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1908年6月26日出生于智利瓦尔帕莱索省首府瓦尔帕莱索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萨尔瓦多·阿连德·卡斯楚是土生白人后裔，是一名律师，也是共济会成员。其母劳拉·戈森斯·乌里韦是比利时移民后裔，信奉天主教，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是家中第三个孩子，由于他的兄长阿尔弗雷多和姐姐伊莉丝早亡，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成为家中的长子，同时也成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他还有一个妹妹，名字叫劳拉（出生于1911年）。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亲笔签名

父亲老阿连德因工作的关係常年在智利全国各地奔波，阿连德一家也因此经常搬家，年少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在智利国内的很多地方都生活过，小阿连德8岁以前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塔克纳（1929年该地划归秘鲁管辖）度过的，他在塔克纳学院接受了基础教育，1916年，阿连德全家搬往伊基克居住，在伊基克定居期间，萨尔瓦多·阿连德前往当地的男子学院接受教育，1918年阿连德曾短暂的在圣地亚哥的智利国家学院就读，1919年他前往瓦尔迪维亚的公立学校阿曼多·罗伯斯中学学习，1921年阿连德返回故乡瓦尔帕莱索并就读于当地的爱德华多·巴拉中学，1924年他从中学毕业，阿连德在中学学习的同时还协助父亲进行律师工作。

少年时代的阿连德目睹了智利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劳资矛盾此起彼伏，逐渐产生了改变不合理社会现状的想法。中学学习期间，阿连德的政治观点深受在智利瓦尔帕莱索定居的义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胡安·德马尔契（Juan De Marchi，1866~1943）的影响，德马尔契是一名工匠，他经常致力于保护当地工人和贫苦百姓的利益，阿连德和德马尔契是忘年之交，当时的阿连德在放学后经常前往德马尔契的家中做客，两人经常一起下棋，讨论国内外的时事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德马尔契还将自己的收藏的图书借给阿连德阅读，在德马尔契的影响下，阿连德阅读了一些关于德国哲学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的着作，首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4年，中学毕业后的阿连德决定前往军队服役，他先后在驻守塔克纳和比尼亚德尔马的智利陆军骑兵团服兵役，1926年兵役期满退役，同年阿连德进入智利大学医学系学习，1933年从大学毕业，毕业时发表博士论文《精神卫生学与犯罪行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阿连德在青年时代受到社会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影响，在大学学习时便参加政治运动，他阅读过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和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着作，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并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1931年，阿连德领导学生罢课，参加街头示威以反对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波总统的独裁统治，不幸被捕入狱，政治犯特赦时他才被释放，1932年，阿连德因抗议军队推翻存在仅12天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而再次遭到政府监禁，不久后他在新政府实行的大赦中得以被释放，阿连德被释放之前获準参加父亲的葬礼，他在葬礼上发誓要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阿连德1932年~1936年在瓦尔帕莱索和蒙特港等地的医院工作，担任医生，1933年，阿连德参与创建智利社会党，并成为该党瓦尔帕莱索支部的负责人，1934年担任社会党瓦尔帕莱索支部秘书，1935年阿连德加入瓦尔帕莱索医疗委员会，同年他还出任《智利医疗报》和《社会医学杂誌》的编辑，并加入了共济会。阿连德从医期间，萌生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只有革命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才能解决智利面临的问题。

阿连德1937年3月作为瓦尔帕莱索省和基略塔省代表当选为众议员，当年5月15日正式就职，任期4年，1937年~1939年任社会党瓦尔帕莱索支部秘书长，1938年，德国发生“水晶之夜”事件后，阿连德向纳粹德国政府传送电报，谴责纳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反犹太人活动，1939年他出版着作《智利社会—医治现实》；阿连德1939年9月28日~1942年4月2日担任政府的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任职期间他竭力游说议会通过工人安全法，建立起妇女保护体系，颁布了学校免费午餐制度，并创立了智利国家卫生局。

担任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时的阿连德（位于图右）

阿连德1943年~1944年担任智利社会党总书记，担任总书记期间，他提出了社会党应与智利共产党结成联盟的主张，阿连德在1945年3月作为瓦尔迪维亚省、延基韦省、奇洛埃省、艾森省和麦哲伦省代表第一次当选为参议员，当年5月15日正式就职，任期8年，1953年3月作为安托法加斯塔省和塔拉帕卡省代表连任参议员职务，1961年3月作为阿空加瓜省和瓦尔帕莱索省代表再次参议员，1966年12月27日~1969年5月15日担任参议院议长，1969年3月，阿连德作为奇洛埃省、艾森省和麦哲伦省的代表当选为参议员，当年5月15日开始新一届参议员任期，自1945年起，阿连德一共当了25年参议员，直至他出任智利总统为止。

智利社会党党员阿连德

1948年，在美国政府和美资铜矿公司的压力下，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制定了《保卫民主法》，宣布智利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断交。阿连德强烈谴责了冈萨雷斯·魏地拉总统的做法，将其斥之为“智利的麦卡锡主义”。

阿连德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曾多次出国访问或游历，1954年，阿连德率领“智利—中国文化协会”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还旁听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并通过国家宪法的全体会议。阿连德说他对那次访问“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不会磨灭”。通过访问，阿连德同我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访华后，阿连德担任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主席达5年之久，他在这个组织里做了大量工作，并多次在议会中呼吁智利政府与中国台湾当局断交，承认新中国。⁷

1940年，担任卫生部长时的阿连德（位于图最右侧）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阿连德出访古巴，会见了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楚，1965年他第二次访问古巴，之后他还访问了部分欧洲国家，1967年，阿连德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出席了为纪念十月革命爆发50周年而举行的红场大阅兵及相关纪念活动，会见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等苏联领导人。至1969年，阿连德已经访问了古巴、墨西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高棉等国，会见了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楚、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和高棉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等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

