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读书赏析(3)篇

        我想，长久以来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些和我一样的困惑：人类是如何发展成当今这个模样？为何各个地区的的科技文明程度相差甚远？又是何种原因导致近代历史是西方国家侵略其他落后地区，殖民其他国家，而不是美洲、非洲等地区民族统治欧洲民族？凡此种种之根本原因到底为何？ 

        “不同名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如作者贾雷德所言，以上这句话成为了《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的主旨。凡是看过本书的读客无不钦佩于作者在知识宽度上的广阔以及在深度上的精邃，作为一位演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及生物地理学家兼作家，以完备的知识体系撰写出一套恢弘而严谨的人类历史发展历程，解答了令无数人困惑已久的谜题（随着人类的进步，这个解答仍有待改进，但目前此书给了较为明确的答案）。 

        本书给我的影响甚是深刻，以至于我将这本近31万字的书前后阅读了两遍，并收集当中的重点，根据自己的理解，整合之后记录下来，以不负自己殚精耗时之阅读。 

        1532年11月16日，西班牙征服者弗兰西斯科·皮萨罗率领着一百六十八名士兵，在秘鲁高原的卡哈马卡俘虏了拥有八万军队的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弗兰西斯科·皮萨罗代表着欧洲最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而阿帕瓦尔帕所代表的是新大陆最大的君主专制国家。为何弗兰西斯科能打败兵力五百倍于自己的印加帝国，也许你会给出一系列原因：钢铁武器、盔甲、马匹、造船航海技术、统一的行政组织单位、以及文字和病菌等。然而终极原因未必如此。 

        从大约10万年到5万年前，人类祖先的能力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化。那次大跃进提出了两个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即其触发原因及发生地点问题。发生的原因问是喉的完善为现代语言提供了解剖学的基础，而发挥人的创造力是要大大依靠语言的。另外一种因素是在当时脑容量不变的情况下脑组织发生的变化，使现代语言成为可能。发生的地点：始于非洲大陆，并于公元前100万年进入欧亚大陆；于公元前50万年进入欧洲；不迟于公元前4万年到达澳大利亚籍公元前3.3万年达到新几内亚；不迟于2万年到达西伯利亚；后不迟于公元前1.2万年跨过白令海峡进入北美大陆，随后在公元前1万年到达南美大陆。此后在世界各大陆（除南极洲外）及周边岛屿，凡是可居住的大多数地区都有人类的生活，以及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各自发展，相互融合，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明。

         首先，文明的发展是建立在粮食生产（农业发展）之上，而其发展的必然性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我们就能从每英亩土地获得多得多的来自食物的卡路里。从每英亩土地获得来自食物的卡路里能养活更多的牧人和农民——一般要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多10倍到100倍。在饲养驯化动物的人类社会中，牲畜在4个不同的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类、奶脂、肥料以及拉犁。最直接的是，家畜代替野生猎物而成为社会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第二，粮食生产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定居生活，并因此产生更多的人口。许多狩猎采集社会里的人经常跑来跑去寻找野生食物，但农民必须留在他们的田地和果园附近。因此而产生的固定居所由于缩短了生育间隔期而促使人口变得更稠密起来。第三，驯化动植物的定居部落可以把多余的粮食储藏起来，而储藏的粮食对于养活不生产粮食的专门人材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专门的人才有两类：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有了粮食储备，行政上层人物就可以控制别人生产的粮食，维护征税的权利，以全部时间从事行政活动，形成复杂的行政单位与社会结构。通过税收建立剩余粮食储备，除了养活国王和官员外，还能养活其他专职的专门人材。与征服战争关系最直接的是，剩余粮食储备可以用来养活职业军人。粮食储备还可以养活为征服战争提供宗教理由的神职人员，养活像制造刀剑、枪炮和发展其他技术的金属加工工人之类的手艺人，以及养活能够保存信息的记录者。这些人的出现无疑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条件。 

