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以正，记者出身而转战外交战场，公职生涯达四十二年之久，曾先后出任驻瓜地马拉及驻南非大使，亲身目睹、甚至参与过多个历史关键。

有一年，才十来岁的陆以正被父亲带去参加全族秋祭，陆氏宗祠里有副对联，让他印象深刻：「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民国九十一年，陆以正出版了《微臣无力可回天》，光是书名就道尽了陆以正无限的心事，书一出版，立刻引起各界瞩目，书中，陆以正笔带感情，对于家国过去那段艰辛的时光，有极为详尽、深刻的描述；在后记中，陆以正引述了一首明朝大将袁崇焕的诗：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肝腑同生死，何须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友如相问，愧我胡尘尚未收。

诗以明志，文字传之久远，但总不如本人娓娓道来传神，也因此，就在一个微风轻扬、烈日高照的日子里，中时电子报把陆以正请到录像间，让「陆大使」回到那一场又一场人生际遇的现场，回到那一幕又一幕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当陆以正缓缓说出「阴错阳差」、「偶然」的际遇剎那，书中的场景突然变得鲜活起来。

从十多岁在心海中烙下宗祠对联「读书好」开始，一路行到吟诵「横戈原不为封侯」，陆以正的一生多采多姿，处世优雅，在嘈杂喧嚣的时代，这样的人格风采，足为典範。

问：陆以正大使您不仅在外交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新闻上也有非常的着墨与贡献，您从政大外交系毕业之后，就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新闻研究所的学位，之后就留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您也曾获得艾森豪总统所颁发的自由勋章，当时是在什幺样的情形下、在什幺时期获得这样的荣誉？

答：自由勋章在美国是颁给文人的勋章。美国颁给军人有许多种的勋章，(去年参选美国总统的)凯瑞表示曾获得紫心勋章，紫心勋章是在战场上只要破一点皮就可以得到，除了紫心勋章之外，颁给军人的勋章还有铜心、银心等勋章，但是对于老百姓、一般平民就只有一种勋章，那就是自由勋章，鲍伯霍伯在死前也曾获颁。

我的自由勋章，是在韩战时当翻译官，当时要写审(战)俘报告，盟军总部认为我对收集情报有贡献，一路转报上去，因为美国对于平民只有这一种勋章，所以得到这个自由勋章。

学外交当记者　脚踏两条船

曾与周恩来聊天至半夜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大学毕业时是学外交，为何我会脚踏两条船，与新闻拉在一起，那时在重庆念大学，抗战胜利之后过了一年的1946年，学校才从重庆搬回南京，到南京之后，有朋友介绍进了南京的一个报纸－大刚报，大刚报的立场是中间偏右，当时的大刚报有三个版，分别是南京版、汉口版与衡阳报，当时从最低的夫子庙开始跑新闻，这次连战去南京时就有去夫子庙吃小吃，然后行政院不重要的部会，像水利委员会森林部门，然后再升上去跑教育文化、立法院、国民大会，当时也跑过共产党周恩来的新闻，还曾跑到周恩来住的地方，聊天聊到半夜才回家。

外交系毕业后，当时外交系的毕业生应该要去外交部实习「磨桌子」，报社当时就告诉我，蒋介石暑假要去庐山，问我要不要去，我一秒钟都没考虑就去庐山当特派员，就这样放弃了外交。

政府节节败退　一个人到台湾

至于我为什幺会去韩国当翻译官？因为在抗战时，当了一年的翻译官，政府为了奖励，当时招考一百人公费去美国留学，我考取了。在从庐山回来后，报社调我去上海，后来政府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就赖掉了公费留美的帐，大刚报的总编辑当时跑到台湾来，写信给我叫我到台湾来玩，我就一个人到台湾来。当时政府在大陆节节败退，所有东西都跑到台湾来了，没有办法，后来只好去韩国当翻译官，存够了5000美金，所以是自费到美国。

当时在韩国当翻译官的有几千人，得到自由勋章的，记忆中只有我一人，所以许多事情都是因缘凑巧。从韩国回来后，就到ChinaNews，当时ChinaNews还是油印的，1953一直到1956左右，在ChinaNews做编辑，每天早上拿当天的报纸，重要的新闻做摘译，实在重要的事才会去现场採访，当时大概95%的时间是在作编辑、翻译(re-write)。

