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1550年9月24日)，汤显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原居临川文昌里(今临川文昌桥东太平街汤家山)，后移居沙井巷，建“玉茗堂”(内有揽秀楼、清远楼、毓霭池、金柅阁等)，故又自号清远道人，晚年又号茧翁。其祖上4代均有文名：高祖、曾祖藏书、好文;祖父汤懋昭，字日新，博览群书，精黄老学说，善诗文，被学者推为“词坛名将”;父亲汤尚贤是个知识渊博的儒士，为明嘉靖年间着名老庄学者、养生学家、藏书家，重视家族教育，为弘扬儒学，他在临川城唐公庙创建“汤氏家塾”，并聘请江西理学大师罗汝芳为塾师，课教宗族子弟，生子汤显祖、汤儒祖、汤奉祖(汤凤祖)、汤会祖、汤良祖、汤寅祖;伯父汤尚质酷爱戏曲，还从事过戏曲活动，母亲自幼熟读诗书。

汤显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懋昭好老庄、喜谈神仙，父亲汤尚贤严正，从小便饱读诗书，性格刚正不阿。万曆五年(1577年)汤显祖进京赶考，因不肯接受首辅张居正的拉拢，结果两次落第。万曆八年(1580年)，汤显祖第四次往北京参加春试。张居正三子张懋修去看望汤显祖，汤显祖也曾回访而不遇。直到万曆十一年(1583年)他33岁时，即张居正死后次年，才考中进士。

汤显祖中了进士后，仍不肯趋附新任首辅申时行，故仅能在南京任虚职。在职期间，与东林党人交往甚密。万曆十九年(1591年)，他又写了《论辅臣科臣疏》，揭发时政积弊，抨击朝廷，弹劾大臣，因而触怒了神宗皇帝。之后被谪迁广东徐闻典史。后又调任浙江遂昌知县。汤显祖在地方为官清廉，体恤民情，深得民心，但最终还是因不满朝政腐败，于万曆二十六年(1598年)弃官回乡，在临川建了一座闲居，号玉茗堂，从此致力于戏剧和文学创作活动，终其一生。

《阴符经》，全称《黄帝阴符经》，是一部继承和发扬老庄道家思想、又吸收了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道教经书，汤写《阴符经解》为之作注，其大旨仍不离老庄的道法自然、天道无为思想。首先，他指出，天地万物均由“气”生成，“一气混成，三才互吞，以成宇宙，以生万物。”这实际上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观的再现。

接着，文中指出宇宙万物在相生相剋的矛盾中发展，“天道阴阳五行，施行于天，有相变相胜之气，自然而相于生，生而相于杀。”矛盾对立的双方相互联繫，在一定条件下又可相互转化：“生死相根，恩害一门。生者死之，死者生之。恩者害之，害者恩之。”宇宙万物都是相互联繫的，一种事物的消亡意味着另一事物的诞生，故生中隐藏着死的根源，死中隐藏着生的根源，这就包含着庄子“物化”的思想。恩可转化为害，害可转化为恩，故“恩害一门”，这是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伏”的矛盾转化论，体现出一定的辩证思想。

他还根据老子“道法自然”，强调天地万物的存在均有其特定规律，且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生而杀之，天道自然也”、“天之道自然，天之行浸”。作者又进一步阐发了顺应自然的重要性：“矧倒握天机，三反昼夜，动静其中，三十六时，能食其时，能动其机;禽贼之师，固当万倍矣”。这是从正面讲顺应自然则力量无穷。“道不自然，有害无恩”、“制之不以自然、小人得之轻命”，这是从反面讲不顺应自然则有害无利。“食失时，灵物受病。故食天地万物以时，则养不屈。……动天地万物以机，则动不危”，“自然则静，不自然则动，动则死，静则生”，这更是从正反对比中突出了顺应自然的重大意义。总之，作者如此反覆地论述，说明其宇宙观核心正是“天道自然”思想。

主张“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无为而治”本是道家政治思想的总纲。《老子》中“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等等阐述的都是这一理论。“我无事”、“民自化”的思想被汤显祖接受，并被运用到了治理遂昌县的实践中去。遂昌是浙西一贫瘠山区，“遂昌斗大县，赋寡民稀，故学舍仓庾城垣等作俱废，非生稍修治，殆不成县。”但汤显祖在任五年，却把它建设成一个“赋成而讼希”(32)的理想之地，汤用的就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方式。他在《寄曾大理》中提到：至如不佞，割鸡之材，会于一试，小国寡民，服食淳足。县官居之数月，芒然化之，如三家疃主人，不复记城市喧美。见桑麻牛畜成行，都无徙去意。这俨然将老子“小国寡民”理想付诸于实践了，文中“芒然化之”正是“无为而治”的另一种说法。另如《答吴四明》中“至今五日一视事，此外唯与诸生讲德问字而已”。《寄马心易比部》中“喜遂昌无事，弟之懒云窝也”，也透露出同一信息。汤显祖正是以无为而治的方式实现了“正是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的美好理想。这是汤显祖天道自然的宇宙观延伸到政治观的具体表现。

