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 《秋天的印记》参加“‘美苑杯’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毕业生优秀作品展”，获三等奖

2007年 参与创办学术季刊《东方岩彩》

2008年 随袁运生先生赴印度进行艺术考察

艺术活动收录《中国美术大事记》

2009年 《绿荫》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壁画

《岳（之一）》入选十一届全国美展·综合绘画展

2010年 《家园——童画》入选第四届北京国际双年展·中国画

《油画·中国风——董希文艺术思想源流与实践》（2014）

北京大学出版社《论道·当代——主题访谈19篇》（2014） 中国青年出版社

《王庐记——我和我的写意重彩画》（2014） 安徽美术出版社

《美术》《美术观察》《光明日报》《中国国家美术》《画界》《中国美术大事记》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保利集团 时尚集团 爱慕美术馆

王伯勛是我的博士生。他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尤其在艺术创作和理论写作两个方面有着令人称道的表现。

我对该学生的了解始于2008年，当时他选择“中国美术理法的传承与发展”作为博士研究生的报考方向。王伯勛的本科、硕士都在本校中国画专业完成，打下了完善的学术基础。本科毕业到入读硕士之间的六年时间，在地方大学担任教职，经历了充分的生活历练，这为他后来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生活基础。报考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他已经具备相对扎实的学术积累，个人创作面貌也逐渐形成。从对多方面招考条件的综合比较来看，王伯勛应该算得上同龄画家中的佼佼者。所以，他顺利成为我当年招收的两名博士生之一。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对王伯勛的创作与研究能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首先，与大多数画家不同，王伯勛表现出对理论研究的极大兴趣。他的这种研究能力，尤其体现在对艺术家个案资料的收集与梳理方面。可贵的是，王伯勛能够从他研究对象的艺术历程中发现关于艺术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且这些规律又能对他本人的创作产生积极作用。在王伯勛身上，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这表现 在他的毕业论文——关于董希文的研究和近 期的绘画创作上，都体现了这样一个长处。除了研究他者之外，他还能够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总结自己不同时期思想脉络与创作走向，从而对自己未来的学术发展形成清晰规划。这是一般搞绘画的人所欠缺的，应该鼓励！

此次画册中展示的这批写意重彩画，在艺术手法上与传统重彩画明显不同。王伯勛以其独特的视角，对随手拈来的题材加以认真经营，从而形成色彩浓郁、构图简约、色块单纯的画面效果。他很注意推敲画面的色彩构成关係，每幅作品都由几个大色块构成，每个色块又有冷暖意识。所以，这批画看起来单纯、厚重、醒目、丰富；画面浓郁而且清新，又有抒情意味，不落前人巢穴，集中反映了他在创作上的追求与想法。这些作品，既可以视为王伯勛“中国写意精神的当代化呈现”学术主张在实践环节的体现，也可以看作持续多年“中国古代壁画向现代架上绘画转换”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儘管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我们仍然要对王伯勛这批作品的面世，以及这种探索精神表示讚赏！

王伯勛的首部个人画册即将面世，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希望他在今后的治学和绘画创作上，不断总结经验，取得更多更大的收穫！

袁运生

2014.10．02于平西府

因为着手进行雅昌艺术网个人官网线上资料的全面更新，特就此接受艺术网责编人员访谈。内容涉及学习历程、“写意重彩”概念的提出、“中国古代壁画向现当代架上绘画转换研究”进展，以及持续跟进的学术重点等诸多方面。

Q：王博士，您好！很高兴，今天来您的工作室参访。

开始访谈之前，我们先说一个题外话。起初，看到您在网路上使用“王庐”一词，还以为是笔名，现 在才知道是您的工作室，有什幺寓意吗？

A：我姓“王”，我妻子姓“卢”，“卢”与“庐”同音，我们两人的姓氏合在一起就是“王庐”。我和妻子结婚多年，育有一子。多年来，我一直专注于学术研究，很少顾及家庭。相应地，在家务料理方面妻子付出巨大。如果说今天我在学术求索历程中多少有点儿拣获，那幺，要感谢的人除了各个阶段导师给予的业务指导以外，还有就是妻子以及父母姐妹等人给予的生活支持。我深深体会到，家庭在成就一个人事业过程中作用重大。所幸，我有一个甘愿付出、耐心等待的家庭！

Q：下面，我们从您当前的学术探索谈起。首先，与大多数画家相比，您给大家的一个鲜明印象是在专注实践创作的同时，还在理论写作方面投入不少的精力，形成相对独特的知识结构。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画家是不愿意在理论写作方面分配太多时间的。

