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东流去》是以1938年日本侵略军进入中原，国民党军队为阻滞日军南下，炸开河南境内黄河花园口大坝造成一千多万黄泛区难民流离失所为主要情节，以赤阳岗村的李麦、王跑、蓝五等7个家庭的主要成员流亡逃荒为叙事线索，形象地描绘了赤阳岗村难民在洪灾中背井离乡，历时8年从失去家园到重建家园的血泪史、抗争史和奋斗史，以及洪灾中其他不同阶级和阶层人物命运的变迁史。

李凖从1953年在《河南日报》发表第一个短篇《不能走那条路》以来，除了被“四人帮”剥夺写作权利的那几年之外，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农村图景的勾画和农民命运的描写。在十七年时间，他写下了四十多箇中短篇小说，在艺术地记录中国农村社会与农民生活的变迁方面，在同代作家中是出色的，产生过广泛深刻的影响。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将几十年的生活积累，投放到《黄河东流去》的长篇创作。

作为《黄河东流去》中最年长的老者，不仅性格豁达而且具有很浓的“恕道”思想，同时也是李凖寄予传统文化质素最多的角色。作为年纪最长的农民，徐秋斋身上留存了中华民族最底层最悠久的秉性特质——他笃信人应该有“仁爱之心”的主张，觉得处世对人应该“推己及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对人的过错不必苟责，要有宽恕、原谅的胸怀。

作为《黄河东流去》的核心人物，“是个生活能力极强的人”。她秉承了中国农村妇女身上的“坚忍”品质。从她四岁丧母跟随失明老父流浪要饭时起，就注定要面对坎坷命运的考验。然而，她又不同于长松的媳妇杨杏和海老清的媳妇老清婶，她遇事从不悲观消极，甚至坐以待毙，是一个“不信神的女人”。

是作品中命运最悲惨的姑娘。作为长松家众多子女中的一个，玉兰深知自己和姐姐秀兰在家庭中的位置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她们在家庭里的地位也是最下层的”。在饥饿肆虐的日子里，“少女们的饥饿是更为可怜的”。所以，当玉兰看到姐姐秀兰为给家人换得80斤口粮而自愿被卖给人贩子后，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而独自悄然离开家找人贩子，将自己卖给洛宁县石涧村的老地主张汉臣做妾，最终在张汉臣老婆的折磨下小产身亡。

是作品中最先高扬牺牲旗帜的女性。她在葫芦湾和母亲李麦、哥哥天亮走散之后，随徐秋斋和梁晴挤火车到了西安。这个本该作为被保护对象的13岁姑娘，不仅要照顾毫无血缘关係的徐秋斋，而且还要每天出去捡拾菜叶替梁晴分担生活压力。当她得知徐秋斋因心疼自己被看煤人绑在火车上抽打而拖着病体外出要饭时，便主动向梁晴要求卖身到人市，当这个提议被梁晴拒绝后，嫦娥又毅然决定谎报年纪去宝鸡的工业合作社上班。

是小说刻画得饶有特色的一个女性。这位船民的女儿，还在天真、单纯、活泼的妙龄便被抛进生活灾难的激流。但她并不向生活屈服。她孑然一身到处寻找李麦、海天亮一家。在葫芦湾抢粮失散后，又同徐秋斋、小嫦娥流落到长安街头，为了肩负起三口人生活的重担，她茹苦含辛，为人补袜底，到工厂做工。严酷的生活使她迅速成熟起来，也使她心田中从劳动人民家庭获得的美好品质受到严峻的考验。她对徐秋斋、小嫦娥一老一少的照顾，同甘共苦。断然拒绝工厂崔科长的甜言蜜语和粗暴纠缠，义正词严。

《黄河东流去》反映了沉浮于历史风涛中的黄河儿女的苦难命运和他们为求生存而作的勇敢搏斗，从而出色地表达了讴歌“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主题。

《黄河东流去》中，将儒家正直自强、仁爱担当等品格与道家天人合一、通透超脱等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创作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与招魂，也是对传统文化底蕴的再发掘和对传统伦理道德精华的再弘扬；体现了李凖对儒道相济的中原传统文化、伦理的辨证思考和哲理反思以及对继承、更新传统文化的期待和信心，在提倡古典文化热的今天，仍有重要借鉴意义与现实意义。

透过《黄河东流去》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和他们在洪灾面前生活与命运的变迁，作家不仅考量了中华民族抵御灾难的意志力、生命力和凝聚力，而且还藉助民族资本家在西安、宝鸡等地通过战争和灾荒大发国难财，日本侵略者及汉奸在中国东北榨取劳动力，以嫦娥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由破产而沦为工人的悲惨境遇等情节，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予以全景式观照和扫描，使小说在具有文学审美价值的同时，还具有了社会学价值。

《黄河东流去》中构思的艺术，表现在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有致，波澜起伏。政治的斗争、自然的剧变、家庭的飘零、爱情的离合，交相穿插，使小说始终保持了壮歌旋律，又富于变化和跌宕。

《黄河东流去》所呈现出的独特感人的艺术魅力，与其中频繁恰当地使用比喻是分不开的。据统计，全书总计使用比喻450处，而这些比喻中喻体的选择更是生动贴切、形神兼备，呈现出形象通俗、主观个人、乡土地域、幽默诙谐的特徵。

《黄河东流去》中充满了具有中原地域特色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不仅是中原人日常生活的展现，还蕴涵着多样的审美价值：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纯朴美好的情义道德，更为深刻地揭示了人物性格，体现了作者对故乡风情的依恋和歌颂。

《黄河东流去》中有许多精美的“闲笔”，充实着、美化着作品的细节描写，调节着作品的情节结构，在形成李凖这一时期创作的特有色调、情趣、节奏、风格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闲笔”本身已在逐步成为李凖小说创作的一个特色。

《黄河东流去》是作者在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经过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经过对自己创作道路上的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而完成的一部力作，是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穫。——华中师範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黄济华

《黄河东流去》以及被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中蕴含着丰富的性别文化内涵，揭示出特定历史背景下男女两性所面对的爱情、婚姻、家庭、地位等诸多社会生活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裴艳艳

儘管李凖的《黄河东流去》还存在诸如人物类型雷同化、中间人物描写力度弱、作者主观情绪介入过多等瑕疵，但是从民族文化寻根的角度看，这部作品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深度解读，不难理解李凖花费5年时间写《黄河东流去》的潜在原因，而这一原因也是他“仍在思考”的初衷——农民作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群体形式，他们身上承载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质素，同时也因袭了国民劣根的负面品质，而作者真正想去探寻和挖掘的，是蛰居在“农民”这一群体精神底层的中华民族的原生力和创造力。从这一层面上说，李凖试图藉助《黄河东流去》重返历史，有意识找寻中华民族的“根”，探索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以激活中国人民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并为现代人类提供精神的栖息之地。——中国作家网

李凖（1928-2000）蒙古族。河南洛阳人。中共党员。历任河南省文联作家，中国作协河南分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中国影协主席团委员、常务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文学创作一级。着有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短篇小说集《李双双小传》、《车轮的辙印》、《夜走骆驼岭》、《农忙五月天》，散文集《情节·性格和语言》、《彼岸集》、《森林夜话》，电影文学剧本集《走乡集》，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龙马精神》、《石头梦》、《双雄会》、《清凉寺的钟声》、《吉鸿昌》等。《李双双》（编剧）获电影百花奖及最佳编剧奖，《老兵新传》（编剧）获1952年莫斯科电影节奖，《黄河东流去》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