1954年结婚后马上到美国，9个月拿了master后马上又赶回来，中华日报社长曹圣芬来找我，那时曹圣芬也是刚从美国密苏里州回来，他想要改革(中华日报)，我就跟他说你养我不起，曹圣芬则开出条件：你上午还是在ChinaNews上班(7时到12时)，下午再到(中华日报)报馆上班，担任总编辑兼採访主任，无论什幺重要的事，晚上12时一定以社长的车送你回家睡觉，这样两面兼差，一直做了5、6年。

直到当时的新闻局长又来找我，到新闻局做国际处处长，本来没有人知道新闻局有国际处，结果做了7年，一直到沈剑波担任新闻局长，他想要换掉驻纽约的新闻处主任，才把我放出去，以驻美大使馆参事的名义接纽约的新闻处主任。

这一做更惨，一做就是16年，大概15年又7、8个月，其实1966年左右本来要叫我回去做新闻局长，但是那时候周书楷不放人，打电话给蒋介石说这个人不能放，放了这里就没人帮忙了，周书楷为了表示安慰我，就升我做公使，但是事实上我还是纽约新闻处主任，拿新闻处主任的薪水，只是头衔上多了一个公使。

中华民国的官没有做这幺久的，16年，但是没有办法升了，公使再上去就是大使，那就是属于外交部的人了，所以这样一来，等于是在新闻局做了25年。

问：后来也因为这样子，您才真正从新闻局转到了外交部？答：是的，不过是从后门进去的。

一个人的很多际遇，都是偶然的，现在回想起来，要感谢卡特(当时的美国总统)，我那时完全是出于无意。

因为卡特在1978年12月15日晚上9时宣布1月1日开始与中共建交，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係断绝，当时有很多人来找我，纽约有个报纸叫DailyNews，我曾邀请该报的总主笔访台，他拜託我一定要帮他写一篇评论，后来在飞往华府班机上，向空中小姐要了两张白纸，利用40分钟的时间写完，请华府的大使馆秘书帮忙打字交给DailyNews。

当时美国有很多人对卡特此举不以为然，因为他是趁美国国会休会的时候宣布断交，所以美国各报自动转载，美国有卅几家报纸转载，华盛顿当时只有两家报纸，其中一家也转载了，卡特因而非常在意，美国务院就派人找了台湾当时的公使，希望台湾政府一星期内将我召回，不然美国方面将採取行动，将宣布我是不受欢迎的人物。

杨西崑那时以外交部次长身份，正在纽约主持断交相关事务，杨西崑第二天就打电话要我到华府，很激动地告诉我此事。我是学外交的，知道在外交上，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在驻在国享受治外法权，不用缴税、警察不能抓你，但是，驻在国的政府可以随时说，你不受欢迎，你就得马上走，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问：您提到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那段历史过程，那时很多人误以为是蒋氏父子片面、断然拒绝所谓的「双重代表权」，在您的书里提到…?

答：那本书《微臣无力可回天》，套用邱昌海的话孤臣无力可回天，因为事实上自从1971年退出联合国，季辛吉1972到大陆访问，大家都看得出来美国和大陆的关係正常化，不可避免也就是趋势，为什幺我们可以从1972拖到1978呢？这要感谢水门事件，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森闹出水门案自顾不辖，等到尼克森下台后，福特做总统，他是从国会出生，一辈子在国会里做了三十多年国会议员，莫名其妙的当了副总统候选人，最后变成了总统！他对国会比较尊重，他知道国会里面还是一面倒地支持中华民国，所以他也没有採取行动。

一直到卡特上台，他1976年选上美国总统，第一年他完全是个局化人，卡特当选有很多人都不记得，他当时是…他不但是批评共和党也批评民主党，对于华盛顿的政客，他称这些人叫华府这群人，不知道在搞什幺？！他最引人注意的是零预算制度，我们现在的预算是看你去年预算多少今年多加一些点，卡特不是这样！他是你去年预算多少？为什幺你去年会有这点预算？他把一样样东西从头来看，所以他在华府，得罪了很多人！

第二年，卡特专心做他的内政，我们也苟延残喘，但已经很不好了，为什幺道理呢？在1976年那是美国立国两百周年，我们双方有邦交但是美方告诉台湾，说希望你那个时候不要派特使来庆贺！我们在美国每一年都有带台湾团去表演，国剧的、舞蹈的，都是我带去的！但他说你不要带团体来，他说我们这个国庆节，你别再里头起鬨！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看的很清楚，大势已去了。

然后呢，在1978年底，1979年开始，卡特準备竞选下一届连任的时候，在年初的时候，他的构想是要在外交部份达到几件事情，首要的是要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解！但以巴到现在还是没有和解！所以当时卡特就动脑筋动到我们身上，他总要有点政绩作为他竞选的本钱！