A：我一直认为，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对成就一个艺术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喜欢研读中外美术史，热衷分析成功艺术家的创作履历。到目前为止，本人在理论写作方面的所有成果都是艺术家个案研究。显然，一个在美术史上有影响的艺术家，必然具备对美术史发展脉络的洞察力。换言之，很多大师正是基于对美术史发展流向的深入了解才获得实践领域的成就，这一点在中国美术史中体现地尤为明显。

Q：作为一个创作、理论兼顾的画家，您的探索历程具有积极的示範意义。现 在我们循着就学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探讨一下您学术思考的发生历程。您是哪一年考入美院的？

A：1995年。在王府井老美院的学术报告厅完成入学报到手续，就上了开往四元桥方向的班车。自此，大学生活的四年全部在万红西街的燕东电子二厂渡过。

Q：当时是在国画系，二十年前的美院学术生活有何特点，现 还有印象吗？

A：是的。九十年代的美院招考，是要先寄送作品以获得考试资格。我当时寄送的作品全是水墨人物画，因此，入学时填报的专业是“水墨人物画”。为期一年的专业基础课结束之后，由于被当时正处在复兴阶段的工笔人物画的流行样式所吸引，转而投向工笔人物画学习。那时的美院，因为正处于向现代办学模式转型的过程之中，美院很多老师的作品和工作习惯都较以往发生了许多变化。作为一名普通学生，当时的我很不理解。那时，中国艺术品市场正处于第一场井喷式爆发的前夜，与美院仅有一个居民区相隔的“798”尚未被艺术家发现、利用，还是一座处于半停产状态的国有工厂。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将这个时段进校的同学称为“二厂的一代”。

Q：据我们了解，虽然在大学期间主修的是工笔人物，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您就思考如何与流行的工笔画拉开距离的问题了。

A：虽然经历了三年工笔人物画的学习——当时是二年级进入专业工作室，但是我明确感觉到那种类型的工笔画问题太大了！

由于人所共知的几位工笔人物画家的几件着名工笔画作品在重要展览中连续获奖，当时的青年学生学习工笔画已然成为潮流。但是，大多数追随者的工笔画创作，只是徒然地模仿那几位代表画家作品的表面效果，很难得其神髓，更谈不上突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在工笔画创作领域，以描摹照片为能事的端倪已然出现。这种势头在今天的全国大展中，仍然保持愈演愈烈的态势。对此，我当时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是中国画创作的唯一出路吗？但是如果不这幺画，又应该怎样画？当时的我还没有找到办法。

转机出现在本科三年级的时候，胡明哲老师给我们上过一段时间的写生课，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后来，胡老师又带我们去了一趟敦煌和西安。面对一铺铺斑驳陆离的古代壁画，忽然之间，我找到了自己的探索方向。那些原本是用工笔重彩技法完成的壁画遗存，经过时间的洗涤，展露出一派苍茫而又写意的景象。这正是我心中想要追寻的画面形态！此后许多年，我就试图将古代壁画转换成现当代架上绘画。

十多年来，我一直做着“中国古代壁画向现代架上绘画转换”的工作，尤其是在2008年报考袁运生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的时候，这一想法得到前辈的热情鼓励。经过多年的探索，到目前为止已经小有收穫。我时常暗自庆幸，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

Q：我注意到您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画了大量的抽象作品。

A：是的。硕士阶段的研究课题是“材质语言”，也就是说抛开画面的叙述情节，遵循形式规律的法则，探索材质在艺术表达过程中的独立功能。这一学术主旨必然导致抽象作品的产生，这段学习对我极为重要。和大多数工笔重彩画家相比，我自认为在画面形式语言的编排方面多少有点儿创新。

Q：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你的创作又转回到具体物象上来，这种变化基于怎样的考虑？

A：硕士学习阶段，阅读了大量国外艺术家的作品，深感西方人在形式语言的纯化道路上已经走的很远了。对他们而言，抽象都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心理需求，所以就走向现成品、装置、行动。作为一个身处当下的中国画家，我们是应该顺着西方人设定的路径继续前行，还是应该以子之“器”求我之“道”？这成为当时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当然，我选择了后者。

博士研究阶段的转型，正是基于对硕士阶段创作实践的思考。在我看来，无论形式语言研究还是材质语言探索都仅是构建画面的手段。也就是说，形式语言只是属于“器”物範畴的内容，我们还应该由此岸之“器”进乎彼岸之“道”，这个“道”就是中国的写意精神。此外，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只要是以“中国写意精神”为创作原点，至于採用什幺样的形态语言、哪种物理材质都不要紧。所以在博士阶段，我断然放弃了硕士研究生时期的抽象语言，转向了具象表达。

