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多角度、多层次分析全世界上下5000年竞争、霸权、资本积累的过程。作者试图建立一个中心 --- 外围结构的模型，以此来解释霸权转移，说明世界体系的存在及变化。读者对象：社会学、社会工作教学研究工作者，党政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理论宣传工作者。

译者：郝名玮 编者：（荷兰）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巴里·K.吉尔斯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阿姆斯特丹大学发展经济学和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
巴里·K.吉尔斯，纽卡斯尔大学国际政治学讲师。

中文版序
我们的书能译成中文，我们深表愉快和深感荣幸，现在我们能在这篇专门为此撰写的序言中向中国读者谈谈。我们感谢我们的同事和朋友高铦教授提出译书的倡议并负责推动中文版
面世，我们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担出版此书，我们还特别感激郝名玮教授努力地、很好地翻译了这部相当难译的书。
我们藉此机会请中国读者做三件事：(1)简要回顾西方(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等考古及史前研究着作中的有关论点；(2)谈谈本书写作十多年来我们的有关着作，特别是他人的进展；(3)考虑一下后者如何使我们不得不改变本书原稿中提出的现实与方法论的观点，并把本书有关过去5000年的内容更直接地联繫当今关切的问题和可预见的未来。
一 整体关係中的世界体系
我们的着作和论文特意以人类为中心，而且可能的话也是以生态为中心的。这方面它们大大不同于西方、中国以及其他各地大多数得到承认的研究、教学与理论，后者都是本地的，地方化的，时期短暂的，而且往往是特意这样做的。全世界学校的历史教员大多数都是由国家支付工资去向孩子们、然后向成人灌输国家民族主义，或者不如说是非单一民族(除极少例外)国家中装扮成民族主义的中央集权经济统治。同样地，史的研究在考古学家手中则是受僱去挖掘废墟、人工製品和残骸来以此声称“这块土地是我的”，自从上帝在远古把土地赋予我们光荣、神圣的先辈以来，情况就是这样，并把他人根据种族清除而痛苦地赶走。西方和中国的考古学在各处考古发掘上相互类似。西方考古学特别在西南亚、北非和美洲主要遵循或者甚至超过西方殖民时代的做法，而中国考古学则先在中国大陆然后在台湾和东南亚遵循汉化的步子，俄罗斯和苏联考古学则在西伯利亚和中亚追随俄化。当代政治在选择研究地点方面起着重大作用，这是因为国家主权和/或殖民主义决定了地点的能否準人。例如，两个世代的苏联考古学都是由切尔尼赫研究论述的，本书在这方面根据的是切尔尼赫，而苏联考古学几乎完全限于苏联控制下的地区，不管这些地区可能同其他值得分析的地点有密切关係而恰巧处在外界的冷战控制之下。史前研究的另一个相似之点是考古档案本身对研究者产生的局限——直到今天还有这种情况。石制建筑和装备比木製的好，陶瓷比天然纤维的好，金属比其他材料好得多，乾旱气候比潮湿的好，沉船比其他海难好，更不用说比毁损散架的好了。而且，曾经留下的或埋葬的东西必须仍旧留在那里而不因世世代代当地或邻近人们为寻找贵金属、宝石或者甚至只是建筑材料而遭到盗挖，特别未曾受到西方博物馆为保存人类遗产而进行过掠夺，诸如塔克拉玛乾沙漠东边敦煌石窟中的许多珍品。该处后来被西部历次战争炸毁。我们的研究依靠这一切作为二手材料，但这也通过现有的文字记录、特别是以档案证明的或者必要时推断的各方之间的关係加以引申。我们试图考虑气候条件与变化，但必须做得更好些。我们做了微弱的努力来关注两性关係，而许多人对此却毫不关注。例如，与吉姆布塔斯/艾斯勒理论所认为的父权制是由野蛮好斗的游牧民族在马背上向西传布的看法相反，我们引述证据说明中亚游牧民族要比它们周围不开化的社会在两性关係上总的说来较少不平等，而且妇女财产权和其他权利也较多。高世玉(音译)和刘汝珍(音译)重要的中国研究支持了我们的观点，表明在汉代时，西北邻国的妇女地位高于中国；以及在唐代、辽代和元代，游牧民族的影响提高了当时的妇女地位(上述两例均见闵家胤编，1995)。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国同行发展这项研究。我们对于否定不开化地区的论点持严重怀疑态度(弗兰克，2001，2002)，这种论点在西方、中国及其他地方得到承认的史学和史前学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向任何人挑战，看谁能找出一个过去或现在在时间、地域、文化或社会方面具有可以辨认的(更不用说未受触动的)始末的这种文明。在有人能找到以前，我们还是主张研究一个由许多不同的、不断变化的部分所组成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整体。