1952年9月4日，阿连德作为智利社会党的候选人首次参加总统大选，他获得51975张选票，仅占选票总数的5.45%，负于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波，阿连德在所有总统候选人中垫底，1958年9月4日，阿连德作为左派联盟—人民行动阵线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获得356493张选票，占28.9%，居第二位，由于当年选举中没有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选票，根据智利宪法规定，在总统候选人没有获得半数以上选票的情况下，从得票最多的两人中由议会通过投票选举来决定总统人选，简单多数即可获胜，阿连德在议会投票中负于独立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议会投票中阿连德获26票，亚历山德里获得147票），再次落选；1964年9月4日，阿连德作为左派联盟—人民行动阵线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获得977902张选票，约占选票总数的38.93%，败给了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获得1409012张选票，占总票数的56.09%）领导的中立派联盟。

1958年，阿连德第二次参加总统竞选

1970年智利总统选举期间，以智利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主，联合激进党、人民行动运动、社会民主党和独立人民行动共同组成了人民团结阵线，阿连德被推举为人民阵线的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这是阿连德第四次参加总统竞选。人民团结阵线在其竞选纲领中指出：“智利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并被资产阶级集团所控制。”基督教民主党政府不过“是为国内外资本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府”，它所进行的改革“只造成了经济停滞、生活费用上升和严厉镇压民众”。要根本解决智利存在的问题，必须要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团结阵线提出的施政纲领是：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控制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加强和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减轻工人阶级的负担；重建智利的经济和政府，以便过渡到社会主义。

支持阿连德的智利民众

1970年9月4日，智利总统选举的结果正式公布，在第一轮中没有候选人人超过半数，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拉米多罗·托米奇得票获得824849张选票，占总票数的28.08%，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阿连德获得1075616张选票，占总票数的36.63%，民族党（由保守党和自由党于1966年合併成立）支持的独立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获得1036278张选票，占总票数的35.29%。根据智利宪法规定，在总统候选人没有获得半数以上选票的情况下，在得票最多的两人中由议会通过投票选举来决定总统人选，简单多数即可获胜。

1970年，阿连德竞选总统时的海报

阿连德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公开批评资本主义，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革。美国在智利拥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一旦社会主义者执政，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就有可能被智利政府国有化或没收。美国担心智利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加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阿连德在美国政府中不受欢迎。

第二轮选举开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繫即将卸任的智利总统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希望他能说服他所在的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在国会投票中支持民族党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按这一计画，亚历山德里在就任总统后将会立即辞职，并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弗雷就能够合法地再次竞选总统（智利宪法不允许同一人“连续”担任两届总统，但对非连续的当选没有限制），按照当时形势，亚历山德里应该能够轻鬆击败阿连德。

智利大学生庆祝阿连德当选总统

美国政府及智利一些右派集团力图阻止阿连德当选，在进行二轮大选前夕暗杀了智利武装部队总司令雷内·施耐德（施耐德主张反对军人干政），这件事使智利民众和基督教民主党极为震惊。之后基督教民主党决定支持阿连德当选，但向阿连德提出了“宪法保证条例”，作为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他的条件。其主要内容是：阿连德政府执政以后一切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宪法，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能破坏宪法的任何条文；必须尊重军队和国家警察的原有体制、等级制，不得建立同国家军队和警察相平行的武装组织，不得任意没收新闻媒体等。阿连德接受了“宪法保证条例”，智利共产党也保证要在资产阶级法律範围内行事。

在10月24日举行的议会投票中，基督教民主党支持人民团结阵线的阿连德，从而保证了阿连德的胜利，阿连德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击败独立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在议会选举中，阿连德获153票，豪尔赫·亚历山德里获35票），当选为新一任智利总统。1970年11月3日，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一职，任期6年，他也由此成为智利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竞选获胜并顺利就职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总统。

1970年11月3日，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职务

阿连德的理论主张有：1，通过选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智利人民团结阵线的具体法案是：首先，以选举获得行政权；第二步，以选举赢得议会多数，掌握立法权；第三步，进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实现政权的社会主义化。2，在资本主义法制範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变革；3，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萨尔瓦多·阿连德在1971年5月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总统咨文中，提出要在智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样式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多元化是马克思主义前辈预言过，但是没有具体实现的革命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方式，主张要“在民主、多元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中过渡到社会主义。”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所主张的多元化包括：建立多党制政府，允许多元化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建立多元化的经济成分--------即以以公有制为主，公有制、合营和私有制成分并存。4，智利社会主义理论；智利社会主义，指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在智利推行的一套社会主义理论和进行的一场试验。

阿连德改革

阿连德当选总统后，明确表示智利将实现社会主义，但不是使用暴力，也不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帮助，而是要用“红葡萄酒和馅饼”来实现。他在就职演说中保证效忠于多元民主制，宣告“智利今天是地球上第一个负有使命要树立第二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样式的国家”；智利“要树立第一个按民主的多元性的和自由的样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阿连德就职后成立了左翼党派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掌握政府各重要部门，并建议修改宪法，将两院制的立法机构改为一院制。阿连德提出“智利将以争取议会多数代替暴力革命”，使智利成为“第一个按照民主的、多元的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此，他在智利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

阿连德总统在演讲

第一，大规模实行国有化。阿连德政府为了摆脱外国垄断资本对智利的剥削和控制，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基本资源收归国有，对外国和本国企业实行了国有化；改变经济结构，建立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三种所有制。1971年初，阿连德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有关铜矿国有化的提案，7月11日议会一致通过这项提案，政府把原美国资本控制的铜、硝石、铁矿和本国私人资本经营的煤矿等企业收归国有，美国资本所控制的丘基卡马塔、特尼恩特、萨尔瓦多、安第纳、埃克索蒂卡等5个铜矿被收归国有，同时宣布成立铜矿法庭，审理有关铜矿国有化后所引起的各种案件。智利人民为了纪念7月11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把这一天称为“民族尊严日”。到了1973年，国家已控制了500多家企业，90%的金融业，80%的出口和55%的进口贸易也由政府控制，阿连德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阿连德签署铜矿国有化档案

