态效益和社会和谐，是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生态人”则不然，“生态人”是以全面的、整体的视角来审视问题，坚持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统一，追求包括经济持续增长、自然生态平衡、社会和谐有序在内的综合效益。

以上只是对“生态人”价值观的一个简要陈述，并不能表明其全部内容，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出于不同的立场和主体利益的差异，对“生态人”的内涵及其特徵的理解也会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重视生态观念和生态保护是共同的。

“生态人”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但它并没有违背人的本性和客观现实，因此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或空中楼阁，而是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认为，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一个社会範畴、历史範畴。马克思将其表述为“人的本质并不是人的鬍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係的总和”。而社会关係是随着生产力、生产关係的矛盾运动而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生态人”就是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形下逐渐萌芽的，“生态人”取代“经济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本能或需求，一种是沿着生物谱系方向逐渐变弱的生理需求，另一种是随着生物进化而逐渐增强的心理需求。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已使得物质财富在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人类社会的、心理的、感官的、环境的、生态的等非物质需求则越来越强烈，旅游、休闲、景观享受、闲暇生活、绿色消费已逐渐为人们推崇。伴随着消费需要的变化，生产者也把降低环境成本、标榜绿色生产作为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标，可见在人的本性中蕴涵着生态因素、生态因子，这些就为“生态人”的塑造提供了现实可能。

第三，当代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大大拓展了人们在世界範围内的普遍联繫，一国的生产和消费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各种文化间的交流、碰撞、融合日益频繁，生存方式、生存境遇日益公共化，各种主体间的差异不再明显，这些都为“生态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可能。同时生态问题的跨区域性以及本身的複杂性，也决定了生态问题并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事情，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它需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生态人”假设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经济发展遭遇“环境瓶颈”的时刻，对于我们走出发展的困境具有极好的启示。

第一，“生态人”价值观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係问题，维护和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代的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膨胀，人与自然的关係失调所引起的。而“生态人”坚持一种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荣衰与共，要求在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谋取个人利益。力求实现自然、社会、生态的互动平衡、协调发展，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生态人”的观念也有利于平息环境伦理学内各个流派的争论，像“动物权利论”、“生态中心论”在“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等问题上展开的论辩。而“生态人”并不在某些问题上过多地纠缠，它从人的本性出发，提倡一些更易于理解的观念与普遍的价值观，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和传播。

第二，“生态人”的观念深化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是人的发展中的一个更高层次。

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发展三阶段”时并没有具体展开，只是抽象地将其描述为“人的依赖关係、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E33 。“生态人”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失，是对人性的更为具体的描述，而它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公平与正义”、“重视人的需要的满足”，也为引导人们如何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向。

第三，“生态人”理论的确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表现。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着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就要求我们实现从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到产业结构、经济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摈弃铺张浪费的现象，坚持实用节约的原则，要求社会的经济生活以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为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力求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共赢。而这一切恰好是“生态人”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是“生态人”应有之义。因此，“生态人”的理论建构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大有裨益的。第四，“生态人”的观念有利于推动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当前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沿袭多年的单纯用GDP的数据来考核干部政绩方式；按行政区划管理生态，破坏了生态本身的统一性，造成自己利益优先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因此，假如政府成为了“生态人”主体，它必须推进体制改革，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建立生态管理制度；将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依法保障公众在在环境事务上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力求对极具整体性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统一而有效的保护、管理，努力构建“生态型政府”。总之，“生态人”理论作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它本身还不完善。如何实现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过渡，还需要靠理论界、知识界的共同努力克服种种障碍。

