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邑名。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东北十公里。周武王封吕尚于齐，建都于此。《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齐太公吕望，侯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赐姓曰姜，谓之吕侯。商末，太公起渔钓，为周文武师，号师尚父，佐武王以平殷乱，封于齐，都营丘。……齐，始封营丘，再徙博兴，后扩建营丘，因城东紧临“淄水”，遂改名临淄，传三十一世，为田氏所篡。有资料误传昌乐为古营丘，此乃大缪。昌乐位于寿光东南，姜太公始封营丘之时，昌乐属纪国，纪国国君也是姜姓，国都位于今天的寿光以南的纪台镇，其疆域可与齐国相比，东至沿海。周夷王时，纪侯因不满齐哀公，向周夷王进谗言，致齐哀公被周王烹杀，齐国纪国结仇，公元前690年，纪国被齐国所灭。

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在齐鲁境内属

古老地区之一，6000年以前，先民即在此地繁衍生息，“以石为兵，时播五穀，淳化鸟兽”。唐杜佑《通典》载：“黄帝方制天下，立为万国。颛顼之所建，帝喾之所授，创建十二州。少昊时（公元前2670年）爽鸠氏已居营丘。虞夏时，有季萴；汤时，有逢伯陵；周以封太公为营丘。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成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大封宗亲勛戚。《史记·周本纪》：“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子营丘曰齐”。

营丘是齐国首城，姜太公首封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现在河西、营丘、黎家等村尚有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存和原始宫殿遗蹟。现古城村外有齐国故都遗址，当年城廓至今依稀可见，碑碣尤存。

崇山石祖林，建筑古老，翠柏苍然，是后世领略太公遗风，体味古都风采的最佳去处。牛山，古营丘地标之一。牛山现存的九曲沟、五道口、神仙炕、皇陵岗为营丘四景，是古代已开发的旅游胜地。崇山是远古东夷时代的祭台遗址，石祖林是巨石崇拜时期的遗物，也是远古东夷父系氏族社会进入盛期、男性生殖崇拜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世界範围内实属罕见。古代孝贤楷模王裒，一生忠孝之事迹，在当地周边地区及全国各地广泛流传，王裒闻雷泣墓事迹被列入中国古代《二十四孝》。古老的营丘大地，人文历史淳厚，拥有《马宋饼的製作技艺》、《姜太公与营丘》、《孝子王裒的传说》等5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境内有国家大型水库白浪河水库和国家中型水库马宋水库，潍坊市的母亲河白浪河横穿镇境，环境优雅，水资源丰富。

据史书记载，“黄帝记方制天下，立为万国。”颛顼之所建，帝喾之所授，创建九州。少昊时爽鸠氏居营丘。《太平寰宇记》载：“昌乐东南五十里营丘，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当少吴时，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则（li）；汤时有逄伯陵，周以封太公于营丘。”

周武王封辅佐自己灭商有功的姜太公于齐，建都于此。即史书所记：“周，齐太公吕望，侯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赐姓曰姜，谓之吕侯。商末，太公起渔钓，为周文武师，号师商父，佐武王以平殷乱，封于齐，都营丘。”然，当时东有莱国袭扰，近有纪国威胁，营丘地不安定，而姜太公精心治齐“通商工业，便渔盐之利”（《史记》语），使齐很快昌盛，富强起事，修建了当时颇具规模的营丘城。城类燕京制度，分内外两城。城垣呈方形，东西1000米，南北1200米，周长约4.5公里，现存部分残墙，基宽30米，墙高6米，为夹板夯筑而成。遗存还有汉隐士逄萌墓碑、窦公渠碑及大量汉砖等。

姜太公治齐，又经二世丁公，三世乙公，四世癸公，五世哀公。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王朝烹哀公，立其弟，称胡公，胡公迁都薄姑。周曆王十九年（公元前860年）齐哀公的舅父（名山）率营丘人袭薄姑，杀胡公，自立后国君，称献公，把国都迁至临淄。

