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81.1-1951.5 ）中文名阿理克。苏联着名中国学家。精于汉语文学，兼长中国考古学、民族学及文化史。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

1898年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攻读汉满语文专业，师承俄国中国学权威王西里教授。1902年毕业，留任汉满语文教研室。同年，应聘于亚洲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1904—1907、1909—1910年赴欧洲，在英、法、德诸国汉学中心进修、讲学和研究。1916年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中国诗人论诗：司空图的〈诗品〉》，后留校进修。1929年1月12日未经答辩获语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未经答辩获博士学位。同年，当选为院士。

1910～1951年彼得堡—列宁格勒大学、1919～1924年地理学院和俄国艺术史学院、1924～1927年东西方语言和文学比较史学院、1930～1938年列宁格勒历史语文和语言学院、1937～1941年莫斯科东方学院教员。

1935年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参加第三届国际伊朗艺术与考古学大会，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等。1930—1951年任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学研究室(原名汉—西夏研究室,一度曾改名汉满研究室)主任，是前苏联中国学这一时期公认的领衔人物，对其学生、苏联着名西夏学家聂历山的研究起过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同时，广泛组织了与中、法、英、日、美等国的学术交流。早年曾与精通满藏文的伊凡诺夫斯基教授一起从事研究，完成了俄国中西交通史学者埃米尔·布雷特施奈德遗着《中国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整理出版工作。1907年，参加法国着名汉学家沙畹的考古考察队，发掘河南省新石器时代遗址。1910年回国后，致力于研究科兹洛夫从黑水城掘走的文物。1912年赴中国东南部，为前苏联科学院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收集民族学资料。曾研究过中国和中亚及西伯利亚南部各民族人民文化史问题。依据科兹洛夫1923—1926年于蒙古发掘的匈奴时代碑铭文献，研究了中国和中亚及西伯利亚南部诸民族的文化交流史。获苏联勋章和奖章多枚，生平着作约260种。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

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生涯涉猎广泛，除主要领域中国文学外，在中国文学史、小说、诗歌、散文乃至民俗、古币、汉字语音学等方面均有令人瞩目的建树，其所收集的中国年画数量之多，品质之精，世所罕见。阿列克谢耶夫首要的、最重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

1911年阿列克谢耶夫把李白的两首诗译成白俄罗斯文标誌着他译介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开始。1916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司空图的<诗品>》是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第一部力作。该书首次在俄罗斯以及欧洲的汉学史上运用语言学方法，用详尽的材料对所研究的问题加以佐证。直至今日，俄罗斯汉学界还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与这部着作相媲美。在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创作中，中国诗学和美学方面的着作占有显着的位置：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王维的《学画秘诀》、宋濂的《答章秀才论诗书》、黄约的《画品》、颜真卿的《书品》等。翻译和研究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他未竟的愿望之一。在阿列克谢耶夫容量最为丰富的着作《关于诗人的诗篇》（1916）中，令人信服地全面展示出对此类文本的研究方法。这部着作迄今仍是不可超越的、从语文学角度研究艰深的中文文本的典範之作。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

20世纪20年代初阿列克谢耶夫被高尔基所创办的《世界文学》杂誌社聘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开始翻译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最终编成了4个聊斋故事集。第一个集子《妖术》于1922年出版，次年另一个集子《神僧》问世。另外两个集子《誌异》和《异人传》直到1928年和1937年分别由思想出版社和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阿列克谢耶夫对蒲松龄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除了比较着名的《论中国古典文学中民主化的历史》和《聊斋故事中的儒生悲剧与为官思想》等文章外，阿列克谢耶夫还在出版的4个聊斋故事的序言中对蒲松龄的创作进行了清晰而準确的评价，尤以出版时间最晚的《异人传》序言中的论述最为详尽深刻。

