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释书契》云：“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废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

《周礼·掌节》也说：“玺节，古代所以持信之物也。”

可见，上古时代印章的主要功用是“以检奸萌”，保证通讯秘密，为防伪取信而用。

符，一般用金、玉、铜、竹、木等製作,中剖为二。遇有国家大事，将右符发给执行人，君主留左符，传达命令时，以左符会合右。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假，如兵符、虎符等。

历代符节种类繁多，其铭文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军事制度，所以是一宗重要的历史文物。

进入战国以后，各国相继加强中央集权，推广郡县制，实行符玺制度，用符来控制武官，以玺来控制文官。

随着东汉造纸术的发明以及纸张套用的迅速推广，印章的封识作用迅速衰落，官私印章的分野日见清晰。官印是政府用于公务活动的印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符玺制度。由于官印代表着政府，具有对人、事、物的直接支配力，所以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使用管理制度，又称符玺制度，并且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印章的刻制、保存、使用和备案等都有严格的制度规範。

历史上各王朝，维繫其封建独裁统治的象徵物“宝玺”，自秦始皇开始刻制后，历朝或是传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秦始皇创立的宝玺制度被汉高祖刘邦全部继承下来，形成了后来所谓的“秦汉八玺制”，这一制度也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和“隋”，他们不仅继承了秦汉的八玺制，而且连规格、名称、纽式、文字都基本不差。直到唐朝武则天称帝时，则独出心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同时又将“玺”改为“宝”，从此以后各朝都称“宝”了。北宋增至十二宝，南宋则是十七宝。明朝猛增至二十四宝，清朝除交泰殿二十五宝日常使用外，还供奉着“盛京十宝”。由此可见历朝宝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而且体积也越来越大，从秦汉的方一寸二到四寸不等，唐朝的方二寸到四寸不等，直到明、清的方二寸九到五寸九不等，最大者有宋朝“定命宝”，“範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天皇”的“定命宝”印面竟有九寸见方，而明朝建文帝的“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永宙永昌”，“凝命神宝”印面却是一尺六寸九分见方，可谓是硕大无比。

中国历史上代表其神圣权力的凭信物，就是皇帝的专用“玺印”。玺者，印也，是皇帝的印章。通常只有皇帝的印称玺，或宝玺，皇帝的印章也有公章、私章之分，宝玺属于公章。历代伴随皇帝的更替相传承。凡是皇帝代表国家发布各种诏书及文告时，皆钤盖宝玺。对皇帝印章的分类、管理和使用，各个朝代都有十分严肃的规定。皇权更替的标誌，就是宝玺的转移。

一切官员都必须按照其官品、官衔以区别其用印的型质、轻重、大小和文字，藉以区分其地位的高低和规定职权的範围。

自汉代开始，所有的官员都有印信，其质地以金、银、铜为区别。至唐宋时，除王公亲贵的印信使用金银之外，其他各办事部门都使用铜印，根据权能大小而规定印的大小。如宋制“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尚书省诸司印方二寸。惟尚书省印不涂金，余皆涂金。节度使印方一寸丸分，涂金。余印并方一寸八分，惟观察使涂金”。由于宋代以差遣任职为多，特别製造了奉使印及朱记，这种印不是正方形，“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此外，还广泛使用“私记”，并规定“诸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由于伪造印记盗取官物的事件增多，在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出现专门领用物品的圆形印记。印文皆用通篆籀体，赐给臣僚的印应该随葬，以表示所受赐印记已随本人身死而失去作用，“不即随葬因而行用者，论如律”。 明代除正二品以上和正三品的顺天、应天二府使用银印以外，正三品以下均用铜印，并根据品级确定官印的方寸和厚度。未入流者和杂职用铜条记，是“阔一寸三分，长二寸五分”的长方形。初期，除官府常规印信之外，还有一些临时使用的印信，如有事征伐时的将军印，“其他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直纽，广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九叠篆文，虽宰相行边，与部曹无异”。一些佐杂和临时差遣的职务则颁发钤记，这样便形成包括官印、条记、关防、钤记在内的官印体系，再加以各衙门内书吏个人的戳记，用印製度更加完善。清代基本因循明制，不过印文改为满汉合璧，理藩院印还有蒙古文字。清代的官印製度更为具体，“凡印之别有五，一日宝，二曰印，三日关防，四日图记，五曰条记，各辨其质与其文而铸焉，惟钤记不铸”。凡正式衙门都用官印。