宋朝建隆三年（962年）始置昌乐县，取昌盛安乐之意而得名。

齐国古都山东省昌乐营丘

营丘故城旧址。

营丘故城，原分“外城”、“内城”、“皇城”三廊。原外城建有东、西、南、北四城关。《昌乐县誌》载：“营丘故城，类今燕都制度，原有外城广袤二十余里。”城垣已塌无迹。据考：东门，即现马宋镇古城村东十五里，今坊子区范家庄东北隅里许，原有东门石碑为记；西门在古城村西五里，北申明亭村西南“女娲庙”处，原庙碑记有：“古城西关西门外，女娲娘娘庙”字样；南门在古城村南十二里，高家辛牟村东南隅“府君庙”前，现存南门石碑右上一角为记；北门在古城北六里，潍城区张、陈官庄村附近。符合周初：“列地卦国，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品之制的制度（周里小于今里）

内城：旧雉堞成正方形，广袤为一千五百米，即古营丘城址。城垣周长十一点二华里，今称营丘古城遗址。《周礼·坊记》云：“都城不过百雉”。今内城实际为一百五十雉。现今仍存有四千五百米、宽十五米之城垣残迹。位于今河头村东里许，白浪河西岸，今营丘村西二里处，金钗河北岸，距昌乐县城东南二十四公里，北纬36°34’，东经119°02’。嘉庆版《昌乐县誌》古蹟考云：“古营丘城，岂太公之所筑。仰汉时，因太公之旧，而筑之欤。”今古城村即古皇城。原有太公祠，唐朝长寿年（公元692年）建。另有八角琉璃井乃皇井遗蹟。皇城南门外，原有汉朝隐士逢萌墓道碑，今徙置古城村东南角处。皇城北门外，原有唐朝嗣圣十八年（公元702年）北海县令窦炎凿渠遗址和窦公渠碑。

营丘故城，在齐鲁境内，属古老地区之一，据考已有四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唐杜佑《通典》载：“黄帝方制天正是，立为万国。颛顼之所建，帝喾之所授，创建九州。少昊时（公元前2590年）爽鸠氏已居营丘。”《太平寰宇记》载：“昌乐东南五十里营丘，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当少昊时，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萴；汤时，有逢伯陵；周以封太公为营丘。”《山东通志》载：“青州，古爽鸠之虚。《禹贡》为青州，周为齐国。”据明嘉靖《青州府志》载：“少昊爽鸠氏，帝少昊之司寇也，帝以鸟名命官，司寇主击盗贼帮名。今昌乐营丘是也。”《续山东考古录》云：“古风质朴，以官名、人名为国名耳。”时营丘地，故曰：爽鸠国。

夏朝：《竹书纪年》载：“唐尧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虞舜三十三年（公元前2223年，）命禹摄位，遂复九州。”时营丘地由夏诸侯，季萴代爽鸠居之。《青州府志》载：“季萴，虞夏诸侯，代爽鸠者，亦昌乐也。”禹贡海岱惟青州，潍淄其道。青州之域。古爽鸠地：“有季萴（今昌乐县古城村）；斟 （今安丘市杞城村）；斟灌（今寿光市斟灌村）；薄姑（今博兴县柳桥镇）；莒，古介根邑，莒故都（今莒县城阳镇）；纪，（今江苏省赣榆县，鲁隐公元年迁寿光市纪台镇处），诸国地。”以上所见，即古青州地域之轮廓。《史记》司马迁曰：“禹后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夏朝时营丘地称季萴国。

商殷时代：昌乐营丘地，有逢伯陵氏封国。《路史》载：“逢伯陵，姜姓。炎帝后裔，太姜所出，始封于逢泽，后改封于齐。”明嘉靖《府志》载：“逢伯陵，姜氏，伯爵。汉书谓，汤时有逢公伯陵；齐乘曰，逢伯陵，商之诸侯封于齐；即晏婴对齐景公曰：逢伯陵因之是也。亦昌乐也。”可见营丘古城，自少昊时有：爽鸠氏始封国；夏朝有季萴氏代封国；商朝继封逢国；至周，太公吕望封称齐国，谓古青州治所，周朝前计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记载。