        其次，除了植物驯化以外，还有动物驯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也起到了巨大作用。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在19世纪铁路发展起来之前成为我们主要的陆路运输手段，从而进一步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在动物驯化之前，由陆路运输货物和人的唯一手段就是用人来背。大型哺乳动物改变了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迅速地不但把人而且也把大量沉重的货物从陆路运到更远的地方去。动植物驯化对征服战争的最直接的贡献是由欧亚大陆的马作出的，它们在军事上的作用，使它成了那个大陆上古代战争中的吉普车和谢尔曼坦克。当马在后来被套上马车和其他车辆时，马拉战车（公元前1800年左右发明）开始在近东、地中海地区和中国使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再往后，在马鞍和马镫发明后，马使来自亚洲大草原的匈奴人和一波接一波的其他民族对罗马帝国和后继国家造成了威胁，最后以蒙古人于公元13世纪和14世纪征服亚洲和俄罗斯的许多地方而达到高潮。

         在人类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在驯养动物的社会中演化的病菌。像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这类传染病作为人类的专化病菌出现了，它们原是动物所感染的十分类似的祖代病菌由于突变而衍生出来的。驯养动物的人成了这些新演化出来的病菌的第一个受害者，而这些人接着又逐步形成了对这些新的疾病的强大的抵抗力。当这些有部分免疫力的人与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接触时，流行病于是产生了，99%的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因之而丧命。从驯养的动物那里最后获得的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和太平洋诸岛的土著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杀死2100万人的流行性感冒。黑死病（腺鼠疫）在1346年到1352年间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有些城市里死亡人数高达70%。19世纪80年代初，当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经萨斯喀彻温时，该省以前很少接触过白人及其病菌的印第安人死于肺结核的人数每年竟达到惊人的9%。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好像这些病还嫌不够似的，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在无数情况下，白人实际上在当地亲眼目睹了病菌来到时所产生的破坏。 

        源于动物的疾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冲突。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的累计死亡率在50%和100%之间。

        最后，我们对粮食生产和动物驯化及所带来的病菌在地理起源上进行一个必要的分析，这样就能清楚的知道居住在欧亚大陆上的居民为何能侵略非洲及美洲等其他大陆上的居民。 

        先从植物驯化上分析：在植物驯化的过程中，人类花了几千年的努力。因为植物的数量太大，光是会开花的野生植物就有20万种，它们在陆地植物中占据首要地位，并成为我们几乎全部作物的来源。在这20万种野生植物中，只有几千种可供人类食用，只有几百种得到或多或少的驯化。即使在这几百种作物中，大多数作物只是对我们的饮食的次要补充，光靠它们还不足以支持文明的兴起。仅仅十几种作物的产量，就占去了现代世界全部作物年产量总吨数的80%以上。这十几种了不起的作物是谷类中的小麦、稻米、大麦、玉米和高粱；豆类中的大豆；根或块茎中的马铃薯、木薯和甘薯；糖料作物中的甘蔗和糖用甜菜；以及水果中的香蕉。光是谷类作物现在就占去了全世界人口所消费的卡路里的一半以上。由于世界上的主要作物如此之少，它们又都是在几千年前驯化的，所以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根本就不曾有过任何具有显著潜力的本地野生植物，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在现代甚至没有能驯化出一种新的重要的粮食植物，这种情况表明，古代人也许真的探究了差不多所有有用的野生植物，并且驯化了所有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

         在这十几种作物中，小麦、稻米、大麦以及一些豆类无疑又是重中之重，而它们分别最早被驯化的地域是：小麦、大麦及豌豆和兵豆是在西南亚的新月沃地被驯化的；稻米、粟及大豆是在中国被驯化的。其他几种作物被驯化的地方是：玉米和菜豆是在中美洲被驯化的；木薯、甘薯和马铃薯是在安第斯山脉及亚马逊流域被驯化的；高粱和豇豆是在西非被驯化的。因此，欧亚大陆在粮食生产方面较于美洲、非洲大陆已经显现出巨大的优势。