在这个以前，我看这个事情已经大势已去了，所以我每次回来，蒋公（蒋中正先生）和蒋夫人都召见我，常常一谈就一个小时，蒋公非常能倾听，我最后一次向他报告，讲美国的一些情势已经是无可救药了，那个时候，我在美国都透我的朋友向国务院去试探，试探美国对两个中国的态度，即：你可以承认中共但也不要和我们断交。

美国国务院起先还有兴趣，因此和我那个朋友谈，但谈了第三次之后他就对我朋友说，你也是个美国人，我和你谈了半天也不知道谈什幺东西，你背后什幺人你带来说出来，于是他马上就和我讲，我马上就急电，透过周书凯委员报告蒋经国先生。

但是呢，沈昌焕外交部长听了觉得外交政策是他外交部长之权，你行政的人员怎幺可以在里头找寻出路？！于是本想把我调到英国做驻英的代表，我倒也不反对，经国先生也明知道是沈部长要把我掉走，要把这碍眼的石头搬开，但是，结果是我到后来才知道，过了三年我调回来时，是因为蒋夫人在中间给经国先生写了一封信才取消的。

在1970的时候，我们现在追溯回去，当时美国就提出来了所谓的双重代表权，中国只有一个，但是在联合国里有两个可以代表，把安全理事会给中共，让我们能继续留在联合国大会里，假设这是能成功的，那我们现在就不必那幺麻烦，也不会有困境在外，当时就是在1971年，我1963年到美国而到1971年中间九年，再这九年中间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我都是顾问，每年我这三个月，九月到十二月都是将新闻处的事情摆在后面，整天做联合国代表团的事情，所以我对联合国的运作比较熟悉，这有九年下来的经验。

联合国是在九月的下旬开会，到八月多的时候，蒋公才同意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的外交部，还有六十五个邦交国家，现在对半。当时外交部给这些国家都有个「训练」，要照着稿子念，一个字都不能错，那个稿子是外交部统一给所有的外馆。

联合国大会有一定的程式，九月第三个礼拜末才开始开会，而大会开始要先选主席、副主席、各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些都弄完后，就开始总辩论。什幺叫总辩论呢？当时大概还有一百一～二十个国家会员，每一个国家，不是他的元首就是他的正副领袖或总理，到那里畅所欲言表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就叫总辩论。

这样弄一弄也要两三个礼拜，然后呢才开始讨论议题，由那个总委会来设定议题，而我们这个所谓中国代表权案，共有三个案子，三个提案，这个所谓XXX是列在第九十几项，后来是因为重要才提前讨论，不然还不知要拖多久；所以一直到十月下旬才讨论在这个东西上，一共开了十次会，因为每一次会每个国家的首席代表或元首都走了，剩下的不是首席的代表就是外交部长，还在那里讲话。所以一直到十月二十五号第七次讨论这个议题，后来却发生了意外状况，沙乌地阿拉伯有个代表，沙乌地那时候是支持我们的，但是沙乌地阿拉伯连外交人才都没有，他们的大使，书念的很好，可是却弄错一个东西，因为联合大会不是一个辩论会，辩论会的话，学识上的辩论会是谁有理谁赢，但联合国的投票，是以国家的利益在投票，他不管你谁对或谁错，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

那天最关键的那次会，是从周末下午三点开会，我在场，开到八、九点还没停，XXX（沙乌地代表）还没讲完，他谁都骂，既骂我、支持我的人，又骂苏联集团，也骂反对我们的人，他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为什幺呢？他坚持说，他的提案，比阿尔巴尼亚提案或者是双重代表权案都好，但他的提案…台独人听起来会很高兴，他的提案是，你中共可以让他进来，而台湾呢？继续留在联合国大会里面，但台湾将来的前途、或者是公投呀，或台湾自主，而是否要和中国合併也可以，或和中国成立联邦也可以，中立也都可以！所以在今天的民进党听起来，会觉得正中下怀。

只是，所有其他国家代表都讨厌就这样罗哩罗唆的讲个不完，搞的大家又气又饿，那次联合国大会的主席是印尼外长，印尼外长是xxxxx，非到必要的时候，假如是双方对决是55票对55票，他主席可以投他那一票，因此，再加一个关键性一票让我们过关，这个都讲好了，但是开会如果开得实在很累了，有时也会换一个副主席上去顶，总而言之，在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又累又饿，于是有人提议散会。

散会在联合国，是不需要讨论的，yesorno主席敲个槌子就散会、明天再开了。当时有人提议散会的时候，主席就说有人提议散会，那我现在交付表决，交付表决时，因为大家讨厌沙乌地的代表，所以表决被否定了，表决不通过，主席说赞成散会的有多少人，反对散会的有多少人，反对的人超过赞成的人，所以不能散会。