周朝：《竹书纪年》载：“帝辛（纣王）三十一年（公元前1123年）西伯（文王）治兵于毕，得吕尚为师。翌年，武王兴师伐纣克之。继命姜太公吕望东征。伐奄国五十，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逐莱人地入于齐。非鹰扬元勛，不足以弹压东方，故特封之营丘。”又载“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122年），巢伯来宾，逐大封诸侯。”《昌乐县誌》载：“周武王十有三年夏四月，封尚父于齐，都营丘。按：营丘故城，即太公始封之地，历六世，始迁都临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成王封外祖父太公吕望做齐侯，吕尚都营丘，山东省昌乐县。”司马迁《史记》曰：“太公封齐，兼五侯地。”即斟、斟灌、莒、薄姑、纪地。《青州府志》载：“周齐太公吕望，侯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赐姓曰姜，谓之吕侯，商末太公起鱼钓，为周文武师，号师尚父，佐武王以平殷乱，封于齐都营丘。……齐始封昌乐、再徙博兴、又迁临淄。传卅一世，为田氏所篡。太公传子丁公吕 ；及传子已公吕德；德传子癸公吕慈母，慈母传子哀公吕不辰；纪侯及之于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吕静，是为故公；胡公徙都薄姑（今博兴县柳桥镇处）。齐哀公少弟吕山怨胡公，与其党袭杀胡公，而为献公；献公尽逐胡公子，徙都监淄。”嘉庆版《昌乐县誌》载：“周曆王十有九年（公元前856年）齐哀公弟山，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为献公，徙治临淄。”《竹书纪年》卷九周记载：“康王六年（公元前1072年），齐太公薨；康王十六年赐齐侯命。”（及，姜太公之子，丁公吕及）。又见清朝乾隆年间，礼部侍郎阎循观《西涧草堂诗集》“登木樑台”诗云：“层台冠西岭，云际独攀登；沧海遥如带，沂山近可凭；地崩庚戌水，铭记太公陵；欲辨临淄误，返周亦缺徵。”并诗后加注云：“雍正八年，大水台崩，得古碣云，齐太公之墓，碣旋裂。”史料可见，仅姜太公一人，在昌乐县营丘，治国修政达五十年，相沿姜姓五世六侯，都治营丘称齐国，历时一百八十八年。并非始封临淄。

关于昌乐营丘与临淄营丘之争论，原错误出自魏朝郦道元《水经注》，误定营丘为临淄。后见清朝全祖望《全校水经注》给予反驳云：“淄水出其前左营丘，误也。临淄城中虽然有丘，淄水逕南而北，非营绕之意。”又云：“周成王封师尚父于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莱侯与之争营丘。太公闻之，夜衣而行，至营丘。陵亦丘也；作者多以丘陵号曰缘陵。又去莱差近，成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经书，诸侯城缘陵是也。”又据《山东古国考》云：“昌乐营丘属于莱夷国都。”莱夷部族哪有不争之理。《潍县誌》云：“商周潍县地属莱国。”可见，姜太公所争之营丘，并非临淄城，因为莱国与临淄相距甚远。《尔雅·释丘》载：“水出其前， 丘；水出其后，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营丘；此以水在丘之前、后、左、右名之也。”民国四年版《辞海》解释：“ 丘，谓水在丘之前也（今金钗河）；沮丘，背水以为险也，沮同泄字（今官庄河）；正丘，水出其右，古人以南为正，故以西为右，则流不远，当止也，尔雅亦称丘。（原窦公渫上游河）。营丘，水出其左，（今白浪河）曰：营丘”。当时昌乐营丘，地处四河中央，故有城处脉中之说。其地形地貌完全与《尔雅》记载相符合，而临淄古今都不具备这一地理特徵，只见淄河旁其左。今古皇城（古城村）东南隅数步有丘，今称石埠，长宽里许，因水土流失，今不甚高，标高63.1米。清朝翰林院学士、工部侍郎阎愉《营丘辩》文，肯定此石埠为营丘之丘。