         再从动物驯化上分析：人类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对那些拥有它们的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最显著的是，这些动物提供了肉食、奶制品、肥料、陆上运输、皮革、军事突击手段、犁具牵引、毛绒以及使先前没有抵抗力的民族失去生命的病菌。然而，驯化的哺乳动物的重要性全靠数量惊人之少的几种大型陆生食草动物。（只有陆生哺乳动物得到了驯化，其原因显而易见，在现代海洋世界的设施发展起来以前，水生哺乳动物是很难饲养和繁殖的。）如果我们把“大型”规定为“重量超过100磅”，那么只有14种这样的哺乳动物在20世纪前得到驯化。在这14种古代哺乳动物中，9种仅对地球上某些有限地区的人来说是重要的牲畜：阿拉伯单峰骆驼、中亚双峰骆驼、美洲驼u0014/羊驼（源于同一祖先的不同品种）、驴、驯鹿、水牛、牦牛、爪哇野牛和印度野牛。只有5种遍布全世界而且重要。这5种驯化的主要哺乳动物是牛、绵羊、山羊、猪和马。这14种古代大型食草类驯化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这样的野生祖先在南美只有1种，它产生了美洲驼和羊驼。北美、澳大利亚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连1种都没有。相比之下，这14种古代动物中有13种的野生祖先只有欧亚大陆才有，而这13种中包括了最主要的5种中的全部。因此，欧亚大陆被驯化的野生动物显然比美洲、非洲的要多，被驯化的野生动物给欧亚大陆的居民带来的巨大效益也是其领先于其他大陆的重要原因。 

        在人类中具有强大杀伤力的绝大部分病菌可以追溯到动物身上：天花、麻疹、肺结核等病菌是源于牛；流行性感冒源于猪和鸭；疟疾源于禽鸟类的鸡和鸭；百日咳源于猪和狗，诸如此类的传染病菌都可追溯到被驯化的野生动物上。而欧亚大陆上被驯化的野生动物显然要比非洲、美洲的数量多得多，这也就说明了为何传染性病菌在欧亚大陆出现使得在后期的驯养过程中使驯养者获得了抗体，并从15世纪开始，在征服其他大陆时，给新大陆居民造成近似毁灭性的打击。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的主要标志有：农业的发展、复杂技术的产生、集中统一的政府，以及文字。毫无疑问，知识带来力量。因此，文字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力量，用文字来传播知识可以做到更准确、更大量和更详尽，在地域上可以做到传播得更远，在时间上可以做到传播得更久。 

        文字同武器、病菌和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并驾齐驱，成为一种现代征服手段。组织开拓殖民地的舰队的君主和商人的命令是用文字传达的。舰队确定航线要靠以前历次探险所准备的海图和书面的航海说明。以前探险的书面记录描写了等待着征服者的财富和沃土，从而激起了对以后探险的兴趣。这些记录告诉后来的探险者可能会碰到什么情况，并帮助他们作出准备。由此产生的帝国借助文字来进行管理。 

        然而，历史上只有几次是人们完全靠自己发明出书写系统的。两个无可争辩的独立发明文字的例子，是稍早于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楔形文字）和公元前600年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字（象形文字）和不迟于公元前1300年的中国文字（甲骨文），可能也是独立出现的。从那以后，所有其他民族可能是通过借用和改造其他文字，或至少受到现有书写系统的启发而发明了自己的文字。 

        语言文字的复制和修改创造了这个世界纷繁多样的语言体系。罗马字母本身就是长长的一系列蓝图复制的终端产品。在人类历史上，字母只产生过一次：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从现代叙利亚到西奈半岛这个地区内说闪语的人当中产生的。历史上的和现行的几百种字母，追本溯源全都来自闪语字母，有些地区使用的字母是思想传播的结果，但大多数则是通过对字母形式的实际复制和修改而产生的。文字演变的一条路线是对这些最早的闪语字母进行蓝图复制和逐步修改，从而发展成早期的阿拉伯字母，再进而发展成现代的埃塞俄比亚语的字母。还有一条重要得多的路线是经由用于波斯帝国官方文件的阿拉姆语字母，演变为现代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度语和东南亚语言的字母。但欧洲和美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一条演变路线到公元前8世纪初经由腓尼基人到达希腊人，在同一世纪内又从希腊人到达伊特鲁斯坎人，又过了一个世纪到达罗马人，罗马人的字母稍经修改就成了英文字母。由于精确和简洁相结合的这种潜在优点，字母如今已在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得到采用。