与其他社会职业一样，美术创作本质上不具备超然其他行业的特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社会的健康发展贡献一份能量。我强烈地希望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能够积极顺畅地参与当下社会生活。所以，作为一位画家应该摆正自己社会生产关係中的位置，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做好手头的工作。

Q：记得袁先生还曾经特意用毛笔为你写下“王伯勛写意重彩”的寄语。

A：是的。这个阶段，我要深深感谢袁运生先生！袁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艺术家，存在于他思想深处浓浓的中国情结使人感动，对中国艺术的赤子之情令人动容！本人在博士研究阶段的学术探索得到了他的热情鼓励和无私帮助！可以说，自己比较多地继承了袁先生艺术思想中“中国写意精神”的成分。如果没有袁先生的无私提携，我的学术探索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就学于袁运生先生，使我得以在高起点的平台上整合学术资源。

Q：显然，这是一种十分“入世”生活哲学。以此为背景，就很好理解为什幺您的画作总是以一种阳光、优雅、向上的面貌示人了。

A：是的。

Q：如上这些关于就学履历的罗列，是否可以理解为 “写意重彩”得以提出的历程？

A：可以这幺理解。準确地说，“写意重彩”的初衷从十几年前就存在了，只是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对很多内容还没有梳理清楚，也未能找到準确的表述概念。近几年，随着自己学术实践的累积，“写意重彩”的概念才逐渐成型。

Q：请您就此展开来谈谈！

A：“写意重彩”概念的完整提出，应该是在博士研究生阶段。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和理论探索，深深体会到，“写意”精神是延续在中国文化脉络中的精髓，这一点前面已经有所提及。当然，我在此处所说的“写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当前流行的水墨画的“写意”，更不能将“写意”与潦草、随意和无序等同。丰富的传统文化遗存向我们昭示：写意精神存在于上古的彩陶、青铜器中，存在于汉唐时期的壁画彩色中，更存在于宋元以降的水墨画作中。对于中国艺术精神而言，“写意”是其核心。总而言之，我理解的“写意”，应该是当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

Q：然而，由于思维惯性，人们在谈及“写意”的时候，自然会将之等同于当下流行的水墨画。

A：是的。只要对中国美术史稍加梳理，就会发现，当前一般意义上的“水墨画”只是晚近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兴起与封建社会知识阶层的文人介入绘画有着直接的关係，这种绘画形态的存在拉大了艺术生产和客群文化消费之间的距离。从中国美术史全局来看，色彩类作品的占据了主流，比如画在器物、绸绢、墙壁的作品，即便是在文人水墨画兴起之后，与之相对的民间创作中，色彩仍是最常用的表述语言。从介入社会生活直接性来看，文人水墨画的消费需要具备特殊的知识系统；而色彩类的作品则不然，它们能够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发生直接关联，比如佛教壁画、民间版画、器物装饰画等等。可以这样说，色彩表述方式最大优点就是能够密切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容易为大众接受。这一点，在当下现实生活中表现尤为明确。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色彩的世界，服装、家居、餐饮、书报、画册、广告、电视等等都与色彩表述有关。总之，色彩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图像识读的主要内容。人们接收着色彩语言，消费着色彩产品。因此我相信，色彩是当代语境下画家与大众进行深入交流的便捷通道。

Q：我们知道，任何学术架构都有与之相适配的技术支撑。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谈，您这种藉由色彩传达中国写意精神的学术系统，其技法基础有哪些，来源又是哪里？

A：近些年来，我一直在进行“中国古代壁画向当代架上绘画转换”这一课题。

该课题也是在我报考袁运生先生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明确提出来的，得到了袁先生的热情鼓励。从技术的角度讲，古代壁画有很多值得我们当代画家借鉴的内容。早在上个世纪初，傅雷先生就曾明确提出，与传统文人水墨画相对，古代壁画是中国美术史上被人忽略的另一半。古代壁画中的颜料技法、画面构成等元素，都应该对我们当下的重彩画创作产生积极启示。

我们知道，袁运生先生以及袁先生的恩师董希文先生两代人的艺术创作，都曾受到敦煌壁画的影响。如何从古代壁画中获取对当代创作有益的养料，这是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众多画家的不懈追求。我当前的创作，正是这一体系的延续。

Q：接下来，您有何学术规划？

A：记得黄胄先生有一方自刻印，印文为“必攻不守”。作为一名后学，我想这是自己跟前辈大师在学术指向方面的相通之处。面对已然根深蒂固的创作传统和阅读惯性，想要对当下实践领域的某些方面做些个性化改进，其难度真的是不介入其中者无法体验到的。不过，这种难度或许正是本人当前学术探索的价值所在！

