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师承弗拉迪斯拉夫·鲁德维格维奇·科特维奇和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鲁德涅夫。1912年赴英、法进行学术考察，对欧洲所藏重要蒙文文献作了调查研究，听过伯希和等人的课。1915年起在彼得堡大学任教，并在亚洲博物馆从事研究。1921年为教授。1929年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学科院士。

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

1908—1926年间四赴北蒙古、西蒙古考察语言、文化和历史，曾到北京蒐集过资料。在学术上继承了俄国古典东方学传统，对蒙古学的语言、文艺、民族学和历史诸领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历史学家，其历史观点的形成直接受到其前辈巴托尔德的影响。一生着作约70种。《蒙古社会制度史》(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монголов, 1934)一着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有多种译本，我国有刘荣焌译汉文本，1980年出版。该着最早提出了游牧民族的封建关係问题，否定了欧洲以往关于游牧民族不可能超越氏族制度阶段的一般看法，被认为是不只给蒙古史研究，乃至给整个蒙古学开创了新的局面。苏联学术界对该着有争议，有一种意见认为它的主要缺陷是夸大了12—13世纪蒙古人的社会发展水平和蒙古社会的封建化程度，把13—14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完整的“经典”特徵强加给蒙古社会。在其众多的历史论着中,《成吉思汗》(1922)、《西藏和蒙古的佛教》(1919)、《喀尔喀卓克图台吉碑铭考》(1926—1927)等亦为力作。在蒙古语言学和语文文艺学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1929,陈伟、陈鹏译的汉文本于1988年出版)、《“五卷书”中的蒙古故事集》(1921)、《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1923)等。

他写的《成吉思汗传》，是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四五年间，他已经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 所以这本书的内容， 既不是深奥得除自己外连任何人都看不懂的“古董”作品，也不是庸俗化的低级读物，却是一部既专门而又大众化的学术名着。在这本书里，他不只把成吉思汗的个性、才智和思想都能够深切地刻画出来，而且也能够好好地把握了成吉思汗的时代和环境。这本书的最大特点， 就是他把西方史家所加于成吉思汗诬衊的言辞——残酷和嗜杀，用科学的方法提供了十足充分的证据,把它从历史上反过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