         世界上所有可能的对文字的独立发明（在苏美尔、墨西哥、中国和埃及），和所有早期的对这些发明出来的书写系统（如克里特岛、伊朗、土耳其、印度河河谷和玛雅地区的书写系统）的采用，都涉及社会等级分明、具有复杂而集中统一的政治机构的社会。早期的文字是为这些政治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如记录的保存和对王室的宣传），而使用文字的人是由生产粮食的农民所种植的多余粮食养活的专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发明出文字，甚至也没有采用过任何文字，因为它们既没有需要使用早期文字的机构，也没有生产为养活文字专家所必需的剩余粮食的社会机制和农业机制。

         因此，粮食生产和采用粮食后几千年的社会进化，对于文字的演进同对于引起人类流行疾病的病菌的演化是同样必不可少的。文字只在新月沃地、墨西哥、可能还有中国独立出现，完全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粮食生产在它们各自的半球范围内出现的最早地区。一旦文字在这几个社会发明出来，它接着就通过贸易、征服和宗教向具有同样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的社会传播。从而造就了各个地区不同文化和不一样的文明。

         除了文字的发明以外，技术的创造与传播同样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之后的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每一次都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时代变革。但是技术的发明进步与传播使用有其自身的历史属性和规律。

        首先，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

         其次，由于技术能产生更多的技术，一项发明的传播的重要性可能会超过原有发明的重要性。技术史为所谓自我催化过程提供了例证：就是说，由于对自身的催化，整个过程以递增的方式加速。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爆炸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中世纪的技术爆炸与青铜时代相比，同样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青铜时代的技术发展又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发展相形见绌。 

        技术往往会催化自身的一个原因是：技术的进步决定于在这之前对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的掌握。例如，石器时代的农民不会直接开始炼铁和对铁进行加工，因为那必须有高温的炼铁炉才行。铁矿冶金术是人类几千年经验的结晶，人类开始时只是利用天然显露的软质纯金属（铜和金），在不需加热的情况下把它们捶打成形。它也是一些简单炉窑几千年发展的结果，这些炉窑用来烧制陶器，后来又被用来提炼铜矿和熔炼铜合金（青铜），因为做这些事不需要炼铁那样的高温。在新月沃地和中国，只是在有了大约2000年的青铜冶炼的经验之后，铁器才变得普遍起来。当欧洲人的到来缩短了新大陆的独立发展轨迹时，新大陆社会刚刚开始制造青铜器，还不曾开始制造铁器。

        自我催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新技术和新材料通过重新结合可以产生更新的技术。例如，为什么印刷术的迅速传播发生在公元1455年谷登堡印刷了他的《圣经》之后的中世纪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公元前1700年的压印工印制了菲斯托斯圆盘之后？一部分原因是中世纪欧洲的印工能够把6项新技术结合起来，而这些新技术的大部分是菲斯托斯圆盘的制作者无法得到的。在这些技术进步——纸、活字、冶金术、印刷机、油墨和文字中，纸和关于活字的思想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谷登堡发明的用金属模子铸字的办法克服了字体大小不一这种致命的问题，而他的办法又决定于冶金术的许多发展成果：用以冲压字母的钢、做字模用的黄铜或青铜合金（后来用钢代替）、做铸模用的铅和做活字用的锡锌铅合金。谷登堡的印刷机来自榨酒和橄榄油的螺旋压床，而他的油墨则是在现有的墨水中加油改进而成。中世纪欧洲从3000年的字母发展中继承的字母文字适合于用活字印刷，因为只需浇铸几十个字母就行了，不像中国文字那样需用几千个语言符号。 

        最后，即使在同一个大陆上，各社会之间在发展和接受新事物方面也是大不相同的。即使是在同一个社会内，在时间上也会有所不同。现在，中东的伊斯兰社会相对而言比较保守，并不居于技术的最前列。但在中世纪，伊斯兰教社会在技术上却是先进的，是能够接受新事物的。它的识字率比同时代的欧洲高得多；它吸收了古典的希腊文明的遗产，以致许多古典的希腊书籍只是通过阿拉伯文的译本才为我们所知；它发明或精心制作了风车、用潮水推动的碾磨、三角学和大三角帆；它在冶金术、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和灌溉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它采用了中国的纸和火药，又把它们传到欧洲。在中世纪，技术绝大多数是从伊斯兰世界流向欧洲，而不是像今天那样从欧洲流向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技术的净流向才开始逆转。 