Q：我们拭目以待您的学术新成果！

A：谢谢！

通览中国美术史可知，敏锐而持久的学术求索是成就画家完备体系的基本条件。与西方美术史上画家和理论家严格分野的情况不同，很多在实践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画家同时在学理研究方面也都有着高质量的建树，这是中国艺术的重要传统之一。因此，努力形成个人自足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实践技法，将成为有意在美术史的进程中留下些许痕迹的当代中国画家的必备条件。

当代青年画家中，王伯勛就是这样一位在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均有收穫的典型个案。王伯勛在中央美术学院就学十余年，经历了从本科到博士全部的学院教育历程。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每一个阶段王伯勛都有着明确的学术追求。虽然就学于工笔人物画室，但是从本科三年级开始，他就开始明确地踏上与流行画风相异的求索之路。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王伯勛对形式构成和材料语言投入了极大热情，这看似缺乏代表作品面世的三年，实际成为了他后来重彩作品的重要积澱，为他当前画风的形成奠定了形式和材料的基础。也是在这个阶段，王伯勛对理论的偏好得到充分发挥，他参与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办，完成了大量对当代知名艺术家的访谈，这个过程对王伯勛艺术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也促成他以艺术家个案研究为主的学术风格。幸运的是，博士研究生阶段受业于袁运生先生，王伯勛对中国传统壁画的热爱与袁先生的学术指向高度一致，当前王伯勛展示出来的多项重要成果都产生在这一阶段。博士毕业，以学术探索为己任的王伯勛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在站博士后工作，从事“吴冠中研究”。这个课题与其博士论文“董希文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繫，两个研究专题的连贯起来，就是一部中国现代画家对民族绘画形式的探索发展史。两项课题的研究在客观上极大地促成了王伯勛当前绘画面貌的形成，并成为其创作实践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传统与创新永远是一对相伴而生的矛盾，选择怎样的策略解决这对矛盾，则是艺术家的学养与智慧的集中体现。放眼当下，不少艺术家解决此类矛盾的策略多少有些极端。有些画家为了求新就完全倒向了西方曾经存在过的某种表现形式，成为西方写实主义、表现主义等流派的翻版；另一些画家则是在尊重传统的名义下完全退守到中国的古代，成为古典绘画的摹製品。

对于传统与创新，王伯勛有着明确的观点。他认为，虽然世界範围的不同族群在文化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在当前这个基于数字传播的资讯时代，互联共享成为文化交流的主题，这几乎成为所有文化形态当下存在的现实基础。没有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可以回到他们曾经的古代，也不可能产生脱离各自既有传统的当代。所以，创造出属于当下时代，又具有鲜明民族特徵的作品就成为画家们共同面对的第一现实。正因如此，经过多年的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王伯勛明确提出“写意重彩”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持续的探索：早期的本科学习期间，风头正劲的工笔画为他提供极好的试错机会，他对所有以中国笔墨进行照片化描述的表现样式表现出极大的怀疑；硕士研究生阶段，他又以极大的热情尝试了西方表现主义之后的多种表现形式，王伯勛很快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转而掉头寻求新的出路，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一个试错经历；经过了本科和硕士两个阶段的摸索，再加上长达五年之久的工作实践，进入博士研究的王伯勛关于自己学术的构架的规划自然就会成熟很多，同时又有恩师袁运生先生的指导与提携，他的学术探索虽然艰难但是收穫丰厚。博士研究期间，王伯勛的创作面貌发生了明显改变。在这个阶段，他逐渐体会到“写意”精神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作用，并将看似矛盾的“写意”和“重彩”两个概念嫁接在一处，从而产生了一系列为社会熟知的作品。

显然，王伯勛在独立探索的道路上已经逐渐形成立足传统的当代绘画新形态，这种新形态兼顾学术探索与大众审美，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创作历程中为观众呈现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展览时间:2014元月8日-15日

展览地点：北京昌平回龙观文化东路田园风光综合楼

从美术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造型艺术，其精神旨归的根本在于“写意”。然而，当下中国造型艺术诸门类的运行现状又与上述人文要义相去甚远。

很长时间以来，在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画创作领域存在着“写意”与“工笔”两个名词，这种基于区别不同画种概念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误会。纵览中国绘画发展史，在渗化效果日益增强的宣纸得以产生的明清以前，根本不存在我们当下约定俗成的“写意”与“工笔”两画种的分野，“工”与“写”仅仅是艺术家在艺术表达过程中随意使用的表现工具而已，二者后来在画种细化过程中才逐渐具有的门类独立的意义，然而这恰恰反证了某些画家创造力的退化。