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识别这个(或几个?)整体并全盘地加以分析。这项研究中的主要手段就是识别一个网路或体系中的联结和联繫。这些联繫可以是任何种类的，包括从属于同样的力量并且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启发性研究的问题是：是否这里的A和它往常和现在的情况一样还是不一样，以及在存在或不存在同那里的B相联繫的情况下，如何由于它同AC或同C的联繫而不同，因此A与C可以通过与B的相互作用而依此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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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序
前言
第一部分 绪论
第一章 5000年世界体系：跨学科研究法初探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巴里·K．吉尔斯
第二部分 理论与分析的基本论据
第二章 古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帝国主义与剥削 ·K．埃克霍尔姆 J．弗里德曼
第三章 积累之积聚 巴里·K．吉尔斯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第四章 世界体系中之霸权转移 巴里·K．吉尔斯
第三部分 重新分析历史
第五章 世界体系周期、危机和霸权转移，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1700年 巴里·K．吉尔斯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第六章 意识形态上的过渡与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第四部分 理论、历史、政治问题辩
第七章 文明、中心、世界经济和贸易区 戴维·威尔金逊
第八章 古代世界诸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萨米尔·阿明
第九章 间断性与连续性：单一世界体系还是体系系列?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
第十章 世界体系与世界诸体系评析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第十一章 答辩与结论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巴里·K．吉尔斯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书摘
而其他一些研究世界体系的学者则认为，如果说世界其他地区在世界体系的较早时期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话，一些地区在1492年之后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就需要换种方式提出(抑或重新提出?)“纳入”体系这一问题了；这一问题是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在其专门论述“纳人世界经济：世界体系扩展态势”的《评论》杂誌(1987年发行)中提出的。再者，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霸权和17世纪荷兰的霸权及其基础——贸易的相对垄断地位，损害了尚有影响贸易强手。(例如，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印度人)的利益。
然而，这一历史发展之所以成为单极、而非多极进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欧亚大陆的一端中国在明朝统治时期遁人闭关自守状态，而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西欧海上列强征服美洲，并将金银财宝纳入自家的资本积累进程——J．M．布劳特(1977年、1992年)对此做了阐释。西欧列强而后又以同样的方式逐步控制了依然引人瞩目、有利可图的整个印度洋和亚洲的贸易中心。一直到168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乔赛亚·蔡尔德爵士还说：“我们阻遏了他们(莫卧儿印度人)同东方各国的贸易；这一贸易相当于我们和欧洲各国贸易之总和”(引自帕拉特和沃勒斯坦，1990年，第26页)。那幺，世界体系内、外的实际情况如何?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徵有哪些?这些特徵以及世界体系本身肇始于何时?

