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逃避贫穷和暴力，黑人乔与妻子维奥莉特从南方乡下来到大都会谋生。二十年后，两人的爱情和梦想都已在都会中迷失。苦闷的乔爱上了十八岁的女孩多卡斯。同样有着不幸童年经历的两人，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慰藉和满足。当发现多卡斯跟其他男孩交往时，乔开枪打死了她……维奥莱特出现在葬礼上，企图痛打棺材里的多卡斯，被人赶出。乔整日消沉，维奥莱特为了挽回丈夫的心，试着去打听多卡斯的一切，但无济于事。在绝望的孤寂中，维奥莱特回忆当年与乔的相识、自己家族的历史；乔也在回忆自己的从前，回忆自己的母亲——一个精神错乱的野女人，回忆他一生的七次改变。全书洋溢着爵士的基调和酸楚的乐观。

《爵士乐》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心路历程、南北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美国黑人的历史变迁，均通过一个生生死死的爱情故事得以展现。

《爵士乐》故事，以1926年纽约的黑人居住区哈莱姆为背景，此时美国的黑人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文化运动，史称“哈莱姆文艺复兴”或称“新黑人文化运动”。20世纪初，为寻找就业机会和较为平等的生活环境，大批黑人从南方迁入北方城市。一位18岁黑人姑娘，在一次舞会中她被恋人的无声手枪打中，但为保护恋人逃离，她拒绝报警与救治，静静地流血死去。1978年，莫里森曾为黑人摄影家詹姆斯·范德泽的摄影集《哈莱姆死者之书》作序。集中收有一幅盛妆躺在棺材中的18岁黑人姑娘的遗像。莫里森被故事吸引的同时，莫里森注意到照片本身具有“一种叙述的特质，那份亲密与仁爱令人震撼，人们不得不说：“这遗像竟如此栩栩如生。”莫里森看到了这幅照片所具有的成功讲述一个故事的能力。此后，经过十多年的构思与酝酿，莫里森完成了《爵士乐》的创作。

爵士乐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南部城市纽奥良，是一种充满非洲情调并在黑人艺术家充分吸取了美国主流文化精华后形成的音乐形式。从某种程度来说，爵士乐代表了美国黑人文化的最高成就，是黑人文化中的精髓之一。对黑人来说，爵士乐意味着寻找并确认自己的身份，只有个体身份确认了，黑人民族的身份才能得到确认，最终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才能得到确认。

维奥莱特50岁了，瘦得皮包骨头。住在莱诺克斯大道上。她曾经是个乾脆利落、有主见的姑娘，是个勤劳肯乾的年轻女人，是个快嘴、饶舌的美容师。

维奥莱特和乔这对夫妻二十年前从南方迁到北方，二十年后，曾经幸福的婚姻不再快乐。乔爱上了十八岁的黑人女孩多卡斯。但最终又被厌弃。乔朝多卡斯开了一枪。在多卡斯的葬礼上，维奥莱特大闹葬礼。之后，维奥莱特开始拜访多卡斯的姨妈艾丽斯以更多地了解多卡斯。在这一过程中，维奥莱特也渐渐消除了对乔的恨，最终与乔开始了新的生活。维奥莱特在多卡斯死后的几个月里，在寻求内心的平静、医治内心的创伤、拯救自己的婚姻的同时，渐渐发现了伤害她的并不是多卡斯，而是白人对黑人的主流意识形态——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以及作为黑人没能在白人的歧视中建立起真正的自我而导致的精神颓废。同时，维奥莱特发现作为人，尤其作为黑人，只有做自己精神的主人，拒绝成为社会与历史的牺牲者，才能找到真正的平静。