除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外，阿列克谢耶夫还特别注重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1920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标题均为《中国文学》的文章。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阿列克谢耶夫开始构思《中国文学史》。他决定先从翻译範文入手，共翻译了865篇古汉语精品，完成了範文的翻译工作，形成两个文集手稿——《中国古典散文》和《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典散文》在阿列克谢耶夫逝世后于1958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但所收入的译文仅是其原作的三分之一，而《中国古典诗歌》却至今未能出版。翻译中国文学经典範文只是阿列克谢耶夫撰写《中国文学史》计画的第一步，接下来便是要撰写一系列专论文章，介绍经典作品的创作过程、艺术特徵、思想内涵以及俄译本在体现原作特色方面所採取的办法。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统一性和互补性。他明确反对一些西方学者臆构出的“东方主义”，指出“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採用比较性的阐述方法来写，把它从异国情调化的、与世界疏离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他把中国文化、文学视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阿列克谢耶夫生前已经为此作了大量工作，但最终未能如愿完成。但他的中国文学史编写思想已经清晰可见，成为他留给后代汉学家的一笔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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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历史也有译介和研究，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翻译了司马迁的《史记》，在一生的科研及教学活动中经常谈到历史问题。无论是对中国古代史，还是现代史，甚至于考古学、钱币学、金石学、民族学、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均有很深的钻研。他生前已发表的和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发表的大量论述中国历史问题的作品令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也自愧弗如。在他有关中国历史的着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写于1929年但直到1975年才在苏联《远东问题》杂誌上首次发表的论文《中国与欧洲的中国史研究》，这是学术界公认的阿列克谢耶夫最有分量的论述中国历史问题的文章，全面反映了其对中国历史和历史编纂学的观点。

阿列克谢耶夫还热衷于对中国民间文化的考察和研究，他认为在民间同样蕴涵着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年画是阿列克谢耶夫平生的一大爱好。1910年他在地理学会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型中国年画藏品展览会，每天亲自为观众讲解。他还在俄罗斯各地和其他国家举办了相关的讲座和展览，比如1911年在明斯克、1926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等。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中国年画的主要代表作是在他去世后于1966年出版的《中国民间年画——民间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一书。

此外还有《中国民间绘画中的神与鬼》（1919年）、《中国民间绘画及其所表现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1936年）、《中国年画》（1940年）等论文。阿列克谢耶夫在自己的各种

着作中涉及到许多中国神话人物，他对中国神话的理解主要见于1958年出版的《在旧中国：1907年旅行日记》一书中。此外，他还撰写过《不死的孪生子和道士及财神身上的金蟾（中国神话研究）》（1918年）、《中国的财神》（1928年）等论文。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的戏剧也有论述，将中国称为“戏剧之乡”。他研究中国戏曲的重要文章有《中国画中的中国戏剧和中国演员》（1929年）、《中国古典戏剧》（1935年）等。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

培养汉学人才和组织教学也是阿列克谢耶夫的用心所在。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关于东方的科学》一书中，发表了他个人档案中的部分材料，这些材料证明，他一直在不懈地探索一条更为有效、快捷的教学途径。他还有很多思考、计画和构想至今仍未发表，但他对组织工作和教学的探索，如同科研工作本身一样，是他毕生的事业。他在圣彼得堡大学执教的40年间，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如齐赫文斯基院士、费德林通讯院士、李福清通讯院士等，他们在汉学研究和教学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造就了上世纪50-80年代苏联汉学的空前繁荣。

阿列克谢耶夫领导苏联汉学近30年，为“汉学”确定了比较準确的定义，他认为汉学是关于中国、中国文化和汉语的综合体，而且必须要以汉语为依託，以汉语材料为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要求汉学家们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同时又不把汉学的各个领域同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研究割裂开来。他注意到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愈渐滋长的各种真伪研究之流。他接受那些代表着学科领域新进展的着作，在一些综述和评论中对其给予肯定，儘管能使他毫不犹豫地接受的作品并不多见。伪科学、粗劣之作和猎奇之作都会遭到他的无情回击。

1．《贝勒士奈德医生遗留给亚洲博物馆的中文书目》，载《皇家科学院通报》，1902年11月，第4期。

2．《古德坚柯向亚洲博物馆赠送的汉文书目》，载《皇家科学院通报》，1902年11月，第4期。

3．《中国1880年版百科全书<图书集成>索引》，载《皇家科学院通报》，1904年6月，第1期。

4．《关于英、法、德国研究中国的简况》，载《国民教育部杂誌》，1906年第9、10期。

5．《乾隆年间的钱币》，载《俄国考古学学会钱币部论丛》，1906年，第1卷。

6．《皇家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钱币部藏中国钱币和钱币型护身符描述》，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印刷，1907年。