        中国的发明创造也是引人注目地随着时间而起伏不定。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更革新，更先进，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国的一系列发明包括运河闸门、铸铁、深钻技术、有效的牲口挽具、火药、风筝、磁罗盘、活字、瓷器、印刷、船尾舵和独轮车。 

        在技术发明的传播中最容易接受发明的社会是大陆上的一些根基深厚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技术发展最快，因为它们不但积累了自己的发明，而且也积累了其他社会的发明。例如，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由于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又承袭了希腊的学术。因此，技术发展最快的是那些人口众多、有许多潜在发明家和许多互相竞争的社会的广大而富有成果的地区，这些地区绝大部分都在欧亚大陆上，这便是欧亚大陆领先于其他大陆的直接原因。 

        以上所得出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定居生活、动植物驯化、农业发展、畜牧及病菌的产生、统一的政府组织、文字与技术发明等都是历史模式的近似因素。而其终极因素在于世界大陆板块的走向以及地理构造的不同。

        首先，翻开地图会发现：美洲南北向距离（9000英里）比东西向距离大得多：东西最宽处只有3000英里，最窄处在巴拿马地峡，仅为40英里。就是说，美洲的主轴线是南北向的。非洲的情况也是一样，只是程度没有那么大。相形之下，欧亚大陆的主轴线则是东西向的。 

        其次，大陆轴线走向的差异所产生的巨大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后果。轴线走向影响了作物和牲口的传播速度，可能还影响文字、车轮和其他发明的传播速度。这种基本的地理特征在过去500年中对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欧亚大陆人十分不同的经验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植物的发芽、生长和抗病能力完全适应了这些气候特点。白天长度、温度和雨量的季节性变化，成了促使种子发芽、幼苗生长以及成熟的植物开花、结子和结果的信号。每一个植物种群都通过自然选择在遗传上作好安排，对它在其中演化的季节性情势所发出的信号作出恰当的反应。这种季节性的情势因纬度的不同而产生巨大的变化。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白天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完全相同。在较小程度上，它们也往往具有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雨量情势以及动植物生境或生物群落区（植被类型）。动物也一样，能够适应与纬度有关的气候特点。在这方面，我们就是典型的动物，这是我们通过内省知道的。我们中有些人受不了北方的寒冬，受不了那里短暂的白天和特有的病菌，而我们中的另一些人则受不了炎热的热带气候和那里特有的病菌。 

        最后，大陆轴线的差异以及地理环境对粮食生产和驯化的动物的传播影响深远。新月沃地的农作物传播到埃及，然后向南传播，直到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传播便到此为止了。埃塞俄比亚以南2000英里的热带环境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样，新月沃地的家畜通过非洲向南的传播也由于气候和疾病而停止或速度减慢。同样在美洲，因为地理和气候上的障碍，墨西哥的玉米、南瓜属植物和豆类植物在墨西哥驯化了几千年之后仍然不能到达美国的西南部；美洲鸵于安第斯山脉驯化了5000年之后，奥尔梅克人的、玛雅人的、阿兹特克人的以及墨西哥其他土著人的社会仍然没有驮畜，而且除狗以外也没有任何可供食用的驯养的哺乳动物。诸如此类，不计其数。 

        大陆轴线走向的差异不仅影响粮食生产的传播，而且也影响其他技术和发明的传播。例如，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西南亚或其附近发明的轮子，不到几百年就从东到西迅速传到了欧亚大陆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而在史前时代墨西哥独立发明的轮子却未能传到南面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同样，不迟于公元前1500年在新月沃地西部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的原理，在大约1000年之内向西传到了迦太基，向东传到了印度次大陆，但在史前时期即已盛行的中美洲书写系统，经过了至少2000年时间还没有到达安第斯山脉。 

        新月沃地驯化的动植物如此迅速地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的主要原因：它们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它们所传播的地区的气候。例如，农业在公元前5400年左右越过匈牙利平原进入中欧后立即迅速传播，所以从波兰向西直到荷兰的广大地区内最早的农民遗址（其标志为绘有线条装饰图案的特有陶器）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到公元元年，原产新月沃地的谷物已在从爱尔兰的大西洋沿岸到日本的太平洋沿岸的8000英里的大片地区内广为种植。东西向延展的欧亚大陆是地球上幅员最辽阔的陆地。 