今有金钗河流其古城前；东面有白浪河旁其左；北有官庄河背其后；古城西，窦公渠水出自古城西南“蛤蟆塘”，水自城西侧北流，由“皇城”后东折流入后官庄河，当时营丘四水萦绕，故名营丘。而郦道元只依水出其前左，牵强应和临淄地形，又言：“城对天齐渊，故有齐城之称。”释云“天齐渊，是天之腹脐；漂瓦出木，记有‘齐’字等”云。对临淄营丘因事附会，遗谬误于千载。唐朝颜师古早已考称：“昌乐营丘是旧营丘。”若有新营丘，临淄城不过是沿袭老营丘名而已。在清朝乾隆年间，据传有一次营丘之争的大辩论，最后乾隆御批昌乐县为“尚父初封地”，做为昌乐城中“保障坊”的匾额。至今残坊尚存。从太公封营丘至齐桓公改称缘陵，营丘名称历时又三百余年，加之周朝前一千五百年，营丘名称历时一千八百余年。

春秋战国时：营丘称缘陵。嘉庆版《昌乐县誌》载：“襄王六年春，诸侯城缘陵。按：缘陵齐邑，殆因营丘缘陵而得名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缘陵即营陵，古城在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五十里。”《通志》云：禹“后裔，东楼公九世，成公迁缘陵。至文公又迁淳于（今安丘市杞城）”。《府志·封建表》载：“周灵王廿三年（公元前594年），杞文公名‘益’，始迁淳于。”依此计算禹后裔东楼公，在缘陵称杞国，历时一百二十九年。嘉庆版《昌乐县誌》载：“敬王时（公元前519年），孔子弟子名‘后处’，字子里者封此，唐追封为营陵伯。”

西汉时：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封从兄刘泽为营陵侯，都治营陵。《史记》卷十八表云：“营陵侯刘泽，汉三年为郎中，击项羽；十年封从将军，击陈豨得王黄，为侯。与高祖疏亲刘氏，世为卫尉，封万二千户，汉高祖十一年，即营陵侯刘泽元年。”从此缘陵始称营陵。营丘地自齐桓公元年称缘陵，至汉高祖十一年改称营陵，缘陵之称历时五百余年。西汉时，营陵首为北海郡治所。《后汉书·地理志》载：“北海郡，景帝中元二年置（公元前148年），户十二万五千，口五十九万三千一百五十九。领县二十六：营陵或曰营丘，莽曰北海亭。剧魁，侯国。都昌。平望，侯国。平的，侯国。斟，侯国。桑犊。平城，侯国。新城，侯国。成乡，侯国。胶阳，侯国。”以上共廿六侯国及县，西汉时候国与县并存。新莽（王莽）天风元年（公元14年）改营陵北海郡为北海亭。嘉庆版《昌乐县誌》载：“建武四年（公元28年），伏恭字叔齐，为营陵侯。光和六年（公元189年）应劭为营陵县令。”《后汉·郡国志》载：“北海国（治剧县），领十八城：剧、营陵、平寿、都昌、安丘、淳于、平昌、朱虚、东安平、高密、昌安、夷安、胶东、即墨、状武、下密、挺、观阳”。建十一年（公元206年）北海国改为郡。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北海郡改为国。三国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北海国改为郡，又营陵县地。三国青龙元年后，营陵又为北海郡治所。《补三国疆域志》载：“北海郡领平寿、下密、胶东、即墨、都昌、观阳七县。”晋朝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废魏立晋。此时营陵、剧县划归徐州部，琅琊国东莞郡。《晋太康地理志》载：“晋因汉制，营陵先属北海郡，至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分琅琊置东莞郡，营陵属之郡下。”《山东通志》云：“东莞郡统县人：营陵、朱虚、安丘、益、临朐、剧、广。剧、营陵属焉。”元康十年（公元300年），城阳之营陵等十一县为高密国。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232年），秋八月，石虎陷青州、营陵、剧地入后赵，历时卅三年。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慕容德陷青州、营陵、剧属南燕十年。南北朝刘宋明帝泰始五年（公元469年），营陵属胶州平昌郡。北齐承光元年春（公元577年），后周兴师灭齐，营陵、都昌两县属后周，历时廿七年。