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并非仅指地理位置，亦非仅指发展水平之差异，还涉及确定积累方式的各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和“社会”之间的关係。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是主要的社会体系，据此在较大体系範围内确立霸权(下文展开论述)。需要对霸权结构中的“地理”位置影响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内的阶级地位状况进行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可以得出这幺一个结论：即霸主国内的阶级结构可能会由于该国从其在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中的附属国那儿所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而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向罗马平民阶级提供补助金就是这种体系影响的一个事例。反之，我们亦认为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可能会加重对处于附属地位的生产者们的剥削。
“边缘”地区拥有自然资源(包括劳力资源)，这是中心一外围地区要加以利用的。然而，边缘与外围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在榨取剩余价值方面，边缘地区的民族并不完全在体制上附属
中心，也就是说，它们仍保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自治。如果某个边缘民族成了中心榨取剩余价值的政治工具的话，“外围化”进程也就开始了。然而，边缘地区虽然对中心保有一定程度的社
会自治，但还是与中心有着体系上的关係，中心一边缘冲突频仍，就表明了这种体系上的关係的存在。边缘地区可能也在物资供应联繫上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来，边缘地区可能会促进世界体系中各地区之间的剩余价值转移。边缘地区的这些作用应该像半外围的作用那样，受到理论界在阐释地位变化和体系演变时的足够重视。
中心(抑或核心)一外围一边缘这一概念并不是想要取代、而是想要发展沃勒斯坦(1974年及其他出版物；阿里希和德拉吉尔，1986年)的核心一半外围一外围体系。然而，半外围的研讨始终是个薄弱、模糊不清的环节。边缘的“提出”可能会令半外围这一概念更形模糊，也可能会使整个体系得以改观。譬如，萨米尔·阿明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与会者中有沃勒斯坦、阿里希和弗兰克，还有其他一些人)上提出：半外围由于受到中心的盘剥，所以在功能上成了实实在在的外围；而“外围”由于其自身的积累已不再有什幺物资(或什幺人力)给中心盘剥了，所以已处于体系的边缘了。如上所说，边缘地区在历史上的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中也是有助于中心的积累的。
因此，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在乡个历史时期都是世界体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对这些体系加以研究，不仅要对之进行比较研究，还要对之在世界体系中的相互关係和影响加以研究。为了认识积累进程的情势，研究一下中心一外围地区向边缘地区扩展的状况是重要的。就占有获取剩余价值的新地盘而言，在边缘地区进行扩展、加以控制的根本原因似乎与这种扩展“有利可图”有关。这种扩展和控制也有助于中心一外围体系内部因剥削和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矛盾的解决。中心一外围体系中的阶级冲突受到积累向边缘地区扩展的影响。人口趋势是一重要因素，边缘地区提供新资源，以供养中心一外围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中心要使边缘外围化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而自然地理条件又决定着物资供应的潜力和成本效益的核算。一些地区如果能被用来支付其被占领的费用或被认为能在战略上保卫另一有利可图的地区的话，就会首先被占领。反之，这些地区如果(或当)被占领的费用太高的话(或时)，就会被再度放弃。体系疆界边沿的防御工事具有双重作用：拒野蛮人于体系之外和置生产者于体系之内。也就是说，这些防御工事防止外敌从军事上破坏受盘剥的地区，也防止依附一隶属的生产者逃往“自由”区。

公元6世纪开始了差不多是世界体系範围的经济发展新时期，萨桑帝国再次强盛了起来，占据了叙利亚的主要贸易中心安条克。萨桑人于公元7世纪进行扩张活动使其影响扩展到了安纳托利亚、黎凡特和埃及。公元6世纪，贝利萨留成功地再次征服了西方，拜占庭也开始了扩张活动。两大帝国均大肆向卟扩张，毫无节制，公元7世纪双方最终进行了一场恶战，结果是两败俱伤。在印度，公元7世纪戒日王以曲女城为国都建立了霸业。在中国，公元6世纪下半叶隋朝一统天下。
概括地说，除了西欧以及非洲一些地区外，欧亚大陆上大部分地区再次通过中亚相互连线起来，同时并肩向前发展，自西向东、又自东而西地将整个非洲一欧亚大陆连线了起来。唐朝接替隋朝统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阶段，其霸权扩及中亚。胄朝时的中国也发展了同印度支那的占婆国之间的关係。阿拉伯半岛和巴勒斯坦地区新兴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于公元7世纪趁波斯萨桑帝国衰败之机，很快征服了波斯人先前的领土。埃受和亚历山大也于公元643年被阿拉伯人占领。中亚于本世纪扣叶并人霸权範围。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亚一统于单一霸又体系，致使倭马亚王朝及继其后的阿拔斯王朝得以成为世界奉系中的超级积累者。公元8世纪中叶，阿拔斯帝国与唐帝国主中亚发生了正面冲突。公元751年塔拉斯之役进一步增强了可拔斯的超霸地位，同时也进一步促使了唐朝的衰亡。