生态文明的发展加快着“生态人”新型人格模式的确立，新型“生态人”人格模式的确立反过来又给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以强大支撑。在人类遭遇生态危机和发展瓶颈的今天，“生态人”假设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首先，“生态人”假设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生态人”关于对人的认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特别是生态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人的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方面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组成部分的实质和核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自然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自然基础，更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构成人的本质。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人的异化和片面发展进行深入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体分析了人的历史性生成关係，提出了人的发展必然经历“对人的依赖、对物的依赖和全面自由发展”的“三形态”理论。完全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现代“生态人”理论的先驱者。而现代“生态人”假设的明确提出，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更为深入的时代剖析和阐述，它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重视满足包括生态需要在内的人的全面需要”、“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都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供了生动新鲜的思想，也为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向，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和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事实上，当今人类思想界的“生态人”假设理论以及建立其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理论、循环经济理论、绿色经济理论等先进思想成果，是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其次，“生态人”构成了绿色经济理论的前提性假设，从根本上推进着经济理论的绿色变革。“生态人”假设是在批判和超越传统“经济人”假设以及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构成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学理论即绿色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性假设、逻辑起点和立论基础，从根本上推动着经济学理论的绿色变革。一是“生态人”假设为绿色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科学的逻辑起点，实现了经济学理论逻辑前提的根本性变革。传统经济学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起点和基础，把生态、社会要素“外部化”，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需求的最大化。以“生态人”为前提性假设和逻辑起点，使经济学理论从“外部化”生态系统的单一片面的经济研究，转变为生态系统“内部化”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能够重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绿色经济学理论体系。二是“生态人”假设推动着经济学理论基本原理、基本範畴和具体理论的範式革命。根据“生态人”假设，绿色经济学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原理，即“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受制于生态系统”“生态资本的保值增值决定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由这两个基本原理决定，经济学理论中的资本结构，也由单一的物质资本向以生态资本为基础，物质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组成的複合型资本结构转变，生态要素资本化和资本要素生态化成为绿色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和範畴；成本结构则由外部性向内部性转变，即把传统经济学理论排斥在经济系统之外的社会等要素尤其是生态要素，内化为经济要素，使生产者承担外部不经济带来的全部成本；效益结构也由追求单一经济效益最大化向追求生态、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取向转变；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可持续的格局，向高科技、低排放、循环化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消费结构和生活方式，要从高浪费、高透支、挥霍性、极端物质化，向生态型、健康合理、全面协调的绿色消费转变。所有相应的具体经济理论，都在据此予以改造重构。三是“生态人”假设推动着经济学的经济社会体制理论发生深刻的绿色变革。绿色经济学理论认为，传统主流经济学过分依靠自由市场推动和调节经济活动，传统的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反映“生态人”特性和需求，不反映生态价值和生态规律，据此构建的一系列经济社会体制无法推进可持续发展，亟须进行根本性的生态化改造。因此必须把传统的市场经济改造为生态市场经济，把传统的政府管理改造为政府绿色治理乃至全球的绿色治理，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构建适应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发展的新型推进机制。对当代经济社会体制进行整体性的生态化改造，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又一场历史性经济社会变革的主题，也是一个影响全局的新潮流。
再次，“生态人”假设有助于深化对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认识，拓展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战略视野。21世纪是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巨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奋力推进科学发展、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绿色崛起”的时代。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从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範式高度，科学回答了为什幺要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中华民族新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生态人”假设在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层面，实现了“自然人”“宗法人”“经济人”“社会人”“生态人”的协调统一，实现了人的内心和谐与本质和谐，即人的物质需求和利益、社会需求和利益、精神文化需求和利益、生态需求和利益之间的协调统一，为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经济与文化和生态的和谐乃至全人类全世界的和谐，提供了深层依据、本质要求、总体目标和根本途径。按照“生态人”假设，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就是以“生态人”的全面需求、全面发展为本，而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也必须通过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才能逐步实现。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既反映了“生态人”的本质和根本利益要求，具有人的本质层面的深刻依据；又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获得了“生态人”这个主要社会主体的强大支持，具有了逐步实现的根本动力和主体条件；而且，建立在“生态人”基础上的绿色经济理论与实践，又为推进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增添了新的实践内容，开闢了新的实现机制和途径。
最后，“生态人”假设对于人类克服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生态人”假设是在人类试图克服传统工业文明弊端，克服生态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生态人”假设坚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荣衰与共的价值观，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力求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必然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一是有力促动着人的全面发展。“生态人”的理性自觉、鲜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激发起更多的人投入绿色生活，向着“生态人”的目标前进，推动着绿色社会运动蓬勃发展。二是有力推动着绿色产业革命和绿色经济发展。事实上，面对由传统工业文明弊端导致的人类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瓶颈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种按照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续发展理念运行的全新经济形态——绿色经济，伴随着知识化浪潮在全球蓬勃兴起，30多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正在全球蓬勃发展的绿色经济，是融合了人类现代生态文明，以生态化为主导、知识化为基础、循环经济为主要技术经济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绿色经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健康幸福、社会和谐、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经济。绿色经济之所以兴起并不断发展，就是人类生态觉醒和绿色运动全力推动的结果；“生态人”的形成与成长，则为绿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和社会主体条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风潮涌动，成为应对危机的根本对策与途径，就是明证。“生态人”假设理论的提出和张扬，更为人们正确认识这个互动过程，为绿色消费和需求的成长，为绿色市场的发育扩张，为动员更多的社会市场力量投身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深层的精神动力。当前，以“生态人”为支撑的、以发展绿色经济为核心内容的生态文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显示了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展示了人类经济全新的广阔发展前景。三是推动经济社会体制生态化变革。人类发展绿色经济的初步实践表明，从传统工业经济到绿色经济的转变，是人类从“经济人”存在方式向“生态人”存在方式的伟大转变，是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形态向生态文明形态的一场伟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对原有传统经济发展道路、体制机制、利益格局、社会组织系统、政治决策模式、生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规範、行为价值取向、科学技术与标準体系的一场伟大革命。“生态人”假设作为绿色经济学的一面理论旗帜，正在凝聚着推动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投身经济社会体制乃至整个文明形态的绿色变革，加速着生态化改造进程。

当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关头，由“生态人”理论和实践昭示的生态文明，展示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全新的希望和广阔前景。党的十七大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航程，必将激励我们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深入研究和践行“生态人”理论创新成果，重塑发展的主体，转变发展方式，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