第二，深化土地改革。阿连德政府加快土地改革进场，先后从4000多个大土地所有者手里徵收800多万公顷土地，建立国营农场，集体合作社，或直接把土地分给农户。

阿连德总统接受採访

第三，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阿连德政府为了提高社会生产率，下令工厂全日开工，把一班8小时制生产改为三班制生产，并扩大工人的参与权；加强了工会在计画、经济和社会机构中的地位，同时参与领导国有化企业。 阿连德政府还积极提高人民的收入和改善社会福利，为消灭贫富悬殊、收入不均的现象，政府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所有工人的工资增加了35%~40%，发放各种补贴，改善医疗与妇女保健待遇，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等，改善基层民众的多种社会福利，扩大社会保险，增建住宅，降低房租，为工农子女上学提供多种便利。

阿连德受到民众的欢迎

第四，实行教育改革。阿连德执政期间，“在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政府提出：“整个社会关心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国家社会结构改革的基本因素。因此，必须实行开放教育，使全国人民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都能自觉地担负起建设新社会的责任。”为此，阿连德政府确定了教育改革的五大目标：第一，迅速扫除文盲；1971年，智利教育部发起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组织了大批志愿人员奔赴农村和边远地区开展扫盲活动。除进行扫盲外，还进行基础文化教育；第二，普及初等教育，使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使教育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第三，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使职业技术教育向普遍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第四，加强非正规教育体系的发展；第五，改善教育工作者的待遇。

阿连德和智利儿童

第五，加强外交方面的独立性。阿连德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张裁军和减少核武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加强智利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係，阿连德1970年访问委内瑞拉，会见委内瑞拉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罗德里格斯，1971年7月，阿连德总统访问阿根廷，会见了阿根廷总统亚历杭德罗·阿古斯丁·拉努塞，8月~9月，访问哥伦比亚、厄瓜多和秘鲁，会见了哥伦比亚总统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博雷罗、厄瓜多总统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和秘鲁总统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1972年11月~12月，访问墨西哥、美国、苏联和古巴，会见了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古巴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和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菲德尔·卡斯楚等领导人，1973年5月25日，参加阿根廷总统埃克托尔·何塞·坎波拉的就职典礼，阿连德与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秘鲁总统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和厄瓜多总统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保持着良好的关係；1970年12月15日，智利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係，之后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始终正常发展，两国政府在1971年~1973年间先后签订了贸易协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商品贷款协定、贸易支付协定和海运协定等，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1971年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智利在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表决中投赞成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71年，智利恢复了同古巴的外交关係，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楚于当年11月10日~12月4日对智利进行了访问，卡斯楚在访问期间积极参与智利内政，走访智利北部矿区和南部农村地区，组织集会，发表演说，问候民众，十分愉悦。卡斯楚对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很感兴趣，并亲自向阿连德提出建议。此外，阿连德执政时期智利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国建立了外交关係。在同邻国玻利维亚的关係方面，阿连德政府初期承认智利同玻利维亚有近百年的边界纠纷，表示愿意儘快结束争端，提出玻利维亚出海口问题的解决方案，使玻利维亚重新拥有在太平洋出海口的主权，阿连德政府多次派出外交代表同玻利维亚胡安·何塞·托雷斯的左翼军政府进行接触，1971年8月21日，右翼的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上校推翻托雷斯总统政变夺取政权后，阿连德政府不再同玻利维亚就出海口问题举行任何谈判。

在阿连德任期的第一年，改革取得了喜人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6%，工业增长12%，通货膨胀率从34.9%降至22.1%，就业形势好转，增加了23.5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的3.8%。阿连德政府改善医疗和住房状况，婴儿死亡率和营养不良率有所下降，人均寿命上升，政府建成了2.9万套住房；阿连德政府还重视各级教育，增加经费的投入，进入幼稚园的孩子增加了近一倍，政府兴建了122所学校。国小和中学入学人数增加了10%，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从7万增加到了14.5万。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

阿连德所代表的人民团结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它大大削弱和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本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为争取智利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人民团结政府在阿连德执政初期曾受到人们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进一步激发了人民民众的革命热情。在国际上，也有人把智利的改革作为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样板而大加宣扬。随着政府改革的步子越来越大，打击面也愈来愈宽，政府忽视了组织生产和迅速恢复必要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智利不久就出现了生产滑坡、商品奇缺、财政拮据、通货膨胀等不利局面。

阿连德与智利民众

由于阿连德没有掌握军队等重要的国家机构，以及政府忽视了组织生产和恢复必要的社会经济秩序，加上政策失误、国际形势变化，阿连德执政两年后，智利经济形势恶化，政局动荡。

1972年，由于需求过旺，智利出现了商品短缺的局面，物价持续上涨，通货膨胀率高达140%，而政府採取的限量供应，冻结物价等方法使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麵粉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在土地改革方面，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加深，冲突日益激烈。国际铜价此时也在下跌，1970年高峰时铜价在66美元每吨，而到了1972年铜价每吨不足50美元。智利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罢工和游行次数不断增加，早在1971年年底，妇女们便组织了游行，以唤起人们对商品奇缺的关注，1972年8月，零售商们举行罢商活动，当年10月，爆发了席捲全国的大罢工，此次罢工由公司职员、商人、律师、司机、工人和学生等发起，持续了长达24天，此次全国大罢工给智利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阿连德总统也由于过于担忧得了心脏病，为了防止引发政变，阿连德生病的讯息一直被严格封锁，11月2日，卡洛斯·普拉茨·冈萨雷斯将军出任内政部长后，罢工才通过谈判逐渐平息。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

到了1973年，智利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社会动荡加剧，国内局势一片混乱。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6%，为了增加就业和生产，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赤字，1973年9月通货膨胀率达到381%；由于土地改革的失误，农业生产下降，1973年农业生产下降22%，小麦产量下降40%，政府为保证粮食的供应不得不增加粮食进口，1970年进口粮食花了1.35亿美元，而1973年则花了5.11亿美元，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出现了严重问题，铜价下跌使智利铜的生产和出口下降，加上美国对智利的制裁，阻止国际组织给予阿连德政府援助，阿连德政府的国家财政储备濒临枯竭，智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时代周刊上的阿连德