世界体系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比较近期——仅起始于19世纪后期的三四十年：这时“帝国主义”(列宁语义)开始形成，同时开始了世界殖民地的瓜分——的资本主义形态。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这种世界性从一开始即已表现出来，在其发展进程中依次相继的各阶段均一直呈现体系状。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的要素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即已在欧洲确定成形。这一认识视1492年——开始征服美洲——为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两个密不可分的现象同时出现的时期。
我们该如何阐述从1500～1800年这一“过渡时期”的性质呢?根据当时(旧制度，或称“君主专制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準则和经济性质(重商主义)做出了种种阐述。欧洲和大西洋的古老重商主义社会及其向中、东欧的扩张的确是个问题让我们简单地强调一下：这些社会见证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力式成形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基本要素的同时显现。这些至关重要的要素是导致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商品交换範围的显着扩展、法律对私有制现代形态的确认和保护、(农业和手工业方面)自由僱佣劳动的显着增多。然而这些社会的经济实际上是重商主义多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尚未使“工厂”成为生产的主义形式。
由于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过渡”形态，所以我拟对这一“结沦”再做两点进一步的评述。其一，所述及的要素——有些人称之为“初始资本主义”要素(为什幺不能这幺称呼呢?)——并非是奇蹟般地突然出现在1492年的。可以发现，这些要素早就在特定的“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围地区、义大利城市和海那边的阿拉伯一穆斯林世界存在了。这些要素也在其他一些地区——印度、中国等等——存在了很长时间。那幺为什幺是在1492年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不是在1350年、抑或900年、甚或更早的时间呢?为什幺只说是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不说同样可以发现有这些“初始资本主义”要素存在的阿拉伯一伊斯兰教社会、抑或中国社会也在向资本主义过渡呢?又为什幺不全然放弃“过渡时期”这一概念、就说“早已存在的体系一直在连续不断地发展，初始资本主义要素早在远古时期即已有之”呢?我的第二点评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在确认上述论点方面进行的思考所做的阐释。美洲的殖民化在一种极其罕见的程度上促进着上述初始资本主义要素的发展。这些要素主导了参与殖民化的各社会体系达三个世纪。此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恰恰相反，社会中的初始资本主义要素—直囿于贡赋性社会关係(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关係)所主导的世界。因此，现在让我们来阐释一下我们这儿所说的贡赋性关係占主导地位是什幺意思。

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发展”成果都是整个世界体系“发展”(特别是资本积累)的主要状况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似乎是整个世界体系史的一个普遍规律。不管怎幺说，这一随乐声抢椅子游戏实际上是很古老的，从世界体系形成的那天起就开始玩上了，一直玩到现在。新近苏联的解体和东欧政权的垮台及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七国集团(实际上是三国集团)的臣服就是一个适例；试图将这些事件理解为生产方式间的过渡——更甭说“体系”的演变了——只会混淆视听，难以阐明问题。应该将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视之为是这些地区和政权在现阶段整个世界体系陷入经济危机期间更形剧烈的竞争中，以及由于现阶段整个世界体系陷入经济危机而使竞争更形剧烈的情况下，竞争不过对手的结果。里根经济学的“星球大战”政策弄得两个“超级大国”精疲力竭，然而美国由于其盟友(毋宁说是竞争对手)的资金投入，而得以弥补预算和国际收支“双赤字”；日本和欧洲帮助美国摆脱了困境(一时无忧了，可又能维持多久呢?)我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东方”“重回”世界经济体系后根据“自由市场一资本主义的”西方的準则在向前发展。正好相反，东方——同南方一样(东方大多数国家原本就是南方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将再次沦为南方的成员)——在这同一个世界体系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这正是东方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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