隋朝：隋文帝杨坚，开皇三年（公元585年），北海郡为青州治下。《山东通志》载“隋北海郡《时始治益都》。”又云：“隋开皇十六年，改曰营丘县，属北海郡，（治所始徒今潍坊市），大业八年度。唐武德初，于营丘县权置杞州，二年州度，复为营丘县，属潍州。领先年省入北海（今潍坊市）”。隋开皇十六年营陵始称营丘县，营陵之称历时近八百年（792年）。

唐朝：《旧唐书·地理志》载：“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置潍州，领北海等十一县，析北海县置营丘县。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惟留北海、营丘、下密三县，余并废。武德八年潍州废，乃省营丘、下密二县人北海县，五代因之。”

唐朝时：爽鸠、季 、逢伯陵、姜太公开国之地营丘古城始废。

古老的营丘，东方大邑，历经沧桑，几经沿革，逐渐演变为农村。今见营丘故城遗址附近，仅存古城村、营丘村、营丘河南村、城南村、古城店、城角前沿等象徵性村庄而已。华都丽邑，昔日辉煌，已陷湮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营丘古蹟，历史之文明，却给齐鲁文明之邦，留下了光辉的史碑。

注：营丘之“丘”，明初倡儒学，为避孔丘之“丘”字，官令“丘”旁加阝，明后丘字为邱。故属同一字义.

昌乐自夏朝始称营丘。西周初封姜太公于齐，建都营丘，就是今之昌乐。齐国在昌乐营丘经历一世太公、二世丁公、三世乙公、四世癸公、五世哀公、六世胡公，胡公徙都蒲姑(今山东博兴县)，公元前860年(周厉王十九年)，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尽逐胡公子，因徙蒲姑都，治临淄，齐国自此都临淄。这本是历史事实，但由于多种原因，却阴差阳错，有人将后迁之临淄讹传为初都之昌乐古营丘。

我原是高中语文教师，对这段历史没特别关注，1982年，受命参与编修《昌乐县誌》，才觉得昌乐就是古齐国初都之营丘这一历史细节必须弄清，就到昌乐营丘故城、临淄齐都故地进行实地考察，翻阅有关历史典籍，搜寻昌乐营丘即古齐初都的有关证据，先后写出拙文《整理旧志要注重考证》，发表于《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三期，《齐都古营丘试探》发表于《东岳论丛》1986年第二期，明确阐述了古齐初都之营丘在昌乐的观点和所持论据。很快就有学者对我的观点提出反驳，我最早看到的是原载于《管子学刊》后又被新编《临淄区志》在“附录”中转载的《营丘考》、《齐都古营丘续考》两篇文章，指名与我“商榷”反驳，我只好进一步考察阅典，获取新证，据理力争，针对其所提问题一一进行反驳。如：《齐都营丘续考》一文说：“《昌乐县誌》主昌乐营陵说，而《临淄县誌》则主临淄说，两者同属地方志，究意哪种说法更正确呢?”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放下《昌乐县誌》不说，单说《青州府志》，以明嘉靖版府志为据，因为明代昌乐、临淄同属山东布政使司管辖，《府志》对于辖区内各县的记述，应该是客观、公正、无可指责的。我并摆出《府志》中有关昌乐、临淄的记载：

卷十一：昌乐县城：古营丘地。

临淄县城：在古齐城西南。

卷十二：周，齐太公吕望，侯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赐姓曰姜，谓之吕侯。商末，太公起渔钓，为周文武师，号师尚父，佐武王以平殷乱，封于齐，都营丘。……齐，始封昌乐，再徙博兴，又迁临淄，传三十一世，为田氏所篡。

这里明明写着：“齐始封昌乐，再徙博兴，又迁临淄”，没有一句含糊、模糊之辞啊!