阿连德与基督教民主党主导的国会摩擦不断。基督教民主党作为左翼政党参加了1970年大选，然而在阿连德的任期内，该党不断右倾，最终与右翼的民族党结成联盟。他们指责阿连德将智利引向古巴式的独裁政治，试图反对阿连德的一些激进改革措施。阿连德与他的反对者在国会互相指责对方违背宪法，践踏民主。

1973年，阿连德在议会选举中投票

阿连德愈加坚定的社会主义政策（部分是应同盟中激进成员的要求）和与古巴的亲密联繫使美国政府忧心忡忡。尼克森政府通过多边组织向智利施加经济压力，继续支持阿连德在国会中的反对派。阿连德当选后，尼克森随即指示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对阿连德政府“施加压力”。

对政变的担心持续了很久，最迟在1972年就有流言传出。1973年，由于智利的贸易伙伴对阿连德心怀不满，而铜价又快速下跌，智利经济坠入低谷。到9月，恶性通货膨胀和商品短缺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

虽然经济指标下滑，但是阿连德所在的人民团结联盟在1973年早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所获席位仍然些微上升至43%。然而此时与基督教民主党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已经解体，基督教民主党与右翼的民族党结盟组成“民主联盟”，继续反对阿连德政府。

1973年6月29日，罗伯托·索帕中校指挥一批下级军官起事，政变军队的坦克团朝国防部前进，到了国防部，坦克就开始密集开火，导致22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军事暴动被称为“坦克突击”，政变军人还企图攻占总统府，但并没有成功。最终暴动军人在武装部队总司令普拉茨的劝说下放下了武器。

8月9日，阿连德任命普拉茨将军为国防部长，但这一决定招致包括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内部和部分军人的不满，8月23日，普拉茨宣布辞去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阿连德任命马科斯·奥兰多·莱特列尔接任国防部长职务，任命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为陆军总司令。阿连德相信莱特列尔和皮诺切特能使国家恢复稳定。

阿连德和皮诺切特将军

在这几个月中，由于担心国家军队对政府的忠诚度，阿连德始终不敢动用军队来维持国内秩序。1973年8月，宪政危机已经浮出水面，最高法院公开抱怨政府执行土地法不力，而众议院（此时基督教民主党已与民族党结成紧密同盟）指责阿连德政府违背宪法，号召军队维持宪法秩序。

国内外反动势力本来就对阿连德政府怀有敌意，政府在政策上的失误、经济形势的恶化和人民团结阵线内部意见分歧，再加上阿连德政府没有掌握军队等重要国家机器，使得政府受到左、右两面夹击，智利政局愈发动荡，阿连德政府面临着政变的危险。阿连德总统预感到政变将在不久后发生，他的朋友曾劝他出国，但阿连德坚定的回答道：“让他们拽着我的双脚，把我拉出莫内达宫！”

1973年9月，全国性的大罢工持续不已，内外交困的阿连德构想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解决危机，同时决定自己的去留，然而一切为时已晚。政府与反对派势力经过激烈较量之后，酝酿已久的军事政变终于在1973年9月11日发生。

智利政变时的阿连德

9月10日，阿连德的拥护者们在智利国内的各大城市发现了军官们的反常行为，当天清晨，智利海军的“普拉特”号巡洋舰、“柯克伦”号、“布兰科·恩卡拉达”号和“奥雷拉”号驱逐舰、“阿劳科”号航行补给船、“辛普森”号潜艇及两艘海军拖船组成的舰队离开瓦尔帕莱索港，前往太平洋参加一年一度的智美“UNITAS”海军联合演习，但在午夜时分，舰队突然返回港口，9月11日凌晨1点半，智利全国各地的军队纷纷开始行动，分头出击的部队很快控制了包括首都圣地亚哥在内的国内各大城市的广播电台、市政设施、警察局和其他要害部门，瓦尔帕莱索港于当天早晨7点落入回港发动政变的海军之手，第三大城市康塞普西翁不久后也被政变军人占领。军方在占领电台后，开始广播进行曲，并不时插播新闻说军队正在控制国家局势。

9月11日早上6时20分，阿连德总统在他的私人寓所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国民警卫队副总司令豪尔赫·乌鲁蒂亚打来的，阿连德在电话中得知瓦尔帕莱索的海军已经发动兵变，接管了该市的权力与舆论宣传机关。得知这个讯息后，阿连德总统立即命令国防部长莱特列尔通知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加强首都的警备力量。然而，莱特列尔一直没有找到皮诺切特，随后莱特列尔在前往总统府莫内达宫的路上遭政变军人的逮捕。

为了儘快掌握情况，早上7时整，阿连德总统带着他的总统卫队分乘5辆汽车出发前往总统府莫内达官。他在出发前回绝了下属们让他出国避难的请求，决定前往总统府进行最后的抵抗。7时20分，四辆蓝色“菲亚特”和一辆小货车出现在总统府前的宪法广场上。阿连德大步从车中走出，他的身边跟随着23名战士，每人都身佩一把自动步枪，还带着两挺机枪和三支火箭筒。阿连德头戴钢盔，手中则紧握着一桿由菲德尔·卡斯楚亲自赠送的AK—47自动步枪，那上面铭刻着“送给我战斗中的朋友和同志”的字样。

之后阿连德一行人进入总统府的办公室，阿连德总统相信国家局势依旧可以控制，他给妻子打电话说，“形势是严峻的，但并不绝望。虽然海军背叛了，但我相信仍有足够忠诚的部队来控制局势。阿连德试图联繫莱特列尔和皮诺切特等军中高级将领，但不论是他们的办公室电话还是私人电话都无法打通。

8时15分，阿连德总统接到空军副官罗伯托·桑切斯打来的电话，桑切斯在电话里说：“我命通知您，总统先生，由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和国民警卫队司令塞萨尔·门多萨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要求您立即辞职。空军参谋长加夫列尔·范·斯霍文将军已经为您準备了一架可以飞往任何国家的飞机。”阿连德总统听到后身体猛地一颤，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之后他坚定地拿着暗红的电话话筒对空军副官说：“你去转告加夫列尔将军，智利总统决不逃跑。他知道怎样履行一个战士的职责！”随后阿连德总统将部下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自己将在总统府献身。