7．《中国古都城郊考古纵览》，译自汉语，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1909年，XL卷，上海。

8．《棕树三株》（莱蒙托夫诗作），译自俄文，1909年，北京。

9．《崂山道士》，译自《聊斋志异》，载《我们的涅瓦河》，1910年6月，第23、24期。

10．《关于中国的寺院》，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1910年，XLVI卷，1－4期。

11．《纪念瓦西里耶夫教授》，载《圣彼得堡新闻》，1910年4月27日，第92期。

12．《对北京方言的语音观察结果（1906－1909）》，载《皇家科学院通报》，1910年9月，第6卷，第12期。

13．《中国教育的现代改革》，载《欧洲通报》，1910年，第5卷。

14．《汉语语音读本》，圣彼得堡，1910年。

15．《中国民间年画和护身符上的几种主要的祈福形象》，载《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1911年，第2、3期。

16．《汉字部首名称》，载《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1911年，第1期。

17．《阿列克谢耶夫〈关于中国寺院及民间信仰〉讲座提纲》，明斯克，1911年。

18．《李白咏自然诗》，译自汉语，载《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1911年，第2、3期。

19．《1910－1911、1911－1912学年编外副教授阿列克谢耶夫的中文讲义》，哈尔滨，1912年。

20．《皇家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馆藏中国钱币形护身符和吉祥物》，载《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1913年，第2、3期。

21．《中国关于诗人及其灵感和创作的诗论》，载《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1913年，第1期。

22．《圣彼得堡大学编外副教授阿列克谢耶夫1912年夏赴中国出差简要报告》，载《俄国中亚、东亚历史、考古、语言和民族研究委员会公报》，1913年，第2期。

23．《皇家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馆藏日本改革前金币、银币描述》，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印刷厂，1913年。

24．《纪念佩休罗夫》，载《言语》，1913年，第4期。

25．《司空图的〈诗品〉翻译与研究》，《皇家科学院通报》，1914年，第3期。

26．《司空图的〈诗品〉翻译与研究》，彼得格勒，1916年。

27．《编外副教授阿列克谢耶夫硕士学位论文〈司空图的翻译与研究〉写作原则》，彼得格勒，1916年。

28．关于中国文学的定义和中国文学史家当前的任务》，载《国民教育部杂誌》，1917年，第5期。

29．《不死的孪生子和道士及财神身上的金蟾（中国神话研究）》，载《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1918年，第5卷。

30．《中国文学》，载《东方文学》，1920年，第2卷。

31．《中国和朝鲜藏书》，载《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1818－1918，简明手册》，彼得格勒，1920年。