沿革表中说得更清楚：

昌乐县：夏代始称营丘，周代为太公封国，称营丘。

临淄县：周代，以营丘封太公为齐国，后献公徙都临淄，亦营丘地。

《青州府志》记载齐初都昌乐，后迁临淄，实在是明确而肯定的。

《齐都古营丘续考》一文中还说：“如果营陵即太公始封之营丘，理应建有太公庙。……事实上太公庙在临淄而不在昌乐。”这一意在否定营丘在昌乐说的假设，恰恰为营丘在昌乐说提供了证据：因为昌乐确有太公庙。昌乐太公庙始建于唐，《齐乘》有载。后经历代重修增建，至清末已成占地六亩规模。庙宇建于高出地面两米的台基之上，有五间，座北朝南，砖木结构，两山起脊，脊卧双龙，斗拱飞檐覆琉璃瓦，门额挂金色正楷“赐履灵堂”横匾，门左右两边明柱有篆书对联：“天子尊之曰父，圣人奉以为师”。殿内神台正中塑有太公坐像，两侧分别塑有散宜生、南宫适像，雕樑画栋，壁画满墙，所画多为《封神演义》故事。整座祠庙气势恢宏，蕴含丰富。每年农曆三月十八，也就是传说姜太公生日这天，四方百姓前来朝拜，文人墨客也来助兴，使太公庙前形成热闹非凡的香火盛会，香菸缭绕，游人如织。清代诗人田书献因睹庙会盛况，追忆太公伟业，曾作《太公祠》，诗记云：“一自溪畔罢钓钩，满怀韬略在九州，当年不入飞熊梦，安得鹰扬显白头。”临淄建有太公庙，是因齐献公迁都临淄后，共在临淄经营638载，昌乐建有太公庙除因齐太公最初建都于此以外，还能有什幺理由呢?针对以上两文所提问题，我又写成一短文《齐都古营丘续探》寄往原发《考》、《续考》两文的《管子学刊》，侥倖得发于1992年第一期。

1997年，一天在大集上，一位老同志忽然拉住我说：“《联合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说营丘不在昌乐，你快再写篇文章驳驳他。”当时我已退休，并没看到这篇文章。我去政协请朱彬占秘书长帮我找来那篇文章一看，那文章是《齐国“营丘”考证》，(以下简称《齐》文)，文中明确道出“营丘不在昌乐”，而主在寿光咼宋台。其否定昌乐的理由提出四条。

“……提到昌乐营丘说的，一般是推测性的，有些地方志书很难驳倒历史名着和考古专家”。对此，我以地方志的史学价值和《山东通志》、《青州府志》的具体记载进行了反驳，不是方誌“很难驳倒历史名着和考古专家”，而是历史名着和考古专家很难驳倒地方志的实地记载。

“……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齐纪结为仇敌，史书有一日三战之说……故营丘不可能在昌乐。”其实齐纪结仇虽为史实，但与营丘位置毫无关联，根本扯不到一起，因为姜太公受封于齐，建都营丘在前，而周烹哀公、齐纪结怨是在齐历五世之后，怎幺能用五世之后的齐纪结仇去证明百多年前的太公建都之事呢?岂不是本末倒置吗?就如今人建房选址，哪有虑及五世后孙的恩仇呢?自然，“一日三战”与太公建都也毫无关联，即使硬要说有关联，也不能说明营丘位置，因为两国交战，多在接壤交界处，而不在两都城，两国都城相距甚远，而疆土毗连，若结仇交战，一日三战五战不足奇。就像两县，县城相距很远，而边界居民却可种地相挨，鸡犬之声相闻，一日交往数次。

《齐》文引《史记》说：“太公至国，都营丘，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认为昌乐营丘“相隔穷山恶岭，四条大河，距海太远，何其‘便渔盐之利’?”这显然是忽视了“都城”与“疆域”两个概念，齐为“泱泱大国”，疆域辽阔，直达海边，建都营丘怎幺就不能“便渔盐之利”呢?如今我们山东省，省会在济南，不是照样“便渔盐之利”吗?