8时30分，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军政府委员会发布公告，勒令阿连德立即辞去总统职务，并把政权交给军警当局。叛军首脑的电话很快打来，声称如果阿连德愿意投降就放他一条生路。阿连德总统心知大势已去，阿连德拒绝了——他知道，皮诺切特一定会在他乘坐的飞机离开智利领空前将其击落。几分钟后，政变部队在坦克的掩护下迅速包围了莫内达宫。阿连德在总统府被政变军人包围后，两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军事政变，拒绝辞职，起初他呼吁人民保卫政府，但之后他为了减少无辜民众的伤亡，放弃发动民众抵抗军队。

10时15分左右，阿连德走上阳台，无比凄凉地望了一眼空蕩蕩的宪法广场，经过简短的準备，他通过临时搭建的广播站向全国发表了最后的讲话：“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使得智利军队放弃了传统，发动了政变……公民们，我对智利和它的未来充满信心！人们将会克服叛变带来的阴暗和痛苦。……智利万岁！智利人民万岁！……我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这至少给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

1973年智利政变

随后阿连德督促没有战斗经历的人和妇女们离开总统府，因为“ 反法西斯的战斗不需要无谓的牺牲，外面将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正当阿连德和他的部属就去留问题争执不下时，外面的战斗打响了。10时30分，在坦克、装甲车等重火力的掩护下，听命于皮诺切特的陆军士兵开始向总统府进攻，总统府内忠于阿连德的卫队与政变部队展开激战，政变部队用轻武器对总统府进行了20多分钟的扫射，总统卫队随即进行反击，双方互有伤亡。随后皮诺切特通过电话再次要求阿连德投降。阿连德坚决地回答说:“我不投降。这是给你们这些叛徒的回答。”利用停战的间歇，阿连德把一批妇女，其中包括他的女儿们送出了总统府。

11时30分，皮诺切特向阿连德发出最后通牒，如不投降就轰炸就派飞机轰炸莫内达宫。阿连德依旧拒绝投降。12时，两架英国造的“猎鹰”战斗机升上了天空，向总统府投掷炸弹（发射了至少18枚飞弹），势头之兇狠甚至让人怀疑它们是否是由美国人直接操纵。十几门大炮很快也加入了围攻的行列，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总统府顿时一片火海，浓烟滚滚……

面对叛军的猖狂进攻，阿连德毫不畏惧。在总统卫队的猛烈狙击下，叛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13点左右，军政府呼吁同阿连德进行谈判。阿连德派了一个由4人组成的谈判小组同叛军交涉，但毫无结果。皮诺切特再次要求阿连德投降并答应给他和他的保卫者都离开总统府、选择任何目的地的方便。阿连德断然拒绝，表示要流尽最后一滴血。

13时30分，政变军队发起最后的进攻，步兵沖入总统府，枪声零落，有一些人员伤亡，总统卫队加上总统府警卫只剩下十几人了，阿连德和他的一队人退入独立厅内，13时45分，政变部队彻底攻陷了这座千疮百孔的建筑物，步兵攻入总统府一楼，并向二三层楼推进。总统卫队在接下来的时间依旧同叛军发生交火，政变部队的军官高喊，要阿连德在10分钟内投降。当10分钟快要到的时候，阿连德命令他的战士们“放下武器，向军队投降”。他平静地说:“每个人都放下武器下楼，我是最后一个。”

随后总统府内传出了几声清晰的枪响：阿连德总统壮烈牺牲了。这位智利的总统身佩总统绶带，端坐在办公椅上，至死也未离开他的战斗岗位。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人民团结政府垮台。14时20分，指挥这次袭击的哈维尔·帕拉西奥斯将军通过无线电向上级报告，“总统府已被攻下，总统死亡。”

14时30分，圣地亚哥市消防队抵达总统府莫内达宫，开始扑灭因双方交战而引发的大火，16时，大火被消防队员彻底扑灭，17时30分，阿连德总统的遗体被运送至军队医院。

关于阿连德的死，有两种说法，按照军政府的官方版本，阿连德是用AK—47自动步枪自杀身亡的，枪托上镶嵌有黄金，上刻“送给我战斗中的朋友和同志，菲德尔·卡斯楚赠。”多年以来，阿连德的支持者几乎一致认为他是被政变军人杀害的。近些年来，自杀的这一版本开始被接受。另一个版本称，阿连德是在总统府外台阶上的交火中被射杀的。

智利总统府遭到轰炸

阿连德去世时65岁，当了1042天总统。人民团结政府的失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国内外右翼势力的联合进攻是人民团结政府失败的重要原因，而政府本身政策与策略的失误，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2011年7月19日，智利法医部门公布了前总统阿连德的开棺验尸报告，确认在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政变中，阿连德并非死于他杀，而是自杀。该报告结束了对阿连德死亡真相长达近40年的猜测。由多名智利和外国专家组成的多学科调查小组对阿连德的遗骸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分析，最终呈递给法官的长达500页的报告称阿连德死于自杀。

时代周刊上的阿连德之死

此前对于阿连德的死因一直存在多种猜测。有人认为在皮诺切特将军率领的部队围攻总统府后，阿连德被谋杀。法医鉴定组的帕特里西奥·布斯托斯认为，这种猜测与专家组的一致结论存在差异。

布斯托斯指出，实际上阿连德死于自杀。“我们进行了牙齿和法医基因方面的验证。这就是历史真相，现在这一真相得到了专家的认定，将提交给负责调查死因的政府部门。”

