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故事集》_精选读书笔记_3000字

《丙申故事集》_精选读书笔记3000字

《丙申故事集》书评

（一）

在写实性的故事外壳下传达出属于个人体验的情绪表达，是许多70后作家已经形成的写作自觉。70后作家写作强调个人的在场，以一己之观感折射时代面貌，是为了消解宏大叙事，对僵化了的现实主义真实观提出质疑，从而回到真正的民间和底层，着眼于平凡的个体。在弋舟看来，对宏大叙事进行祛魅是必要的。然而，过度信任个人的逻辑思辨能力，为了直抵深刻而过分拆解世界，使之碎片化，文学只会离真实越来越远。罔顾世界的完整性与实存的人间病痛，只顾哲理演绎的文学，必然走向虚妄，绝无完成疗救和建构的可能。因此，在弋舟那里，真实指的是去观念化事物的本然状态，是最为本真的“日常”。其创作理念在于呈现完整的世界，以及质感浑沌的生存景观。《丙申故事集》中的五个短篇，借由对一个个时间与心理片段的剪辑，探究各色平凡人物的生活脉络。《丙申故事集》致力于呈现生命真实，这一真实体现为与人的生命伴随始终的悲感。

在《随园》中，“生命是戏仿的”这句话被多次提及。弋舟认为，在这个理想主义衰退的时代,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斥着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人怀有美好的愿望，但那些崇高光辉的事物却大多只剩空売，只是另一些庸常卑琐之物戏仿的结果。人们在其中体味到生命的荒诞后，既不愿妥协，又彷徨无措，遂感到无可排解的悲戚。女主人公杨洁中年返乡，回想过往，发现人生一直处于“被劝退”状态，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精神归宿。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启蒙不断被解构：心里藏有庄严秘密的薛子仪老师天天打坐，却并未得到灵魂升华，反而把气功修炼降格为与女学生发生性关系。师不为师，给学生的启示自然也不是坦荡的知识分子精神；爱情的专一与地老天荒被解构：男生们为了满足生理需求，与杨洁在戈壁滩上交欢，肉体慰藉代替了爱，所谓永恒、神圣，不过是白骨、胡杨、戈壁、雪峰等符号戏仿的结果；诗人和诗意被解构：流浪诗人老王外表粗糙邋遢，内心无关纯粹，其形象几乎是对理想主义的反叛。千禧年来临夜晚的诗会，只是一场酒肉盛筵，两个名人醉后丑态毕现，成了荒淫无耻的流氓。潦乱世态中的文艺，只剩下肉欲与悲凉。

《发声笛》讲述了一个“失语”故事。世间辛酸多种多样，人人陷于自己的劳苦奔忙，活在与他人并不相通的苦衷里。处长马政因喝酒中风，不但前途尽毁，还丧失了说话能力。他躺在病床上回忆人生，凝视着生活中无以自辨的痛苦。马政与好友夏惊涛性格气质、发展轨迹迥然不同，却一样活得伤痕累累，遑论成功。生存伤痛多是无可名状、有口难言。每个人都患上了命运的“命名性失语”，与其徒劳地申诉，不如含糊地发泄。

故事集中的人物各有其难言的苦痛与不堪，却无从倾诉，在如临大敌的生存困境中找不到任何一个敌人。凡此种种，无不是弋舟对生存困境的指认。弋舟的故事颇具存在主义意味，揭示了人们在含混幽暗的现代社会中无所依傍的生存处境。《出警》中警察工作的琐碎与平庸，是对英雄符号的解构，同时也指向现代人精神上的流离失所。这种无家可归的境况，本质上是人的存在意义的缺失状态。

