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史》是我社“国别史”系列之一种。本书用简明的语言叙述以色列从史前至当下的历史，是一部既有故事性又有学术性的通史。 此次修订，更正了原书个别错漏，补写了第九章“迎接新挑战”。 以色列是一个流而不散、创造奇蹟的民族，是西方宗教文明的发源地。在这里，宗教与世俗、战争与和平共存，鹰派与鸽派共舞。其独树一帜的沙漠经济、色彩斑斓的多元社会，其历史轨迹如同现代神话，叫人百思凝神。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本书最后附有译名对照和索引、大事年表、参考书名。

《以色列史》自2008年1月出版以后，深得学界同人及广大读者的厚爱，《世界历史》、《西亚非洲》、《犹太研究》等多家学术刊物发表了书评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也指出了书中的错误与不足，张倩红想藉此机会对关注《以色列史》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并就几个问题加以说明：
第一，学者们在书评中提出的一些书面错误已认真修改，一些合理的建议已得到採纳。《以色列史（修订本）》时对第一版第八章的内容做了一些必要的删改与调整，并补充了第九章，叙述的下限延伸到2012年。
第二，第九章的新增内容由艾仁贵、贺金涛执笔，本人负责修改、定稿，另外，我的研究生张少华、田焕云、刘丽娟等通读书稿，做了不少勘误的工作

张倩红，女，汉族，1964年9月生，河南灵宝市人。1984年毕业于系河南大学历史，后留校任教。后获得辽宁大学获史学硕士学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史学博士学位。1999年进入南京大学和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后历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此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犹太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兼职教授、山东大学教育部基地—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前言
第一章王国浮沉与异族统治（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135年）
第一节族长时期
第二节散居埃及
第三节“士师”时代与希伯来王国
一、“士师”时代（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030年）
二、扫罗王（约公元前1030年—公元前l009年在位）
三、大卫王（约公元前l009年—公元前973年在位）
四、所罗门王（公元前973年—公元前930年在位）
五、王国的分裂与衰亡（公元前930年—公元前586年）
第四节先知运动
一、先知的出现
二、先知思想
三、先知运动的影响
第五节异族统治
一、波斯时期（公元前538年一公元前332年）
二、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32年公元前63年）
三、罗马统治与犹太战争（公元前63年公元135年）
第二章流散时期的犹太人（公元135年19世纪末）
第一节犹太教与基督教
第二节巴比伦犹太社团
第三节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
一、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早期交往
二、犹太教对伊斯兰教的影响
三、穆斯林统治下的犹太人
四、西班牙犹太社团
第四节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
一、犹太人的分布及其经济地位
二、基督教会对犹太人的迫害
三、驱逐与外迁
四、隔都
五、意第绪文化
第五节启蒙运动与解放时代
一、摩西·孟德尔颂
二、“哈斯卡拉”
三、法国大革命与犹太人
四、解放历程
第六节走出“血汗工厂”的美国犹太人
第三章通向建国之路（1897年一1939年）
第一节复国先驱
一、犹太民族主义
二、复国先驱
第二节赫茨尔与复国潮的兴起
一、赫茨尔与《犹太国》
二、巴塞尔大会
三、关于建国地点的争议
四、沃尔夫佐恩
第三节“阿里亚”与《贝尔福宣言》
一、“阿里亚”
二、新伊休夫的发展
三、世界大战中的巴勒斯坦
四、魏茨曼与《贝尔福宣言》
第四节英国委任统治下的伊休夫
一、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
二、委任统治的确立
三、“阿里亚”再拟高潮
四、犹太代办处
五、最大规模的“阿里亚”
第五节阿拉伯人起义与英国政策的调整
一、“西墙事件”
二、阿拉伯人起义
三、《英国政府白皮书》
第四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以色列国的诞生（1939年1948年）
第一节大屠杀
一、希特勒与犹太人
二、从反犹立法到“最后解决”
三、倖存者
第二节灾难过后的犹太世界
一、犹太意识的强化
二、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第三节世界大战中的巴勒斯坦
一、伊休夫参战与帕尔马赫的建立
二、移民问题
三、伊休夫的经济状况
第九章迎接新挑战（2006年2012年）
第一节风雨飘摇的奥尔默特政府
一、沙鹰折翼
二、内外交困
三、“铸铅行动”
第二节内塔尼亚胡再度执政
一、艰难组阁
二、聚焦伊朗核危机
三、经济回升
四、前途未卜的和平
第三节社会整合与精神困顿
附录谱写中以两国关係的新篇章
译名对照及索引
以色列历任总统总理