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写意重彩画，其表现形态和审美关怀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绝非哪个画家的一时的偶发奇想。现代学者傅雷先生早在上世纪初就明确指出：“我认为中国绘画史……中国绘画的一半，漏掉了另一半。从公元四世纪至十一二世纪的七八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无名艺术家留给我们留下了色彩新鲜、构图大胆的作品！最合乎我们现代人的口味的，尤其是早期的东西……”。傅雷先生言及的正是敦煌重彩壁画，而这也正是当代写意重彩创作过程中重要的图像和技法参照。

展览现场

任何艺术表现技法、形式、指意都无法脱离当下生活的实际需求，换句话说，满足当下消费者在文化消费方面的基本需求，是任何一种艺术产品都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这也成为艺术品的基本属性。然而，囿于文化层次、消费偏好以及持有资本等方面的因素，当前的艺术品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盲从和跟风的状态，这种在艺术品交易市场表现出的无序应该被视为成熟市场得以产生的前奏。上述诸多因素，正是写意重彩画面向社会公众正式展出的历史机遇。

王伯勛博士在中央美术学院经历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全部学历教育，当前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十几年的学院训练过程中，王伯勛逐渐在绘画实践和理论探索两个领域崭露头角，成为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学者型青年画家。相对与普通画家的绘画实践，王伯勛的艺术探索更具有高远的学术前瞻和充分的理论支撑，这些都为他在写意重彩画艺术领域久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不久的将来，王伯勛必将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大家对此也都持有充分的信心。

展览现场

为了更好地推广民族文化中的宝贵积澱，也为了丰富当下日益繁盛的文化生活。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将持续举办王伯勛博士的写意重彩作品巡迴展，进而能够在更大範围内传播其写意重彩画艺术，推广中国精神。

展览时间：2014年4月19日-22日

展览地点：山东菏泽曹州书画院

主办：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

中央美术学院传统艺术研究中心

中共菏泽市委宣传部

承办：曹州书画院

菏泽市文联

2015年1月17日15：00，“文化的品格系列”第九回展 “写意·重彩——王伯勛精选作品展”在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开幕。本次展览由清华大学吴冠中研究中心、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北京颂雅风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易新美术馆承办，北京元亨利硬木家具有限公司、北京天坛饭店、北京艺林阁美术馆、天津月雅文化传播公司协办。易新美术馆馆长张新胜任策展人，卢新华任学术主持。此次展示作品，时间跨度大约有十年。其中包括完成于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几张抽象构成作品，通过这几张作品我们不难看到王伯勛当前实践创作的材质基础。展品中的大多数还是完成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中能够明显感受到王伯勛独立创作的强烈愿望和辛苦实践。

开幕式现场汇聚了全国各大美术院校知名教授、国内知名美术馆馆长、艺术爱好者、媒体新闻界等艺术圈各界人士。其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生先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张子康先生、清华大学教授卢新华先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书杰先生、北京颂雅风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峥女士、山东青州画廊协会副会长冯杰先生、北京元亨利硬木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立霞女士、阳光酒店集团总经理刘合军先生、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洋先生、中国美术馆典藏部副主任韩劲松先生、着名策展人柳之升先生、颂雅风艺术中心馆长刘学明先生、易新美术馆馆长张新胜先生、太极拳世界冠军，太极禅文化国际发展公司技术总监王占海先生都出席了开幕式。

王伯勛说：“如何将切实的生活体验付诸于自己专擅艺术的语言加以传达，进而形成能够为儘可能多的观众的阅读产生共鸣的互动体验。这或将成为当代语境下，许多有学术思考的画家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王伯勛博士即是在上述时代课题的实践方面多有求索的一位青年画家。王伯勛在中央美术学院接受了包括本、硕、博在内的全部教育阶段，后又进入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长时间的学院的浸洇与社会实践的历练之下，王伯勛逐渐形成自己初具形态的学术架构和创作风格，成为一名不多见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作并重的艺术家个案。

多年来，王伯勛一直持续进行着“中国古代壁画向当代架上绘画转换”的工作。在朝着这个既定学术目标求索的过程中，王伯勛在画面的形式语言、材质表达、历史传承等方面多有心得。这些劳动与付出，从学术史的角度为王伯勛当前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验证。令人欣慰的是，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求索，王伯勛开始收穫丰厚的果实。

“王伯勛精选作品展”即在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展出了，我们不能仅仅将之视为一次普通的作品展示，更应该看作是王伯勛艺术历程中一次重要的和广大读者交流互动的机会。我们相信，此次展示之后，王伯勛的艺术思考和实践创作一定会更加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