其次，《丙申故事集》致力于呈现人性真实。弋舟认为，人本能地具有犯罪的趋向，人性天然地就含有罪感。罪感文化是西方社会在基督教原罪观念牵引下的生成物。中国固有的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异曲同工，都以惩恶劝善、引导反省和敦促自律为宗旨。不幸的是，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已然式微，“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规约早就失效。人们既不相信有罪与赎罪的合法性，又丧失了反思的自觉。弋舟坦言:“‘自罪’于我而言，是生命成长的必然，也是我如今写作的根本动力之一。”在他看来，罪感为人性所本有，并非被建构物。想要成长，人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在罪感中忏悔。因此，弋舟为抵达完整的真实，有意将人性的罪感标示出来。《巨型鱼缸》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女主人公王桐刚考入高中，就遇到父母双双下岗、母亲与人私奔的不幸。但真正使她难以承受的，并非经济短缺，而是继续佯装光鲜的疲劳与痛苦一一“青春需要被虚构”，这昭示了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明知大家都在夸饰，厌烦社会的虚伪；另一方面，却难以跳脱大势，只得在迟疑与厌烦中抵抗平庸。为了守住尊严与希望，人总是乐于“虚构”。王桐因竭力维持体面的形象，无意间伤害了爱她的父亲。丈夫刘奋成因无力把青春期拟构的英雄角色扮演下去，终究成了她的敌人。弋舟揭示出：人有耽于伪装的癖性。这种癖性若不被察觉和遏制，人就会无法面对本真的现实，不断使自己和他人受到伤害。

在弋舟看来，欲望也是人性罪感的来源。食色，性也。生理欲望需要被满足，但往往难以掌控。在《随园》中，杨洁及其老师的精神追求并未被完全否定；然而，肉体温存提供的便捷安慰使他们深陷其中。薛子仪以炙烤左手来自罚，杨洁因病切除乳房丧失欲望，自认为“残次品”。在两人耽于欲望的片刻慰藉后，留下长久的自我厌恶。在《发声笛》里，马政偶然碰见好友的女儿夏攀在地下室独自哭泣，意欲走近安慰，女孩的突然偎靠却令他险些堕入魔道。这件事让他久久心神不宁。隐藏于潜意识中的邪念，使人被尖锐且难言的羞愧感折磨。

小说极力使这些最深层隐晦的生命真实和人性真实，使它们以不加修饰的生存原态展露出来，呈现易于被忽略、曲解的生存真实。

（二）

弋舟虽自谓创作《丙申故事集》遵循的是事实逻辑，但他也说:“每个人对‘逻辑严密性’的认识有所不同。”这部小说集并不客观摹画芜杂的现实，而是借用象征、隐喻、剪辑等手段，表现一种观念的事实，一种只求神似的艺术真实，因而具有一定的含混性。不过，弋舟在结构和氛围的营造上的小心翼翼，也成为这本小说集的一项缺憾。过重工笔的写作方式，使小说人物难免沦为推动情节的符号。在反映“现实”上，对于“规整”的控制与技巧拿捏，反倒削弱了小说的自然感。

弋舟的深层创作动机实际上是悼念他所亲身经历过的20世纪80年代，并向那个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致敬；同时，以此为参照，考量现今社会人心之种种，看清历史流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寻求反思超越。不过，弋舟在小说中对上世纪80年代的浪漫建构值得商榷。对知识分子而言，80年代是五四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90年代的政治经济剧变，让80年代的风潮骤然停歇，知识分子由此走向落寞。因此，知识分子对80年代有着普遍的怀旧甚至美化情绪。只是，这种浪漫想象容易掩盖问题的复杂性，使小说局限于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

《丙申故事集》所描述的生活，其破败垮塌是在与往昔的对比中显现出的。所有受伤的中年人，都从那个理想主义、纯真朴素的少年时代走来，他们原本笃信理想与崇高。但时代发展和个人成长，使这些单纯的信念不断遭到打击，他们最终意识到，社会现实的幽暗复杂与人的主体性的脆弱；他们想改变现状，却无法摆脱历史和本能的惯性，于是只得在苟活中体味茫然无助、孤独焦渴，陷入堕落与愧悔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垮掉”，是现代人光鲜外表之下罹患的永难治愈的精神隐疾。小说集中对于苦难、丑恶、暴力的书写，实则召唤着理想价值的回归。遍体鳞伤的各式人物，虽已犯下无可挽回的罪孽，却仍懂得愧疚和反省，在绝境中自救与救人。可见弋舟依然相信人微弱的主体性，企图重建垮掉的生活。

可以说，《丙申故事集》讲述的正是坍塌与重建的故事，以及一则旷日持久的追问：现代社会中的平凡个体，如何在他们对于历史伤痛与意义缺失的模糊感知中，面对自身的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