乔的痛苦大多根植于飘摇不定的痛苦童年。乔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于是他去别人那里寻找自身的完整。多卡斯成为他的寻求对象。当多卡斯离开他时，乔的痛苦彻底爆发出来，他杀死了多卡斯。同维奥莱特一样，过去的奴隶制度将痛苦深深地埋藏在他内心深处。多卡斯的悲剧同样来源于对黑人的歧视所造成的悲剧。没有种族歧视，就不会有黑人骚乱；没有东圣路易斯的骚乱，她的父母就不会死去；她的父母不死，她也就不会成为孤儿。小说中主人公的悲剧与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是紧密相关的。有一点却无法改变，那就是种族歧视的烙印深深地印在了主人公身上，也深深地折磨过每一个人的心灵。对于整个黑人种族来讲，是奴隶制与种族歧视的问题；对于黑人种族中的个体来讲，奴隶制与种族歧视渗透到个人生活之中，将奴隶制与种族歧视所引发的悲剧命运加在黑人个体之上。小说中虽然没有黑人与白人的正面交锋与对话，但几个人所经历的痛苦已然构成了同白人主流思想意识的一场对话。没有种族歧视的存在维奥莱特的生活也许不会失去希望，她与乔的婚姻也就不会出现问题；没有奴隶制与种族歧视，乔的妈妈也不会丢下他不管，乔也不至于在以后的岁月中抹不去对母爱的追寻，也就不会酿成后来的个人爱情悲剧；没有种族歧视的存在，多卡斯的父母也不会在骚乱中死去，多卡斯也不会很小就失去了父母的疼爱，也就不会去乔这个老男人那里寻求爱了。

《爵士乐》的主题思想即美国黑人如何在美国白人社会中建立起一种生活方式。《爵士乐》具有来自两个不同的内在协调的系统之间的冲突与摩擦。在莫里森的小说中，这种“冲突与摩擦”是非洲裔美国黑人的特殊经历所形成的民族心理与文化同美国北方城市中白人工业文明的碰撞，也可理解为人物内心固有的理性与潜意识之间的消长。在小说的叙事发展中，莫里森试图循着爵士乐即兴的基调，与读者共同寻找一种“可以生活的生活” 。

美国奴隶制度与种族歧视可追溯到十七世纪早期。后来，美国北方的自由州和南方的奴隶州之间战争的爆发，开启了结束这种奴隶制的进程。白人主流思想意识中的种族歧视是造成黑人精神苦闷的主要原因。1865年，奴隶制被废除。但是，种族隔离、低水平教育及较差的经济地位却困扰着黑人的现实生活。

一、爵士乐多种乐器的即兴演奏与《爵士乐》叙述声音的多重性

“爵士乐可以说部分是和声的艺术，独奏者和协奏者一同演奏形成和声，这部分可以成为独立的一单元。”集体演奏和个人演奏相互合作。在爵士乐演奏中，虽然强调乐器的即兴演奏，但各个乐器有它规定的角色，“儘管萨克斯和小号是独奏最常用的乐器，但独奏也可以由演奏主旋律的任何乐器来演奏。协奏者通常负责节奏部分，包括贝斯、吉他和鼓，节奏部分的演奏者一起即兴演奏来协助、启发独奏者。”爵士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像它一样，《爵士乐》文本的叙述也不是由一个叙述者完成的，小说中充满了来自叙述者与书中人物视角更迭交错的即兴阐发与内心独白的叙述，这恰似爵士乐中各种乐器的即兴演奏。阅读《爵士乐》时，读者“犹如置身于20年代哈莱姆爵士乐师即兴演奏的旋律之中”。

该小说开篇第一段，叙述者就介绍了发生在维奥莱特、乔与多卡丝之间的情杀故事，为全书的叙述定下了基调。这正如爵士乐演奏的引子，叙述者是领奏主旋律的钢琴，后面的篇章则是在主旋律基础上的即兴变奏。小说前三章和第六、七两章，也是由叙述者的叙述来完成的。记叙了与情杀事件中三位主人公相关的一些故事：维奥莱特从多卡丝的姨妈那里要来遗像；她曾因特别想要孩子而去偷抱别人家小孩；她和乔于1906年离开维吉尼亚前往纽约；二十年后，乔找了个情人名叫多卡丝；乔向玛尔芳借房準备跟多卡丝幽会；1917年东圣路易斯市发生种族骚乱，多卡丝的父母惨死；乔和多卡丝相遇；维奥莱特几次拜访爱丽丝，戈尔登·格雷根据特鲁·贝尔的描述寻父而路救乔的母亲；乔寻母等。这几章的叙述性和故事性均很强，其间有来自从叙述者角度的客观叙述和叙述者全知全能的叙述，出现了众多人物，这些部分恰似爵士乐演奏中各种乐器的和声部分。小说从人物角度叙述的部分，意在对人物情感的剖析和演绎，恰似爵士乐的独奏部分，当其他乐器声音减弱成为背景，由此就烘托出单独一种乐器在演奏，可以流露出演奏者更多的主观情愫。