散会的表决被否绝了，下面就讨论重要问题，这个就兵败如山倒了，等到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时，那个时候一通过就知大势已去，所以我们马上跳起来说，秩序问题、秩序问题，周书凯就上去讲话，当他上去讲话时，我马上到外面去安排记者招待会；我们全部的代表团，站起来走出去，会场里肃静一片，连一个针掉下来都可以听的见。

开完记者招待会后，离开联合国大会，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吃喝一点东西，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一辈子难忘。现在很多台独方面的人，怪蒋氏父子，说什幺汉贼不两立，但是，天地良心，不是这样一回事，有很多「阴错阳差」的因素在里头。

要制度化　经济的援助，不是拿一张美金支票给人，而是在经济方面帮助他，从有史以来就是外交的手段之一，美国当时援助台湾，从1952年开始到1965年停止，中间差不多给我们14亿美金，结果是把台湾扶持起来了，这个是经济援助。

执行经援的人，应该要有自己的判断，不可讳言的，有些驻外的人员为了保全他自己的职位，让人家来欲取欲求，这就不对了；像我到南非去的时候，南非已经準备承认中共了，我在南非七年一个月，我们给南非不是给他个人，没有给个人，而是给南非的政党，所谓的秘密援助，两千万多一点点，公开的援助也大概是两千万的样子，这个你自己要知道，在外面做使节的人，你要真正是替国家把关。

外交部现在也了解这个东西，事实上，在我最后服务的几年，就是九零年代以后，因为我们透过国合会，国际经济合作基金会，把我们现在对外的援助，逐渐制度化了，国合会底下有许多专业的人才，而我们援助不单是给这个国家，我们会派人去分析财务，评估计画是不是可行，也不是一次给，而是你提一个三年五年的计画，我同意中间第一年给你多少，第二年给你多少，开头少中间大，到后来又少，所以逐渐逐渐我们是朝着制度化的方向走，但就是有些驻外的人，他会觉得你这样子碍手碍脚，所以这就要看个人了，我是非常支持赞同这种制度化的做法。

问：副总统吕秀莲出访印尼时，被拒绝于雅加达之后，但她自己自创了一个渡假外交，前一阵子陈水扁总统，他拜访像马萨尔、吉里巴斯、图阿鲁这些国家时，最后本应该是回来的时候，但是却又绕到一个非友邦个斐济去，像这些所谓的奇航之旅，就您来看，对一个正常的国际外交出访的安排是否恰当？这样意外的之旅，是不是会造成外交突破，或是有些冒险跟不妥之处，你怎幺看这样的奇航和渡假外交的方式？

答：吕秀莲那个不必谈了，她那种是摆地摊的外交，把货品摆着警察一来就卷着跑走，这哪里是办外交的样子，她根本不懂。至于这个陈水扁，这一次到斐济这个我倒不觉得是一个坏事，但基本上也要认清一点，就是一直到我退休的时候，我是1998年退休，一直到我退休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关係还没有到紧绷的程度，那个时候我们是还可以到处点点火啊，那个时候，还有一点迴旋的空间，但是今天两岸关係紧张到这个程度，就像条橡皮筋已经拉到紧绷了，双方没有在退让的地步，所以，今天这个环境已经无可着力了。

核心卡住

两岸关係比外交要来的重要，今天台湾面对这样坏的情势，总结一句话，就是你两岸问题不解决，什幺问题都不能谈，不要说外交了，连经济都没办法，这是核心卡住了。

台湾前途契机问：连宋出访大陆，两岸关係会不会有一个正面而良性的发展或未来？

答：有，我觉得连宋两位主席到大陆访问，的确是我们整个台湾前途的一个契机，民进党现在拚命浇冷水，说什幺中国热现在慢慢熄掉了，但民进党将来非跟大陆谈不可，如果要谈，那幺连宋两位先生，他们达成了什幺东西啊？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许多的媒体天天在高谈阔论，但是老百姓好像还没抓到重点，两个人各有所长，但是两个人去了之后，出现了重要的结果，包括：一，中共现在不谈一国两制了；第二，中共接受了两岸分治的事实，第三，中共愿意在平等的地位上来和我们协商，什幺问题都可以谈，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要点。

如果中共愿意在平等的地位上来和我们协商，如果政府不接受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把我们的前途给毁掉；我们阴错阳差地退出联合国，失掉了一个机会，现在则是另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再失去的话，就不会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