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2004年的7月18日，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非常意外、也非常振奋地接到了人民出版社编辑杨美艳老师的约稿电话，书名为《以色列史》，时间一年半。为了圆满完成任务，以色列还是要去!”其实，早在2003年我已得到了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博士后奖学金，并收到了希伯来大学的正式邀请函，可以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但迟迟未能成行，客观上是因为学生们的课程无人接手，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家人和朋友们都非常担心以色列的安全局势，极力阻拦，所以自己也迟迟下不了决心。应该说是杨美艳老师的电话打消了我最后的顾虑。三周之后，我又一次踏上了以色列的土地，来到了充满古典辉煌与现代迷惑的耶路撒冷。
在希伯来大学的日子里，我的联繫导师Vidal Sasson和国际反犹太主义研究中心主任Robe~wiSIl5ch教授给了我很多帮助，他常常不厌其烦地解释我不明白的事物、讲他自己的学术经历，纠正我的外语，并带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交流活动。Wistrich教授是当今世界闻名的犹太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犹太人、反犹太主义与纳粹屠犹。18年前，我写的硕士论文《论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中曾大量引用过他的观点，他製作的电影教学片Anti一semitism：The LongestHatred我在教学中也曾长期使用。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自己能有机会近距离地聆听他的教诲。也正是在我的感染与影响下，wlsIHc：h教授开始关注中国，认识中国，并有了2005年8月令他振奋不已的中国之行，他把2005年称作他学术生涯中的“中国年”。wistrich教授的同事Leno Volocici也对我非常关心，我系统地旁听了他为外国学生讲授的“以色列国家史”课程，受益匪浅。在我回国后，wistrich教授的助手把我落下的两次课的内容在电脑上做r整理，并通过电子邮件传了过来。
在以期间得到了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教育官员陈腾华先生的关照，书稿中一些诗句的翻译曾多次请教过他。留学生黄建辉、邓学佳夫妇给了我很多关心，我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令我难以忘记的事情是：到达以色列一个月以后，French Hill的公共汽车站发生了一起人体爆炸事件，事发地点离我居住的公寓很近，也是我每天散步的必经之路，强烈的爆炸声震落了房间窗户上的玻璃。幸运的是当时我正好待在大学图书馆里，没有受到惊吓。事后黄建辉第一个打响了我的手机，焦急无比地询问我的安全情况，当时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多年的好朋友、伦敦犹太文化中心的Jerold Gotel博士在我留以期间，曾多次从伦敦飞往开封，承担起为研究生上课的任务，这位洋导师为学生们付出了大量的心虚与物质支持，也得到了学生们的深情爱戴。我的同事与朋友谷跃峰、谢清溪、苗书梅、程遂营、牛华男、牛林豪等，在我离岗期间，不仅分担了我的工作，而且经常为我的安全担惊受怕，期待他们的电子邮件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趣事。
我十分感激我的导师彭树智、钱乘旦两位先生，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坚定了我走书路人生的信念，是他们的推荐与鼓励，给了我承担写作这本书的机会与信心。这些年来，每当我感到疲惫、对自己有所懈怠的时候，做好学生、别让老师失望的心态恰恰成了鞭策自己的最大动力。
我还想藉此机会感激加拿大籍的LenHew(丘才廉)先生，自从2002年共同创办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以来，我们一起经历风雨波折，也分享收穫的喜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与论文奖，鼓励了许多的学子学习犹太历史与文化，他的品行、他的人格、他的爱心已在这千年古塔下、百年校园里留下了永久性的印记。
此外，河南大学图书馆的张志军、麻峰、白璇老师为图片扫描与整理付出不少时间；历史文化学院的臧德清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章波先生以及我的研究牛樊六辉、刘百陆、张礼刚、赵光贵、姚宇兰、葛淑珍、高扬等也为资料收集与书稿的校对做了不少工作，在此一併致谢。
每完成一个课题，我都觉得对爱人李景文先生和儿子李晔梦的感情“债务”又多了一重。在这本书稿的写作过程中，我爱人一如既往地承担起第一读者的重任。我每写完一章，他不仅要对文字进行把关，而且还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和建他们不仅要承担更多的事情，还不得不容忍我的坏情绪、坏习惯，尤其是遇到煎熬与棘手的问题时，总是“殃及”他们。在外人看来我似乎秉性谦和，不算急躁，可在这个4口之家里，我经常被评为“最不讲理的人”、“最没有耐心的人”，连目不识丁的婆婆口碑都比我好得多。如今性格独立而自信的儿子已经上高二了，我看他的时候不得不仰起脖子，现在回想起来，我几乎没有参加过他的家长会，很少有送他上学、接他回家的记忆，一位好朋友曾不留情面地说：“凭你那撒手劲，等将来老了只会被送到老人院，没人肯孝顺你!”如果真有那一天，我看也活该，但还在内心期望着儿子可别这幺想、更别这幺做。
我想把这本书送给我不会读书的父母，他们生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那位于秦岭山下的黄土高坡，他们不懂得什幺是犹太人、以色列，但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是教书先生，他们一生所接触到的最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最敬仰的人就是村子里的民办教师。我也明白我今天的任何作为都无法弥补因未来得及孝敬他们所留下的终身遗憾与悔恨，我只想让这本书传递给他们这样的信息：你们那个体弱多病曾一直担心活不下来的五女儿如今也成了教书先生，而且自认为教得还不错，这一摞的文字也是她的教学所获。也许她写的东西会引起批评与非议，但她很执着、很尽心，也很少懈怠自己。