人生最勘不破的一是生死观，一是名利观，而汤显祖却能相对地摆脱它们的束缚，其原因就在于他将人生置于浩渺无边、生生不息的宇宙之中，以一种道家式的宇宙观去观照人生，从而形成了豁达、超然的人生观。

他知道，个人的生命犹如燧石电火，一闪即逝且难以把握。“生死虚空一暮朝”，“惟人生之去来，像潮之出没”，“来未诠其所根，去不知其何物”，故对生不必留恋，对死也无须畏惧。他又把死称为“返虚”，认为死就是回归到虚无，就是回归到万物之源。这与《老子》十四章“复归于无物”思想相符。既然人死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那幺死时根本不用伤心，更应免除一切繁文缛节，所以他去世前曾作诀世语七首(祈免哭，免僧度，免牲，免冥钱，免奠章，免崖木，免久露)，又交待以麻衣冠草履就殓，要求后代将丧事儘量简化。这不仅包含了老庄的尚俭思想，更是其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延伸到生死观的表现。

生死观既已勘破，那幺名利二字更不被汤显祖看重。他认为“功名即真，犹是梦影，况伪者乎”，功名犹如梦影，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清白节操和傲岸人格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他早年几次拒绝权贵张居正的结纳，就在于他“不敢以处女子失身也”。他最终远离官场隐居玉茗堂更说明其已勘破了名利。在玉茗堂期间，他生活清苦而又瘦弱多病，对此他却毫不在意，始终以一种超然豁达的心态去对待这一切。据载：“其食贫二十余年，而阮啸自如，莱舞无阙”，“每谱一曲，令小史当歌，而自为之和，声振寥廓，识者谓神仙中人”。在他看来，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能达到精神上的真正自由就已是最幸福的事了。他还喜欢以陶渊明白况，又多追步竹林七贤：“比似陶家栽五柳，便无槐棘也春风”，“雅志在山王，无为慕嵇阮”等，表现出不追求功名利禄、洁身自好的高尚风格，也表明了一种超脱世俗束缚、追求自由境界的人生价值观。这正是庄子摒弃一切世俗束缚的精神自由观体现。

汤显祖的政治理想与当时昏庸的朝政是格格不入的，种种打击更激起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如在《感宦籍赋》中，再现了仕林中种种丑恶之举，他认为士人中“虮虱之使”、“粪土之士”大有所在，有“作奸犯科”者，有“迂平取奇”者，有“卖功爵于攫金之后”者，有“乞告身于枕袖之时”者……，对各种腐朽世事他都毫不避讳地讽刺挖苦、嘲弄斥责，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在《论辅臣科臣疏》中他更对当朝进行了一次政治大清算：“陛下经营二十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而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官场黑暗的总根源，体现出批“龙鳞”、逆“圣听”的大智大勇。总之，他对黑暗腐朽的种种现状，从首辅权臣的专横暴戾、宦官酷吏的贪赃枉法，到皇帝的荒淫昏聩;从抑贤祸国的科举制、“恩荫制”到堂而皇之的《大明律》等等，都进行了勇敢的揭露和批判。

汤显祖这种对理想热情追求、对丑恶猛烈抨击的行为继承了老庄思想。老庄也曾以居高临下的气势，以比常人更敏锐的感触去批判社会，对一切假仁假义和黑暗骯髒也进行过无情的抨击。他也和老庄一样，终无“挽狂澜于既倾”之力，老庄只能将理想付诸乌托邦式的幻想，汤显祖也只能将理想寄之于“四梦”。

汤显祖特彆强调“情”，汤显祖推崇的情，核心是真，《牡丹亭记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认为情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应出生人死去追求。情又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世总为情，……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正因为此，他“一往之情，则为所摄”，创作了“临川四梦”。他如此重“情”就是受了道家影响的结果。如燕南芝庵论曲曰：“三教所尚，道家唱情，释家唱性，儒家唱理。”又有玄学家王衍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