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美洲某个国家的海滨别墅里，鲍莉娜·埃斯科巴尔正準备晚餐时，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鲍莉娜从广播中听到，丈夫杰拉杜已被任命为一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前法西斯独裁政权侵犯人权的罪行。这时，突然停电，鲍莉娜点亮了蜡烛，倒掉了丈夫那份晚餐，把自己的晚餐端到了卧室里，她不準备再等丈夫一起就餐了。忽然，一阵汽车声由远及近，鲍莉娜迅速熄灭蜡烛，拿起了一把手枪。鲍莉娜听到，院子里，丈夫在向什幺人道谢，接着是汽车启动的声音。杰拉杜进了屋，向妻子解释，他的汽车车胎瘪了，幸亏搭了邻居的车才回到家。他告诉鲍莉娜，自己对委员会的事还没拿定主意。鲍莉娜知道丈夫在对自己撒谎，因为自己就曾是一名被虐待者——一个纳粹的牺牲品。鲍莉娜夫妇刚上床睡下不久，鲍莉娜就听见一辆汽车驶近，接着便有人敲门。杰拉杜去开门，来人是刚才帮忙的邻居罗伯托·米兰达医生，他是来送杰拉杜忘在他后备箱里的报废轮胎的。两个男人交谈时，并没有留神鲍莉娜已经穿好了衣服，把枪塞进包里，悄悄地推门出去，把医生的车开跑了。杰拉杜发现妻子忽然不见了，便认为她是抛弃自己离家出走，因而十分伤心。他借酒浇愁，长吁短叹，喝得酩酊大醉，米兰达医生好心地从旁相劝。鲍莉娜将汽车推下山崖后又回到家中，她发现米兰达独自躺在沙发上熟睡，便用钝器猛击他的头部，打昏了他，然后把他绑在一把椅子上。她还脱下短衬裤塞进米兰达医生的嘴里，她告诉米兰达自己曾受到一个纳粹分子的虐待和强姦。她模仿着纳粹分子向她施虐时说话的语调，当时她的眼睛被蒙着，什幺也看不见，但这语调让她认定，当年折磨她的人就是眼前的米兰达。

鲍莉娜提醒米兰达，他曾是怎样一边为她播放舒伯特的乐曲《死亡与少女》，一边惨无人道地折磨她。说着，鲍莉娜还把一盘在米兰达车里找到的《死亡与少女》的录音带插进录音机里播放。音乐响起吵醒了杰拉杜，他跑下楼，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忙放了米兰达，但鲍莉娜却用枪指着他。鲍莉娜说，根据声音和气味，她已完全确定，米兰达就是当年强姦和折磨她的那个恶魔医生。杰拉杜则说，鲍莉娜的行为并不比她的施暴者强多少，于是，鲍莉娜打算在家里对米兰达进行一场公正的审判，而由杰拉杜作他的辩护律师。审判开始，米兰达为自己辩解，鲍莉娜遭到强暴时，他在巴塞罗纳医院工作。他请求杰拉杜核实，但此时电话线断了。鲍莉娜最终答应，只要米兰达认罪就放他走。她坚持要杰拉杜承认当她遭强暴时，杰拉杜却在楼上与人私通，但她仍然维护他的名声。她讲述了自己多次遭强姦的细节，她受到的凌辱达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但直至今天却一直保持着沉默。鲍莉娜说了很多细节，还做了记录，她让米兰达签字。杰拉杜威胁米兰达照鲍莉娜说的去做，米兰达的“供词”也被录了像。鲍莉娜无意中泄露自己已毁了米兰达的汽车，并打算把他也随后扔下山崖。当她推着米兰达走到山崖上时，杰拉杜拨通了巴塞罗纳的电话，鲍莉娜所说的事得到了证实。在悬崖边，米兰达跪着承认了一切罪过，鲍莉娜胜利了，她转身昂首离去。一场音乐会正在进行，台上正演奏着舒伯特的乐曲《死亡与少女》。鲍莉娜看见米兰达和家人坐在包厢里，音乐的旋律在剧院里迴蕩，他们彼此交换着複杂的眼神。

《死亡与少女》是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最为黑暗和压抑的一部电影。原着是一部暧昧模糊、难以捉摸的心理剧，以严肃的政治和道德问题辩论为中心主题。导演把这部道德政治戏剧改编成一部複杂曲折、高潮迭起的情节剧。为了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戏剧效果，导演把原舞台剧一天一夜的时间压缩在一夜之内，营造出一种紧张、真实的时间节奏，抽象得如同符号的空间设计则赋予这个故事一种普遍性的寓意，表明这样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独裁统治的国家。全片仅有三个主要人物，场景也限定在幽闭狭小的空间，基本上保留了舞台上的风格，但导演却运用出色的电影手段，在观众与角色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樑，使观众心弦紧绷地关注眼前剑拔弩张的危情时刻，如身临其境，从而对女性被迫害之后的精神失衡和心灵创伤有了充分的理解。这种抽象得如同符号一般的时间和空间使整个故事更具有代表性和象徵意义。影片的时空简约到极致，导演将原作舞台剧改编成一部曲折複杂、高潮叠起的情节剧，并以特有的悬念手法，揭示了纳粹主义阴魂不散的潜在危险，真相使观众不寒而慄。影片的节奏舒缓，导演和编剧在原剧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描写动作的细节，使故事情节更紧凑、更精炼，也更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特别是在一些精彩的细节描写上，生动有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女演员西格妮·菲佛扮演一位纳粹暴力下的倖存者，表演细腻而富有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远远超出了它所反映的政治含义和範围，因而使观众产生了强烈共鸣（《禁之影》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