张倩红
2006年9月9日凌晨
写于河南大学仁和小区

当我站立在橄榄山上鸟瞰耶路撒冷全景的时候，当我攀登上马萨达要塞领略海天相接的死海风光的时候，当我静坐在希伯来大学的露天剧场里遥望犹地亚旷野的时候，当我默哀在赫茨尔的墓前由衷地为他献上一束鲜花的时候，我内心的深处都会涌出一股触动、一种幽思、一番感怀。历史学家曾记录过这样一个场面：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曾站在金字塔前深有感触地对将士们说：“5000年的历史正注视着你们！”两年来，在为这本《以色列史》的撰写而呕心沥血的过程中，拿破仑的话会时不时地在耳边响起，被数千年历史所“注视”的感觉常常会悄然而至，儘管这种感觉反射到自我意识中的是沉重的压力，但理智告诉我：有这种感觉并非坏事，因为追求科学的精神与认真负责的态度往往是与崇高的历史敬畏感相伴而生，后者至少有益于帮助自己克服浮躁、求成的情绪，保持一种相对平和与宁静的心态，这种心境本应该是学人们天经地义的常态，但在当今的中国似乎亦并不尽然。
撰写《以色列史》，首先要面对的是国家起源的时间。在很多犹太人的心目中，以色列国家的历史不能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更不能以1948年作为开端，现代以色列国家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希伯来王国（公元前1030年公元前586年）的延续。当然，这一认识中浓缩了一定的宗教意识与感性色彩。本书把以色列国家的历史追溯到圣经时代，用了两章的篇幅来描述从公元前2000年到19世纪末犹太人的历史变迁，不仅仅是考虑犹太人的感情，也是为7让中国读者通过对犹太民族的起源、发展与流散的历史回顾，来体味现代以色列国家产生的複杂背景与深刻含义。国家形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文明化进程的路径与标誌之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从两个方面界定了国家的特徵，其一，“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其二，“公共权力的设立”，并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古代以色列社会虽然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了邦国形态王国形态——帝国形态的非常典型的国家形态的演变与递进过程，但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观念，并确立了完备的君主制度，无疑树立7人类早期国家的典範，为我们研究上古时期的国家形态提供了典型的个案。公元135年，犹太人开始流散于世界，他们虽然忠诚于寄居国，但嚮往民族国家的情怀与恢复民族宗教、回归祖先故土的渴望始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散居犹太人民族记忆与精神世界的主旋律。特别是周而复始的反犹主义，使作为客体民族的犹太人很少能以平等的身份加入主流社会，长期遭受的非平等待遇严重摧残了犹太人的思想感情，但也磨鍊了他们的坚强意志，更强化了一些人心目中重返故土的观念。到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以锐不可当之势在欧洲大陆兴起，从而为现代以色列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与社会基础，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标誌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里程碑，也终于圆了一个古老民族长达1800年的复国之梦。
马克思曾把犹太民族称作“早熟的民族”，以色列建国之前的犹太历史展现给人们的是一部丰富多彩而又起伏跌宕的画面，它留给世人的启迪与感悟也是多层面的。
第一，犹太人的经历进一步证明了交往在民族群体与文化传承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交往”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哲学概念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史学家纷纷梳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开；态》等着作中所反覆论述的有关“交往”的理论与思想，用以探讨史学研究的新思路。。笔者认为，如果把“交往论”引八犹太学研究，会对一些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产生新的感觉与领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广泛的历史交往才使犹太人承担起了“中介性客民”的社会角色，才使犹太文化具有边际性的特徵，才使犹太民族成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民族群体。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犹太人便自觉不自觉地介入了与迦南人、埃及新闻等文化事业的辉煌与繁荣。5000年的文化遗产终于在以色列获得了最广阔的发展空间。追寻长达2000年的流散梦、回味锡安主义的百年风云、反思反犹太主义所製造的幕幕悲剧、刻画以色列国家的成长曆程、描述犹太人的喜怒哀乐等传统主题无疑成为以色列文化的本质特徵。同时，以色列文化又是一种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文理性主义精神为主要特色的现代性国民文化。赫茨尔等人所倡导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及政治运动，一直把平等、自由及民主作为自身的社会理想，以色列的《独立宣言》及治国方略中也体现7这一精神。