符是政治和军事的凭证信物，它可以用于身份证明，作为出入国境、关卡、军营、要塞的凭证，又可以作为传达命令、调遣兵将的信物。节是君主派出的使节所持的凭信，用于代表君主出征、节制方面、监察、办理重大案件、出使外国等重大事务的证明。

调动符节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用作调兵，二是用于更换地方长官。这类符节在汉代称为铜虎符和竹使符。铜虎符铸作成伏虎形状，中分为二，以榫相合，左符发给郡守或领兵将领，右符存放在中央。中央调动郡守和军队，派人执右符与执左符者相合，作为传达命令的信物。竹使符用竹製作，用途与铜符相同，但情况没有铜虎符紧急。魏晋以后基本因循此制，只是改为中央存左半而颁右半。

唐代用于调动的有铜鱼符，“所以起军旅、易守长”。还有一种木契，作为皇太子监国、王公大臣镇守地方时调动军队的符信。为了慎重起见，唐代的符制是以右一枚配置左数枚，以便调动命令有所变更时递次传令使用。

宋代军队调动有“铜兵符”，发给诸路总管主将，调动300人以上军队和指挥军事时用；另有“传信木牌”，除作为传达军令之外，还可以调动300人以下的军队。此外还有“字验”，是军队主将密定字号的身份证明；符牌使用时，要与“字验”一同参验。

铜兵符之制在元代以后取消，军队的调动主要凭皇帝诏敕和枢密院或兵部所发放的勘验(纸文书押骑缝印，亦称勘合)，还有传达命令之人的身份符节。明清在军队内有调发符牌，铁制，上刻两飞龙，下刻两麒麟，上孔系以红丝带。

邮传符节是用于通过邮驿传达命令的凭信。主要分两类：一是普通邮传，二是专使邮传。普通邮传是驿使和官员使用驿站车马和住宿的凭证。如汉代的“木传”，用木製而中剖为二，上面有御史大夫印信，并写明该办事务的缓急和使用车马的等级，一半发给使用者，一半存御史府以备勘验；使用者的一半有各邮传的登记。专使邮传除执有普通邮传的凭证之外，还另有特殊明显的标誌，以示重要和紧急。

身份符节是作为身份证明和通行的凭证，在汉代有木製的“传”，称为“符传”，用来证明身份和通行关卡。唐代发给五品以上的官员以随身的“鱼符”。宋代以后改为“字牌”。明代的武官身挂“金牌”，文官用“牙牌”，各卫所营兵有“字牌”、“勇号”。这些字牌除作为身份证明之外，也兼作为通行证明。鱼符和字牌只在一定区域内使用，如果离开使用区域，则必须与符契、勘合等结合使用。

宋代还有一种“门符”，是用于出入皇城和禁城，以缯裹纸板为之，或方或圆，称为“宫门号”。明清出入宫城则以“牙牌”为凭，上面注明执事、供事、朝参、入内府，这些牙牌“非徒为关防之具，亦以示等威之辨也”。