7月19日，智利前总统阿连德的女儿玛丽亚·伊莎贝尔·阿连德·布希在首都圣地亚哥向记者讲话，认同由法医部门出具的科学分析结论，重申阿连德的家属一向认为他死于自杀。她说：“这一结论就是阿连德的家属一致持有的观点。在1973年的政变中，面对极端局面，阿连德总统选择了宁愿自杀，也不愿投降。” 医生何塞·巴斯克斯和托马斯·托瓦尔在政变当晚进行的尸体解剖结果显示，阿连德死于自杀。这也是官方至今都坚持的结论。然而，2008年由死亡学家路易斯·拉瓦纳尔提供的一份分析报告却认为，阿连德身上有两颗子弹。这一看法再次引发了猜测。

英国弹道专家戴维·普赖尔本周二解释说，阿连德的遗骸上的确有两颗子弹，但却只有一处枪伤，来自于一支每秒可以射击10次的自动步枪。他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其他人的参与”。

智利的阿连德家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出过很多知名人物，对智利产生了深远影响。

何塞·格雷戈里奥·阿连德·加里斯（José Gregorio Allende Garcés），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的曾祖父，参加过智利独立战争，曾任最高执政官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的贴身警卫。

拉蒙·阿连德·帕丁（Ramon Allende Padin）（1845年3月19日—1884年10月14日）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的祖父，在阿连德出生前逝世。拉蒙·阿连德是智利的医生和政治家，南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智利军队的随军医疗队队长奔赴战场，1882年当选为参议员。

萨尔瓦多·阿连德·卡斯楚（Salvador Allende Castro）（1871年11月22日—1932年）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的父亲。他是智利的律师和记者，是共济会成员，也是激进党成员。曾参加1891年反对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费尔南德斯总统的内战，内战时他加入的是议会派所掌握的军队。

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Salvador GuillermoAllende Gossens）（1908年6月26日——1973年9月11日）智利医生、政治家、总统（1970年—1973年）

劳拉·阿连德·戈森斯（Laura Allende Gossens）（1911年9月3日—1982年5月23日）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的妹妹。劳拉是智利政治家，她在1969年—1973年担任议会众议员。

安德烈斯·帕斯卡尔·阿连德（Andrés Pascal Allende）（1943年—）劳拉·阿连德·戈森斯的儿子，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的侄子。安德烈斯是智利政治家，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创始人。

奥顿希娅·布希（Hortensia Bussi）（1914年7月22日—2009年6月18日）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的妻子，两人于1939年结婚，1973年军事政变后携阿连德的女儿们流亡国外，1988年返回智利。阿连德和布希两人共育有三个女儿。

比阿特丽斯·阿连德（Beatriz Allende）（1943年9月8日—1977年10月11日）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的长女，流亡古巴期间逝世。

卡门·帕斯·阿连德（Carmen Paz Allende）（1944年—）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的第二个女儿。

丹妮斯·帕斯卡尔·阿连德（Denise Pascal Allende）（1940年7月19日—）劳拉·阿连德·戈森斯的女儿，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的侄女。智利政治家。1994年—2000年担任梅利皮亚省省长，2006年—2010年担任智利社会党副主席，曾任国会众议员。

玛丽亚·伊莎贝尔·阿连德·布希（María Isabel Allende Bussi）（1945年1月18日—）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的第三个女儿。智利政治家，曾任参议员、参议院议长和智利社会党主席职务。

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1942年8月2日—）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的侄女，智利新闻记者、知名作家，2010年获得智利国家文学奖，2014年获得美国自由奖。代表作有《幽灵之家》、《金龙王国》、《矮人森林》等。

阿连德之墓

宝拉·弗里亚斯·阿连德（Paula Frías Allende）（1963年10月22日—1992年12月6日）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女儿，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的孙女。智利教育工作者，因脑部损伤而逝世，年仅29岁。

玛亚·费尔南德斯·阿连德（Maya Fernández Allende）（1971年9月27日—）比阿特丽斯·阿连德的女儿，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的孙女。智利医生、生物学家。

萨尔瓦多·阿连德是阿连德社会主义理论的缔造者和实践者，在后世被广泛的纪念，20世纪70年代，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和古巴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行了纪念阿连德总统的邮票，智利恢复民主后的1990年9月4日，阿连德的支持者们在智利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阿索卡尔为阿连德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后阿连德被安葬在圣地亚哥市公共墓地。2003年，政变30周年纪念日临近时，智利总统里卡多·拉戈斯·埃斯科瓦尔在总统府内专辟一个房间来纪念阿连德，2008年，阿连德诞辰100周年之际，智利政府发行了纪念阿连德总统的邮票；智利国内的许多地方包括总统府莫内达宫前的广场上都竖立着阿连德的雕像，每年9月11日，阿连德的支持者们往往要举行纪念阿连德的活动。在中美洲尼加拉瓜共和国的首都马那瓜附近有以阿连德命名的港口，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莫三比克首都马普托、法国城市勒阿弗尔、英国埃塞克斯郡的哈洛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和安大略都有以阿连德总统名字命名的街道。

智利总统府前阿连德的雕像

阿连德总统所获得的国内荣誉有：智利功绩勋章、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勋章。国外荣誉有：古巴共和国何塞·马蒂勋章（197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列宁和平奖（1972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73年）。去世后获得的荣誉有：南非共和国奥利弗·坦博之伴勋章（2004年）和尼加拉瓜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勋章（2008年）。

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挥舞智利国旗

1908年出生的阿连德小时候清纯可爱，羞涩如女孩，长大后又风流成性，频频被对手以“花花公子”的绰号攻击。“他情趣高雅，喜欢纯种狗，喜爱艺术作品，喜爱优雅的服装，喜欢女强人。他的政敌将他诽谤为好色之徒，专门出书着述他的私人爱好，他的风流韵事，他的麂皮夹克，还有他的丝绸领带。”侄女伊莎贝尔回忆说，“他是一个很有小资情调的社会主义者。”
阿连德最初的梦想是像一个高乔人那样在草原上如风般自由自在地生活，但长大后走遍智利的荒山野岭，却是为了政治的鼓动与宣传。他热情、感性、聪明、幽默，年轻时满脑子梦幻般的浪漫主义，中年后却被现实的政治目标牵引，尤其在1970年上台担任总统后，“他的笑话，那曾是感觉细腻、带有讽刺意味的话语，也变得突兀和乾涩起来，妻子奥顿希娅回忆，“我坚信，他是生来就要领导国家的人，可作为一个人，这个角色还是使他失去了以往的潇洒。”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