第四章是从维奥莱特的角度叙述的。她“深陷于少年为奴和中年无子女的心结之中不能自拔，加上对多卡丝的嫉妒，举止行为变得有些疯癫和可笑”，她的意识流就像吹出滑稽颤音的萨克斯。第五章从乔的角度叙述，插有叙述者的评述。“乔的独白如同长号吹奏出的低沉声音，是布鲁斯的忧伤和深沉情感。从奴隶到城市自由人的经历，伴随着七次脱胎换骨的心理变化，虽然有着黑奴解放后的幸福欢欣，但是主旋律却是哀伤的，他对多卡丝付出的刻骨铭心的爱情，对妻子不能生育的内疚，以及不知所终的疯母亲，都是他心灵中永远的伤口。”这部分可以看做是乔的长号独奏，叙述者间断地在协奏。第七章中间插有乔在杀多卡丝之前的心理自白。前面的和声部分激发并补充着乔的长号独奏。第八章从多卡丝的角度叙述。“多卡丝的独白是小号，作为布鲁斯的陪衬出现，如同她的反叛性格让她追求刺激事物和离奇爱情，虽然她被乔开枪打死，不过人们的同情和道德天平均斜向他。”第九章从费莉丝的角度叙述，她可被比作一曲欢快的小提琴独奏，“出现在一曲爵士乐曲的结尾，如同她名字的含义是快乐一样，是她揭穿了多卡丝性格中轻浮无聊的另一面，经常去看望并且拯救了乔夫妇悲伤的灵魂，让他们挣脱过去,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小说最后一章交代了主要人物的去向，正如爵士乐演奏的结尾和声。在最后两段，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向读者发出爱的呼唤：“我只爱过你，把我的整个自我不顾一切地献给了你，除你之外没有给任何人。我想让你也用爱回报我，向我表达你的爱。如果能够，我要说：创造我，重新创造我。你完全可以这样做，而我也完全允许你这样做；因为，瞧，瞧，瞧你的手放在哪儿呢。赶快。”这恰如叙述者独奏这曲爵士乐的结尾，要唤起听众的回应，莫里森要用《爵士乐》启发读者的思考，邀请读者也加入到“即兴创作”中来。莫里森在《爵士乐》的叙述中採用的多重的叙述声音正如爵士乐即兴演奏的多种乐器，如果把整部小说的叙述过程看成爵士乐演奏，则可得到表一所示的《爵士乐》的“爵士乐演奏曲记”：

“哈莱姆街道上的萨克斯声、鼓声、单簧管声、吉他声和歌声迴蕩在《爵士乐》中”，小说本身成为莫里森谱的一曲爵士乐，故事即兴地通过不同人物的角度慢慢展开，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立场和不同角度的解释和说明，也就是“同一事件不是以一个人或一个声音为中心一次性讲述的，而是通过‘泛中心’多次讲述的。每个人讲的虽然是同一事件，但都不是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而是从不同层面为故事提供和积累了互为补充的信息”。这正符合了爵士乐即兴演奏的原则，即“演奏者之间要彼此顾及，如果一个演奏者演奏过度，那其他的演奏者就没有空间可发挥了”。然而，“爵士乐在构成莫里森行文风格的同时，更成为她笔下非洲裔美国黑人所特有的生存境遇的一种隐喻”。