32．《中国贸易统计》，载《东方》，1922年，第1卷。

33．《中国抒情诗选》，译自汉语，载《东方》，1922年，第1卷。

34．《中华民国》，载《东方》，1922年，第1卷。

35．《狐狸王国（先自聊斋故事）》，译自汉语，载《东方》，1922年，第1卷。

36．《聊斋——妖术》，译自汉语，彼得格勒，1922年。

37．《中国的出版物》，载《东方》，1922年，第1卷。

38．《俄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载《东方》，1922年，第1卷。

39．休茨基译《7至9世纪中国抒情诗选》序言，彼得格勒，世界文学出版社，1923年。

40．《画学秘诀》，王维着，译自汉语，载《东方》，1923年，第3卷。

41．《古风》，李白着，译自汉语，载《东方》，1923年，第2卷。

42．《中国的金币》，载《年鉴》，1923年，第3期。

43．《巴黎汉学》，载《东方》，1923年，第2卷。

44．《中国戏剧》，载《艺术生活》，1923年，第5期。

45．《聊斋——神僧》，译自汉语，彼得格勒，世界文学出版社，1923年。

46．《云萝公主》，译自《聊斋志异》，载《交谈》，柏林，1923年，第1期。

47．《欧阳修诗歌》，译自汉语，载《东方》，1923年，第3卷。

48．《现代中国概论》，载《东方》，1923年，第2卷。

49．《俄国东方学在国外》，载《东方》，1923年，第2卷。

50．《中国对儒家学说的综合论述》，载《东方》，1923年，第3卷。

51．《中国考古学的命运》，载《俄国物质文化史研究院院报》，1924年，第3卷。

52．《中国古书的形态》，载《俄国物质文化史研究院院报》，1925年，第4卷。

53．《你研究新诗否？》，载《东方》，1925年，第5卷。

54．《李白绝句》，译自汉语，载《东方》，1925年，第5卷。

55．《我的思想变迁史》，刘叔雅着，译自汉语，载《东方》，1925年，第5卷。

56．《中国法官的智慧》，译自《聊斋志异》，载《东方》，1925年，第5卷。

57．《中国新发表的有关艺术的介绍文章》，载《东方》，1925年，第5卷。

58．《巴黎的远东艺术着作》，载《东方》，1925年，第5卷。

59．《中国最新出版的佛教书籍》，载《东方》，1925年，第5卷。

60．《中国京师图书馆宋元时期手稿》，载《东方》，1925年，第5卷。

61．《神仙与老子和庄子的神秘生活》，载《东方》，1925年，第5卷。

62．《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载《东方》，1925年，第5卷。

63．《中国的复兴》，载《东方》，1925年，第5卷。

64．《中国人对关帝的崇拜》，俄罗斯博物馆民族学部。1926年。

65．《中国考古学的命运》，论文法译本，载法国《亚洲艺术》，1926年，第3期。

66．《关于现代中国的几个问题》，载法国《东方之友协会会刊》，1926年，第8期。

67．《中国多神教寺院地区》，载《东西方》，东方活语言学院，1927年，第1卷。

68．《聊斋——誌异》，译自汉语，思想出版社，1928年。

69．《中国的财神》，伦敦，1928年。

70．《中国当代文学问题》，载《巴黎杂誌》，1929年，第15期。

71．《中国诗歌》，《中国》，1930年，第3期。

72．《纪念弗拉基米尔佐夫》，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31年，第8期。

73．《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前提》，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31年，第4期。

74．《俄日东方学者之噩耗》，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5期。

75．《中国象形文字及其拉丁化》，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32年。

76．《列宁着作汉译》，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33年，第1期。

77．《现代中国地图地理名称的俄文转写问题》，载《国家地理学会通报》，1933年，第6期。

78．《中国字不再难学》，《莫斯科晚报》，1933年11月22日。

79．《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学的演化和革命在十月革命中的反映》，《苏联科学院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丛刊》，1933年。

80．《致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国画展》，载《中国画展介绍》，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出版社，1934年。

81．《论中国古典文学中民主化的历史（关于〈聊斋〉中的故事）》，载《鄂登堡纪念文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82．《中国诗人论音乐》，载《纪念奥尔洛夫文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34年。

83．《关于新的汉字同义词辞典》，载《东方书目》，1934年，第6期。

84．《中国象形文字系统》，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34年，第2期。

85．《聊斋故事中的儒生悲剧与为官思想》，载《苏联科学院院报》，1934年，第6期。

86．《中国历史英雄的扮演者》，载《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通报》，1935年，第11期。

87．《中国瓷器与中国民间绘画》，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35年，第4期。

88．《谀词与铭文中的孔子》，载《东方》，1935年，第1辑《中国与日本的文学》。

89．《聊斋——异事》，译自《聊斋志异》，载《东方》，1935年，第1辑《中国与日本的文学》。

90．《Н. Я.马尔——科研及教学活动评介》，载《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问题》，1935年，第3－4期。

91．《列宁着作的汉译原则》，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论丛》，1935年，第3期。

92．《作为俄国东方学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鄂登堡》，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论丛》，1935年，第4期。 93．《当今中国文字的现代体系》，载《Н. Я.马尔院士纪念文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94．《中国民间艺术需要重视》，载《莫斯科每日新闻》，1935年4月27日。