1952年，身为参议员的阿连德与同为参议员的劳尔·雷蒂希（1909~2000）因政见不同而展开决斗，在决斗中，阿连德用枪打倒了对方，劳尔身受重伤，阿连德在决斗中获胜，在劳尔伤愈后，两人成为了朋友。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

阿连德一生四次参加总统选举，前三次均以失败告终，只有第四次获得成功，在第三次竞选失败后，阿连德曾自嘲说自己的墓碑上应该刻上“下一任智利总统长眠在此”。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

阿连德和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在政治立场上虽然对立，但在1972年，弗雷母亲去世时，阿连德总统派自己的妻子奥顿希娅·布希作为总统代表参加了弗雷母亲的葬礼，事后，弗雷向阿连德总统写了一封信，称呼阿连德为“亲爱的总统”和“朋友”，并对阿连德总统能够派人参加自己母亲的葬礼表达“最深切的感谢”。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是阿连德的好友，曾为了支持阿连德竞选总统而四处奔走，1971年10月，聂鲁达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阿连德总统在聂鲁达获奖后；亲自前往智利国家体育馆同数万欢呼的民众一起迎接诗人荣归故里。

阿连德总统和智利诗人聂鲁达

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尊敬阿连德总统，马尔克斯说：“阿连德是挨家挨户做工作的，他能同普通人建立起如同家庭医生般的、直接真诚的关係。他将对人性的理解与动物本能结合到了一起，并运用到他的政治工作之中，有时感觉那些会相互矛盾，无法解释。阿连德当上总统之后，在参加一次游行活动中，一个男人举着一个标语牌从总统的身边走过，标语牌上写看:‘这个政府糟糕透顶，可这是我的政府。’阿连德看到后，站起身、鼓起掌，还跳下主席台，去与那个人握手。”

党派纷争是导致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重要内因，“人民团结阵线”是智利社会党、智利共产党、智利激进党、统一人民行动运动、社会民主党和独立人民行动组成的左翼政党联盟，其中社会党和共产党是联盟内最主要的两个政党，然而两党的分歧由来已久，在很多观点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

阿连德就职总统后，“人民团结阵线”内部的各个左翼政党的分歧日益严重，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两党纷争很快演化成以智利共产党为首的“温和派”和以智利社会党为首的“激进派”在政府内的派系斗争。两派在“实现社会主义道路”、“军队的政治角色”、“基督教民主党的地位”和“经济改革的实施方式”等焦点问题上展开激烈交锋；温和派主张只有议会道路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激进派则倚重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号召武装左翼工人，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暴动未雨绸缪；温和派认为智利军队不是外国利益的代言人，军队的爱国主义和宪政主义传统值得肯定，他们呼吁阿连德政府重视军队建设，吸引军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邀请军人参加内阁。激进派则极其不信任车队，主张建立工人阶级武装力量， 以制约智利军队；温和派认为只有联合基督教民主党，才能走通“社会主义道路”，激进派则反对向基督教民主党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温和派主张以温和的方式进行经济改革，建议在巩固好已有经济改革成果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的建立公有制部门，按照社会各阶层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成本制定相应的分配政策；激进派则主张实行激进的变革，建议以最快的速度在所有经济领域推行国有化改革，迅速建立起公有制部门，在分配政策上偏向低收入群体，大幅度增加低收入民众工资。这两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在政府内的不断党争中耗尽了政治资源，使政府开展的改革事业日益陷入困境。

阿连德的漫画形象

“智利左派革命运动”是阿连德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极左翼政治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65年，在1970年总统选举期间，该组织大力支持阿连德竞选，阿连德出任总统后，该组织负责阿连德政府的日常保卫工作，部分成员在阿连德政府中担任了职位；然而“左派革命运动”不认同阿连德提倡的“议会道路”模式，始终强调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们不但经常同国内的极右翼组织“祖国与自由阵线”的发生武装冲突，与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也是矛盾不断，严重的阻碍了政府的改革进程。

儘管阿连德是社会党人，但他本人倾向于政府内“温和派”的立场，同时反对左派革命运动的极端主张，阿连德上台之初，便引用列宁的论着《极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通病》，强烈批评了左派革命运动”，表示该组织的极端行动有损于他倡导的“议会道路”，之后政府与“左派革命运动”的分歧变得公开化。此时政府内的各党派尚能维持表面的团结，随着阿连德总统不断推进改革事业，各左翼政党之间的分歧日益公开化，到了1973年8月，政府内各派系的分歧变得彻底公开化。这期间，政府以外的极左组织“左派革命运动”和极右组织“祖国与自由阵线”双方相互的暴力活动，加剧了社会动荡。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

由于阿连德对各左翼政党和政治组织缺乏实质性约束，导致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走向失控，严重影响了“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改革实践。不断激化的党争和派系斗争使阿连德政府始终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决策核心和行政执行力量，政府的凝聚力和公信力也随之不断下降，党派纷争引发了智利政治的碎片化，各个政党之间不断分化组合，很多政党内部分裂出不同的派系，一些党派不断改变政治立场，政府内阁更迭频繁，导致政府令从多出，有些政策甚至前后矛盾，智利国内政局因此日益动荡，种种这些，都给美国政府对智利的干涉製造了可乘之机，为日后的军事政变埋下了伏笔。

美国在政变前插手了智利政治，介入的程度仍众说纷纭。中央情报局在政变前两天得到了讯息，但中情局称其“没有直接参与”政变。皮诺切特掌权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向总统尼克森汇报说，美国“没有发动政变”，但是“尽力创造政变的条件”，包括领导经济制裁。1977年，尼克森承认美国曾捲入智利政变，他表示：“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智利的右派独裁要强于左派民主。近期解密的档案显示，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试图在1970年阿连德就职之前推翻智利政府，计画代号“福贝尔特”（Project Fubelt），导致当时智利陆军总司令雷内·施奈德被暗杀。许多相关档案至今仍未解密，因此中央情报局是否直接参与了1973年的政变还没有公开的档案证据。