二、爵士乐演奏方式的即兴变化与《爵士乐》叙述方式的多变性

正如莫里森在与阿伦·莱斯的访谈中曾说：“黑人艺术的要旨正如爵士乐的演奏所表现的，看似粗糙、随意、不着痕迹，而爵士乐手们可谓经典老道，我是指长时间的练习，以至于你与音乐水乳交融，甚至可以在台上即兴奏出。”爵士乐演奏者在演奏时可以随意地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即兴演奏，即使是同一曲调，不同的演奏者採用多样的演奏方式会奏出不同的效果，莫里森正是糅合了爵士乐演奏的这一即兴特点，使《爵士乐》的叙述方式呈现出多变性。在整个故事的叙述中，她除了运用或并置、或跳跃、或断裂、或倒转的叙述方式，还无规律地拼贴上小说人物的对话、意识流和内心独白，将爵士乐的即兴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爵士乐》还藉助该小说人物的内心独白来完成故事的叙述。内心独白是指：“儘量如实记录一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其特点通常是：第一人称；现在时；完全採用符合讲话者语言特色的词、句和语法；对内心活动所涉及的, 读者不知道的事不加解释，全盘记录；没有假定的听众或受述者。”小说的第五、八、九章主要是乔、多卡丝和费莉丝分别进行了长篇的内心独白，其间叙述者随时切入，进行客观叙述或主观评议。“人物的精神活动与叙述者的讲述并置在一起，使叙述的结构模式与形态呈现出叙述主体精神的贫困、分裂和异化。”上述分析表明，《爵士乐》看似随意、多变的叙述方式实际上借鉴了爵士乐演奏方式的即兴变化特点。若把《爵士乐》看成一曲爵士乐演奏，文本的叙述者的叙述即为演奏者的演奏，而不同的叙述者採用的不同的叙述方式为不同的演奏者採用的不同的演奏方式，如表二所示：

爵士乐的即兴创作是它的灵魂所在，象徵着一种自由、一种创新，莫里森在《爵士乐》的叙述中糅合了这种特点，在叙述的展开中重现了爵士乐的表演性与随意性，使小说成为了由文字、音符与意象汇成的网路，交织着几代非洲裔美国黑人的命运，正体现了他们在特定环境下渴求真正自由、追求自我价值的民族精神。

托妮·莫里森在《爵士乐》的文本叙述中吸收了爵士乐即兴演奏、自由发挥的特点，小说中叙述声音的多重性正是借鉴了爵士乐中不同乐器的即兴演奏，而叙述方式的多变性则是糅合了爵士乐演奏方式的即兴变化。即兴在成为莫式叙述技巧的同时，隐喻了小说的主题，使得《爵士乐》具有了巨大的叙述学研究价值。莫里森“根据一张照片，演绎出一段动人故事，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展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南方农业地区的黑人对北方城市生活艰难的调整、适应过程”，表达了他们追求真正自由的美好愿望。作为一名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莫里森致力于保存和弘扬黑人文化，她的作品也“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完美结合”。

《爵士乐》被《世界》杂誌讚誉为“吟唱布鲁斯的莎士比亚”，被认为是“莫里森最具实验性创作手法的小说”。

——张彦梅、胡笑瑛

这部小说引人入胜之处不只是情节的安排，还在于故事的叙述。

——亨利·路易斯·盖茨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钢铁工业城市洛雷恩的一个黑人工人家庭，原名切里·安东尼·沃福德。1953年她在哈佛大学获英语学士学位后，又于1955年获科内尔大学硕士学位。她在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了福克纳和伍尔夫等作家的作品中对自杀的描写，也因此对这些着名作家的风格特点有了更深邃的理解。此后，她在南德克萨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英语。

莫里森先后发表了《苏拉》（1973年，获美国全国图书奖提名）、《所罗门之歌》（1977年，获美国全国图书评论家奖）、《黑孩子》（1981年）、《心爱的人》（1987年，获普利兹文学奖）和《爵士乐》（1992年）。在《爵士乐》中，莫里森颇具创意地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市哈雷姆区黑人社会中的恩恩怨怨和反抗斗争，再一次鞭挞了不公正的种族歧视。有评论者认为，《爵士乐》是“后现代派”文学的杰作，莫里森在该书中兼融了埃林顿、福克纳和玛丽安﹒卡拉斯等文学大家的风格精华。1993年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授予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