《齐》文还提到“从地理环境考证，寿光咼宋台占着特定的优势，寿光是山东东部通往京津和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海运陆运四通八达。”这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因为太公受封建都在公元前11世纪，而丝绸之路是公元2世纪后才逐渐形成的，那时的京津地区也毫无繁华可言，怎幺会影响太公建都呢?

由于科学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认可古营丘在昌乐者越来越多。为获教意，我曾写信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请教，获得明确答覆：“营丘在昌乐说是正确的。”近年省有关部门要出版古代地图，锐意将历史上有争议的地区求出定论，曾分赴昌乐、临淄考察古营丘地论据，来昌乐考察时，县里叫我去率先发言讲述论据，后上级来通知，明确认定西周初都之古营丘是在昌乐。

上级有关部门虽已认定营丘在昌乐，但我们昌乐人是否人人能讲出这事的子丑寅卯?如果有人仍执意否定，是否能据理而争?是否还会有人生髮一些否定营丘在昌乐的意见和理由?我们将如何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而对?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广泛学习、宣传姜太公与齐文化，大力弘扬古营丘光辉历史，为我们昌乐县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1]

附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覆信

赵守诚同志：

来信已悉，关于齐国建都问题，我所陈可畏同志给您做了解答。仅供参考。

致

礼

历史研究所

1983年10月1日

附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可畏同志的解答文

赵守诚同志：

来信早就收到了。因为工作忙，今天才回信，实在抱歉!

关于西周齐国最早的都邑营丘故址在何处?自来有两说：一说在今淄博市临淄北临淄故城内，一说在今昌乐县城东南五十里。《汉书·地理志》齐郡临淄县下注云：“师尚父所封。……应劭曰：‘齐献公自营丘徙此’。吕瓒曰：‘临淄，即营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鸩氏居之，逄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筑营之丘，今齐之城中有丘’。师古曰：‘瓒说是也。筑营之丘，言于丘地筑城邑’。”同书在北海郡营陵县下又注云：“或曰营丘。……应劭曰：‘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吕瓒曰：‘营丘，即临淄也。营陵，春秋谓之缘陵’。师古曰：‘临淄、营陵，皆旧营丘地’。”有于营丘在临淄故城外城中之说始于《晏子春秋》，而汉至唐的许多名家和地理名着均从其说，遂成为传统正说。但是历代两说争论不已。[1]究竟哪一说正确呢?这要从早期的历史记载来考查：

《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殊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太公六传至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由上可以看出：一、营丘距位于胶东地区的东夷大国莱国很近。二、临淄和营丘决不在同一地点。因为同一地点不可能同时两个名称。此外，在临淄故城内，考古工作者没有发现齐献公以前的文物，可见，营丘故址在临淄故城内之说是错误的。

营丘故址应在今昌乐县城东南五十里。春秋时名缘陵。‘缘’实为‘营’音之转，‘陵’即丘。至汉改置为营陵县，‘营陵’实即营丘。其地接近胶东故莱国，故胡公避免威胁而迁都薄姑;献公夺取政权之后，以薄姑为胡公的根据地，遂复东迁，不敢复都营丘，遂选择位于淄水西岸的临淄作为都城，以防御莱人的突然袭击。不仅许多地理名家和名着提到营丘在昌乐东南五十里，而且营丘故城内还有姜太公墓等遗蹟、文物，足见其说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