专使符节是皇帝派出的钦使所持有的信物和标誌。凡持有专使符节，在外可以代表皇帝和国家。如苏武出使匈奴，持汉节19年而不弃，作为派外专使，以其威武不屈的精神名垂青史。专使符节在国内，有代表皇帝出征、镇守、督领和传宣诏令的特权。汉代的专使符节是“以旄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将命持之以为信”。初期是用红色，汉武帝时，因为戾太子发动宫廷政变，持赤节发兵，所以改为加黄旄。其形制是“节柄长三尺，毛三重，以旄牛为之”。东汉“以竹为节，柄长八尺，其毛三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专使符节有4个等级：(1)假节，可以在军事行动中专杀犯军令者。(2)持节，可以专杀无官位者，在军事行动中则可以专杀二千石以下官。(3)使持节，可以专杀二千石以下官，在军事行动中则可以专杀中二千石的官。(4)假黄钺，可以专杀持节专使，凡持有此节者，必然是已掌握最重大权力的人，非领方面军事和主持朝政者不能持有。

唐代的专使符节仅有两级，一为旌，二为节，“旌以专赏，节以专杀”。宋代以后对臣下控制较严，专赏专罚大权不轻易下放，所以取消旌节之制，虽然还保留了专使之节，但所拥有权力的大小只限于皇帝诏敕规定的範围，节已经不能独立表示其拥有权力的大小了。如明代的使节规制：“黄色三檐宝盖，长二尺(后改为三尺)，黄纱袋笼之。又制丹漆架一，以节置其上。使者受命，则载以行；使归，则持以复命”。由于使者权力大小的不确定性，就给使者以很大的游移空间，如明代派遣出来採办、监差的宦官，一出都门，“则欲快马船只，车辆装载；差去人员，则欲廪给马，军民应付。式样不过数纸，器用先如此其奢华；足迹犹未启行，声势先如此其张扬；况在途之需索，到彼之供张，其熏天之势，又岂待言而后显哉”。到万曆时，矿使、税使横行，更是害遍天下。历代对符节的发放、使用、保管等，都儘可能制定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以保证皇帝诏令和政府的政今文书，在承传运转过程中不发生伪冒和泄密，反映出当时文书工作的严谨。

玺印符节作为重要的凭证，又是权力的象徵。因此，历代在保管、使用、发放、製作等方面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秦汉时期有符节令(属少府)，主管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符节台，或为御史台兼领，或为独立部门。隋唐时期的符宝郎(隶门下省)，掌皇帝八宝及国之符节，有事则请于内，事毕则奉而藏之。宋代的符宝郎分为内外，“应合用宝，外符宝郎具奏，请内符宝郎御前请宝、印迄，付外符宝朗承受”。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内外互相牵制，以防止一些可能发生的弊端。明代的尚宝司是独立的部门，虽然仅是五品衙门，但掌管宝玺、符牌和印章，“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数，其职至近，其事至重也”。然而，“凡请宝、用宝、捧宝、随宝、洗宝、缴宝，皆与内官尚宝监俱”。清代设铸印局，归礼部管辖，掌铸宝玺及内外诸司印信，印成，交付仪制清吏司颁发。为严格宝玺的使用，在常行诏敕上还要经过辅政部门稽核驳正，加盖辅政印信。如汉代加盖丞相印，唐代加盖中书门下印，金代加盖尚书省印，元代加盖中书省印，明清加盖内阁印，都与诏敕御玺并施。为了防止擅权，明清甚至把辅政印信收归“大内”保管，有套用印的文书，要向内请印，用毕即行送归，“凡请印钥必以金牌为质”。除有严格的请用制度外，辅政机构与内廷在使用玺印时都要分别登录，御史定期监察检核簿册时，要将内外登录相互对照，以防止任何私自启用的行为。官印是官员任职的主要凭证之一，官印拥有者带有委任文书到任，表明是承皇帝之命来接管本部门的工作，拥有钦授的许可权。如汉代的朱买臣被拜为会稽大守，“衣故衣，怀其印授，步归郡邸”。当时郡吏们正在饮酒，对原本相识的寒士朱买臣并不给予礼遇，但当他们一见到印绶，便“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东汉以后，换官不换印，官员必须执有皇帝颁发的敕令以及主管部门发给的“官诰”或“告身”文书，才能赴任，到任后与旧任进行交接印信。只有经过交印、接印手续，才意味着完成了权力的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