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出任鲁国司寇，摄行相事，励精图治。齐景公怕鲁国强盛，遂以武力相逼。孔夫子责以大义，迫使景公谢过归国。然鲁定公贪图美色不理朝政，孔夫子终只得弃官而去，周游列国，其学说虽不为天下所用，却终不改其正气。

中国现代电影大师费穆1940年执导的电影《孔夫子》的一批原始剧照找到了--对于筹建中的上海电影博物馆来说，这些剧照几乎是具有镇馆价值的文物。这部影片拍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经历了短暂上映之后，胶片便不知所蹤，直到2001年，被神秘人士捐赠给了香港电影资料馆，一时轰动中外影坛。如今剧照重见天日，是大陆範围内保留下来的该片在创作阶段的唯一实物。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在国际电影学界，费穆被公认为东方"诗电影"的代表人物;研究中国早期电影，必研究费穆。

"中国早期电影史料丢失得太厉害，任何一个发现，都有益于补足中国电影文化的基因链条，复原中国电影史的全貌。特别是此番发现关乎费穆和《孔夫子》，更具有恐龙化石般的价值。"得知这一讯息，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左衡这样向记者表示。

从1906年出生到1951年病逝，费穆的短暂一生，执导了10部电影，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1948年的《小城之春》。他按照苏东坡《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意境和韵味来构思视听形象，把这部讲述家庭情感波澜的电影拍得充满诗意。上世纪80年代，该片被海外影评家评为中国电影十大名片之首，成为中国电影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费穆本人也被视为最具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电影大师。

然而，电影学家们一致认为，相比《小城之春》，《孔夫子》是费穆真正的"走心"之作。影片的主要事件和主体结构来自《史记》中对于孔子的记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孔夫子》有很多技术上的不足，比如太过冗长，说教意味浓厚，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左衡告诉记者，影片拍摄的时代，中国正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之中，儒家文化受到质疑。而费穆作为一个电影人和诗人，把影像直接承接到了儒家文化奠定者身上，使得影片超越了文人电影和诗化电影的範畴，加入了关于伦理学的诸多认识和阐述。《孔夫子》诞生时的另一个时代背景，就是抗日战争进入胶着状态，上海成为孤岛。费穆曾经在《孔夫子及其时代》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救天下，要先正人心;行仁政，要'好人政府'。孔子明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能收效，至少三十年，多则百年。所以他就周游列国，奔走呼吁。他并未预料到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世界还是这样一团糟。"而《孔夫子》所寄託的，就是费穆在痛苦的时代里对拯救的渴求，对信仰的坚定。"联想到所有这些，你就没办法不被这部影片打动。"左衡这样对记者说。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幺多年来，其实这些剧照一直就在上影集团的库房里。是库房管理员、退休置景师乔伟成发现了它们，将其交给了电影博物馆的筹备人员。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剧照数量并不多，只有十几张。这批剧照保存状态良好，可以看出影片大量戏份在摄影棚内取景，舞台感很强；没有看过影片的观众，也可以从剧照的服装和造型上想像到影片的风格。上海电影博物馆原计画在开馆之后举办一个暂定名为"子归海上"的活动，放映失而复得的《孔夫子》；而剧照的发现，无疑将丰富活动内容。据悉，这批剧照将陈列在博物馆三楼的"上海滩电影公司"。

从1937年11月底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止，历史上称为「孤岛」时期。那时期的上海租界，政治环境极其险恶，张善琨以古装片《木兰从军》(1938)借古喻今，轰动一时，掀起了古装片的热潮，但很快就被大量粗製滥造的才子佳人民间故事古装片所替代了。在孤岛影坛的一片混沌中，费穆和民华公司主持人金信民、童振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和巨大的资金去拍摄《孔夫子》，可说是众醉独醒，逆流而上。

《孔夫子》是民华的创业作，影片没有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戏剧性，倒处处透露出悲怆的情怀，作品中的孔子身处衰世，先后困于奸乱，绝粮陈蔡，弟子死难，家人凋零，落得孑然一身却仍与世抗衡，节高气傲。《孔夫子》绝不是一套讨俏的电影，在华语电影大片横行的今天，费穆在「史」与「剧」之间的思考、对电影美学方面的探索，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孔夫子》虽然摄于上海，却原来跟香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係。1938年，金信民、演员张翼和导演费穆等都因走避战难暂居香港而结缘，《孔夫子》的拍摄念头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孕育出来的。大半个世纪后，竟又在香港发现了《孔夫子》的硝酸底片，彷佛冥冥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