阿连德之死（漫画）

导致阿连德下台的这场政变是美国冷战时期对外行动的热点话题。虽然同一时期拉丁美洲也发生了多起政变，这场政变仍然是最具争议性的。

阿连德身亡40多年来，他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未能完成自己的总统任期，因此有很多关于如果他当时能够继续执政，智利今天将是什幺样的揣测。

纪念阿连德的邮票

阿连德的生平在讨论共产主义政府是否赢得过民主选举的胜利是常被提及。阿连德合法地赢得了民主选举，但是在投票中他获得的是相对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人们为此争论不休。他的支持者认为，因为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拉米多罗·托米奇的左倾竞选立场与阿连德相仿，分流了左翼的选票，而他们两人获得总共64%的选票。而反对者认为，阿连德比选民预计的更为左倾，而基督教民主党后来又与右翼势力联盟，并获得军队的支持最终导致阿连德政府下台。

在左翼政治家的眼里，阿连德是一位英雄。有些人认为他是为社会主义献身的烈士。他的形象如同切·格瓦拉一样，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标誌。有些人认为，美国政府，尤其是亨利·基辛格和中央情报局，应当对阿连德之死负责。他们把阿连德视作美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另一些人眼中的阿连德迥然相异。他们批评他的政府对私有工业进行大规模国有化，与一些激进组织如左翼革命运动关係亲密，以及执政后期出现的物资供应短缺和恶性通货膨胀。这些都导致了阿连德支持率的明显下滑和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分道扬镳。他们还指责他试图绕过国会，实行独裁，对媒体批评怀有敌意。一种普遍的批评源于他与卡斯楚和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密联繫。批评者认为他试图将智利转变为古巴式的独裁国家。这些评论争议颇大。后来的军政府曾称，阿连德政府密谋先发制人，自行发动流血政变以建立阿连德的个人独裁。这一所谓阿连德政府的“Z计画”被证明是军政府的虚假宣传。

近来的辩论围绕阿连德1933年的医学博士论文《精神卫生学与犯罪行为》而展开。有人认为，阿连德具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倾向。阿连德基金会对此反驳说，阿连德只是在论文中引用了一位义大利科学家的话，而阿连德本人对那些理论是持批评态度的。实际上，在1938年德国发生“水晶之夜”反犹活动时，阿连德还通过电报发表声明，谴责纳粹德国所进行的反犹活动。

印有阿连德头像的硬币

2008年，智利国家电视台策划製作了一个名为“最伟大的智利人”评选节目，智利国内有400多万人参与投票。在由专家学者预选出的十位历史人物中，萨尔瓦多·阿连德以38.81%的选票被评选为“最伟大的智利人”，在十位被选出的历史人物中得票数位居第一。

1、“我看不出为什幺我们要对一个国家由于其人民不负责任而走向共产主义袖手旁观。对于智利选民决定自己的命运来说，这个问题是他们不堪承受之重。”——亨利·基辛格

2、“把智利经济搞垮，让阿连德上不了台，上了台也要赶下来。”理察·尼克森，1970年9月15日对中央情报局的指示。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

3、“通过政变推翻阿连德是一项既定的、坚定不移的政策。最好能在10月24日[国会投票日]之前进行，不过这方面的努力在那天之后仍将得到继续。我们将动用一切资源，为达到这一目的施加最大压力。这些行动必须秘密地、安全地进行，不能让人们看到美国政府背后的手。”——美国中央情报局圣地亚哥分部行动指南，1970年10月16日。

4、“阿连德治下，一粒坚果、一个螺丝也不能进入智利。一旦阿连德上台，我们要尽全力使智利和智利人民陷入极端匮乏和贫穷中。”——爱德华·考瑞（Edward M. Korry，时任美国驻智利大使），听到阿连德当选讯息时。

5、“阿连德正在寻求独裁，那就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共产主义暴政。”——1973年5月15日，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全国大会报告。

6、 “在这一地区的所有领导人中，我们认为阿连德对我们的利益是极其有害的。他口头上倾向卡斯楚，反对美国。他的对内政策是对智利民主解放和人权的威胁。”——亨利·基辛格回忆录《脱胎换骨》。

阿连德总统的肖像

7、“遥悉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至深悲愤。伟大的阿连德总统生前为了智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以及促进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团结的反帝事业，作出积极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智利政变后发唁电给阿连德夫人及家属说，1973年9月14日。

8、 “人民团结联盟的政权，代表了社会主义真正民主化的初次尝试。这种社会主义，与其源头不同，不是接受威权主义的官僚领导，而是通过民主自律进行领导。”——拉丁美洲北美议会（NACLA）社论，2003年7月。

———“他是和平与建设的标誌，是革命的旗帜，是创造执行力的旗帜，是人类情感极度张扬的旗帜。”—— 关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史达林逝世的讲话。

阿连德和智利诗人聂鲁达

———“对于那些中产阶级国家，我们要战胜他们，我们要推翻他们。”——同法国记者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谈话，1970年。

———“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我不是说这种话的伪君子。”——1971年1月17日在一次公众集会上的讲话，被所有的智利报纸引用。

———“让他们拽着我的双脚，把我拉出莫内达宫！”——阿连德在预感到要发生政变，朋友劝他出国避难时的回答。

———“你去转告加夫列尔将军，智利总统决不逃跑。他知道怎样履行一个战士的职责！”——阿连德在其空军副官为他準备飞机，劝他流亡国外时的回答。

———“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使得智利军队放弃了传统，发动了政变……智利万岁！智利人民万岁！……我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这至少给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向全国发表最后的讲话。

———“智利万岁！人民万岁！工人万岁！”——1973年9月11日上午的广播。阿连德为人所知的最后一句话。

———“每个人都放下武器下楼，我是最后一个。”——阿连德在政变士兵攻入总统府时，向最后陪同他的随从人员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