三
肯定以色列人的智慧与成就，弘扬以色列历史的独特之处，并不是说以色列就是天堂之地，也无意掩饰以色列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难题。建国五十多年来，以色列社会始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与问题，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更使没有迴旋之地的以色列国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与压力。
第一，安全威胁的长期存在。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奉行“安全第一、和平第二，先有安全，后有和平”的国防观念，但对于国民来说，在享受经济繁荣与福利社会的同时，人们渴望已久的安全需求总是得不到保证，外部安全威胁严重存在，用以军前总参谋长摩西·亚龙的话来说：“在以色列，你分不清什幺是战争，什幺是和平；哪里是前线，哪里是家园。”四次中东战争从整体上看以色列是占了上风，但战争对国民心理的巨大创伤并不能轻易弥合，与此同时，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此起彼伏的恐怖攻击、渺茫无期的和平前景，使以色列社会与国民的承受力越来越脆弱，许多人厌倦7这种兵营式的生活，“倒移民现象”的出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06年7月，当长达6年的巴以流血冲突稍有缓和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再次用火箭弹撕开了以色列人信理上的致命伤口，缺乏安全感的以色列人_理上更显脆弱。
第二，社会整合问题。自建国之日起，以色列社会的多元化倾向就明显存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複杂矛盾、宗教与世俗的尖锐对抗、西方犹太人与东方犹太人的严重隔阂、左派与右派的游离与分歧无不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并威胁着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因此，努力实现社会的整合是以色列历届政府的奋斗目标与施政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除了东、西犹太人之间与左、右派之间的隔阂有了明显的弥合之外，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以及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趋势。法律在威胁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政权在压力面前常常软弱妥协。再加上民主制度以及多党政治的种种漏洞，使以色列政局总是动荡莫测，甚至风雨飘摇。特别是近十多年以来，巴以冲突的一波三折，中东和平进程的大起大落，更诱发了一系列矛盾与冲突，社会分裂IWG题越来越成为以色列人的心头之惠。
第三，经济发展的瓶颈。以色列经济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如紧张的周边关係破坏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内部资源的奇缺与国内市场的狭小使以色列经济更易于受国际市场上风云变幻的影响，更容易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与威胁，因而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对外援尤其是美援的严重依赖，使以色列常常受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形势的影响；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所建立起来的干预机制曾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在新的条件下却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原则相悖逆；军事工业虽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却造成了庞大的经济自担，并抑制了民用企业的再生产；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与之俱增的通贷膨胀率，严重损害了经济肌体，并破坏了国际投资环境；能源危机尤其是水资源危机日益加剧，更使以色列经济举步维艰。
综上所述，年轻的以色列国家在朝气与活力之外还积存着种种制约发展与进步的因素，奇蹟与辉煌的光环之下依然笼罩着难以遣的阴影。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似乎不喜欢用“奇异”、“独特”等字眼来描述他们的国家，也许是因为历史的遭际使他们对“与众不同”之类的叙说总有一种本能的警觉与敏感，他们愿意说犹太民族是平平凡凡的民族，以色列国家是普普通通的国家。然而，不管自我刻画的风格如何平常、低调，但以色列人的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确实不同寻常。他们总是用“萨布拉”（Sabra）——沙漠中的仙人掌来描述理想中的国民特徵，来比喻以色列国家的人格化个性，因为他们相信，不管环境如何恶劣，无论困难如何巨大，以色列国家都会在沙漠中扎根，在磨砺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