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爱，

爱一切众生；

但是我——却觉得不能全爱。

我能爱狼和大蛇，

能爱在林野背景里的猪。

我不能爱那苍蝇。

我憎恶他们，我诅咒他们。

大小一切的苍蝇们，

美和生命的破坏者，

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们啊！

我诅咒你的全灭，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

这首诗是1920年4月18日，周作人在山本医院住院时写下的。周作人的这首诗与日本作家千家元麿的同名作《苍蝇》虽然在内容和诗情上截然不同，但是不得不说周作人的这首诗是受日本作家千家元麿的启发而创作的。

周作人一向承认他身上藏着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所谓“流氓”，指的是他敢于同封建传统思想捣乱，反抗现有的社会秩序；所谓“绅士”，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在他身上的复生，使他逐渐生成清闲、平和与冷漠的心境。三十年代以后的周作人的作品，多以绅士气为代表风格，然而在五四初期，他却实在是凌厉浮躁，叱咤风云过一阵子的，那些充满流氓气的作品便是证明。

《苍蝇》正是这样一首好斗的流氓气作品。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因病住院，心境多少有些浮躁，他从诅咒开始，开宗明义地宣告了与苍蝇不共戴天的仇恨。这种态度自然与讲究博爱的谦谦君子风度相牴触，故而他率先排列出狼、大蛇和林里的猪为例，表明自己并非不宽厚——以狼之兇残、蛇之阴毒和野猪之贪婪，已经够得上但丁笔下的狮、豹、狼的形象了，但作者以为尚且可以去爱，唯独苍蝇不仅是不能施之于爱，而且还要“用了人力以外的，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来诅咒它的灭亡。这种坚决的不妥协立场，倒是与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对反对白话者的强烈诅咒相近似。

从表面上看，诗人恨苍蝇只是因为接受了科学的洗礼，知道它能够传染病菌，因此对这种飞虫有着恶感。其实在诗的后半部分，隐隐地流露出他真正的攻击目标。当他诅咒苍蝇为“美和生命的破坏者”时，还可以理解为诗人病中的愤世嫉俗心情，然而紧接着一句：“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啊”，则点出了苍蝇作为愚昧、落后、不文明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他已经把苍蝇视作为中国旧文化的代表者了。唯有把苍蝇放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地把握诗人的那种激愤之情，也才能理解周氏兄弟在新文学初期同享盛名的原因所在。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古典文人对苍蝇似乎都无恶感，歌之咏之者甚多，日本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甚至在诗中呼道：“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人大他的脚呢”，颇有温馨的感情色彩。周作人终究是博学，对于这些咏蝇的文学作品亦是了如指掌，当他读着这一句诗时，常常会想起自己的诗而觉得惭愧，以为自己的心情总不能达到那炉火纯青的一步——当周作人把这些心境写进文章里时，已是1924年了，比写《苍蝇》迟了整整三年，由此也表明他身上的绅士气已经抬头，并终将要战胜他的流氓气。

近代文学史家赵景深《周作人的诗》：“爱人爱已，实有相互的关係。道德的範围人心，不过要人保持相互间的道德而已。我爱人为的是想人爱我；我若不爱人，也就不要希望人来爱我了；人人都想人爱我，便都要去爱人，因之就可以变成互相爱而大同的爱了。爱人没有别的目的，这是骗人的话，聪明人决不信的。从《苍蝇》里看，他能爱狼和大蛇，也能爱林野背景里的猪，却不能爱苍蝇，大约也是因为苍蝇和他有相互的关係，如他不爱我，我便无法爱他了吧？狼蛇和猪，不和他常见，虽是有可恨的地方，没有扰害他，他也就将他们宽恕了。”

新诗史家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诗中‘中国人的好朋友’这个定语，这样令人讨厌的东西怎幺就成了‘中国人的好朋友呢？’真是微言大义！”

鲁迅研究专家倪墨炎《苦雨斋主人周作人》：这首诗表明人道主义者周作人，在寻路中陷入思想彷徨的境地，但仍然是爱憎分明的。

周作人（1885～1967年），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等，号知堂、药堂等，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着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着有《周作人散文全集》《知堂书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