95．《院士认为中国戏剧不似看上去那样神秘》，载《莫斯科每日新闻》，1935年4月9日。

96．《中国神话小说》，载《书讯》，1937年，第10期。

97．《聊斋——异人传》，译自《聊斋志异》，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37年。

98．《俄罗斯作家在现代中国》，载《书讯》，1934年，第22期。

99．《中国文学。法兰西学院的六次学术报告》，巴黎，1937年。

100．《古代中国的古典诗歌》，载《书讯》，1938年，第5期。

阿列克谢耶夫先后三次到中国进修、考察和讲学，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他将俄国汉学纳入世界汉学的格局，就其任务、目标、内容和方法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开创了俄国汉学的苏联学派，成为一代汉学宗师。郭沫若讚扬阿列克谢耶夫是“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并称他为“阿翰林”。在他为自己设计的墓碑上刻有两行汉字：“诚意格物心宽体胖”，“孜孜不倦教学相长”。

碑顶上竖着一本张开的石书，刻有两个汉字：“不愠”，以此说明他对孔孟之道和儒家学说的苦苦追求。他在中国备受尊敬，其所译《聊斋志异》俄文版在山东蒲松龄纪念馆中获得与原作陈列在一起的殊荣。2003年9月17日，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为他的两卷本《中国文学论集》（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社，2002）举办了隆重的首发仪式。同时还展出了阿列克谢耶夫部分论着及其收藏的部分中国年画。以上就是阿列克谢耶夫在科研、教学和各种组织活动中的主要方面。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足以支撑起这位学者终生的事业。人们将他奉为20世纪俄罗斯－苏联汉学的旗帜。人们不能把任何一位汉学家同阿列克谢耶夫相提并论，无论其活动曾经获得多幺高的评价。

半个世纪以前，俄国着名汉学家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同法国着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在中国华北地区进行了一次科学考察。

在年轻汉学家的眼里，1907年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居民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长期以来形成的迷信观念的左右，那是一个被清王朝和帝国主义所蹂躏的皇权中国。

阿列克谢耶夫旅行时的日记，展示了一幅当时中国社会制度的鲜明画卷。阿列克谢耶夫日记全面介绍了中国的文化，作者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介绍中国文化的，而是从一个内心热爱并理解这种文化的人的角度出发的。日记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评价天才的中国人民从过去苦难的20世纪初期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光辉历程。

2006年是中俄文化年。2007年是俄中文化年。中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被郭沫若称为“阿翰林”的苏联汉学家米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院士，1902年毕业于彼德堡大学东方系，毕生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翻译了《聊斋志异》等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1906年起，他曾数次来华，在天津杨柳青等年画主产地，蒐集到4000多幅各色年画、木版以及大量民俗学资料。他虚心求教于中国学者，为400幅年画配上了说明文字，并凭藉扎实的汉学功底，比较贴切地阐发其寓意。这些中国民间瑰宝，如今仍珍藏在俄国的多座博物馆中。

1907年5月，他在北京遇到了他的老师、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教授（翻译过《史记》）。师生二人僱佣摄影师、拓印师、僕役等，组成考察团，花了5个月时间，对中国内地5个省份进行文物考古活动。搜求精美年画，也是此行的一大收穫。阿列克谢耶夫在后来撰着的《1907年中国记行》一书中，对这段“可贵的阅历”进行了详细记载。5月30日，他们乘火车到天津。“这是一座巨大的商业港口城市，有许多租界，同庄严的北京城相比，其繁华程度让我们吃惊。到处可以看到欧洲人。”他们先坐有轨电车，再坐人力车，来到三岔河口沿大运河乘舟而行。他们用汉语与船夫和临船的人们愉快地交谈起来。这些天津平民惊奇地说，“太奇怪了！我们见过的外国人，要幺对你推推搡搡，要幺就打你，想方设法欺负你。而你们却能跟我们好好说话。原来也可以这样啊！”在交流中，阿列克谢耶夫冒失地说，“带这幺重的行李会淹死的。”一位船夫只是严肃地回应了一句“多不吉利的话呀”，就缄口不语了。两个友好的“洋鬼子”，得到了大家的宽容，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却当了真，他在尴尬之余，表示非常愿意对中国语言中的忌讳问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