        欧亚大陆的东西向轴线使新月沃地的作物迅速开创了从爱尔兰到印度河流域的温带地区的农业，并丰富了亚洲东部独立出现的农业。反过来，最早在远离新月沃地但处于同一纬度的地区驯化的作物也能够传回新月沃地。同美洲本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农业传播速度相比，欧亚大陆农业的更快传播速度在对欧亚大陆的文字、冶金、技术和帝国的更快形成和传播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对世界各个大陆进行一个简要的对比分析： 

        欧亚大陆（实际上也包括北非在内）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块，包含有数量最多的互相竞争的社会。它也是最早开始拥有粮食生产的两个中心的陆块，这两个中心就是新月沃地和中国。它的东西向的主轴线，使欧亚大陆一个地区采用的许多发明得以较快地传播到欧亚大陆具有相同纬度和气候的其他地区的社会。它的沿次轴线（南北轴线）的宽度，同美洲巴拿马地峡的狭窄形成了对照。它没有把美洲和非洲的主轴线切断的那种严峻的生态障碍。因此，对技术传播的地理和生态障碍，在欧亚大陆没有在其他大陆那样严峻。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后更新世技术的加速发展，在欧亚大陆开始得最早，从而导致了本地最大的技术积累。 

        北美洲和南美洲在传统上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的大陆，但它们连接在一起已有几百万年之久，有着类似的历史问题，因此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考虑，以便和欧亚大陆相比较。美洲构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陆块，但比欧亚大陆小得多。不过，它们在地理和生态上却支离破碎：巴拿马地峡宽不过40英里，等于在地理上把美洲给腰斩了，就像这个地峡上的达里安雨林和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在生态上所做的那样。墨西哥北部的沙漠把中美洲人类的先进社会同北美洲的社会分隔开了，而巴拿马地峡则把中美洲的先进社会同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的社会分隔开了。此外，美洲的主轴线是南北走向，从而使大部分的技术传播不得不逆纬度（和气候）的梯度而行，而不是在同一纬度内发生。例如，轮子是在中美洲发明的，而美洲驼是不迟于公元前3000年在安第斯山脉中部驯化的，但过了5000年，美洲的这唯一的役畜和唯一的轮子仍然没有碰头，虽然中美洲玛雅社会同印加帝国北部边界之间的距离（1200英里）比同时享有轮子和马匹的法国同中国之间6000英里的距离要短得多。这些因素足以说明美洲在技术上落后于欧亚大陆这个事实。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陆块，但比美洲小得多。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到欧亚大陆比到美洲容易多了，但撒哈拉沙漠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生态障碍，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同欧亚大陆和北非隔开。非洲的南北轴线造成了欧亚大陆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之间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本身内部技术传播的又一障碍。作为后一障碍的例子，陶器和炼铁术出现在或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萨赫勒地带（赤道以北），至少同它们到达西欧一样早。然而，陶器直到公元元年才到达非洲的南端，而冶金术在从欧洲由海路到达非洲南端时，还不曾由陆路传播到那里。 

        澳大利亚是最小的一个大陆。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雨量稀少，物产贫乏，因此，就其所能养活的人口来说，它实际上就显然甚至更小。它也是一个最孤立的大陆。加之，粮食生产也从来没有在澳大利亚本地出现过。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澳大利亚成为唯一的在现代仍然没有金属制品的大陆。

        以上所有便是对本书内容的大概提要，而书中的诸多论证以及许多现象的内部联系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以及有必要查询其他著作和资料以相辅验证。这些有待读者慢慢精读品味。总的来说，这本书使我对人类历史发展有了新的且更深刻的认识，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阅读这本著作。

一本学术论文式的人类学巨作，咬咬牙看了好久，起码看了二十几个小时。有的朋友说很枯燥，觉得也没啥内容，那我觉得你可能看太快了，你要不再看一遍？呵呵。

这本书不需多介绍，感兴趣的朋友肯定知道此书，有些书评会把此书列入人类史四大著作中，分别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简史]，[全球通史]，[自私的基因]，说是四书通读毕格满满。今年完成了前两本，而这两本关联挺大，很多读者都认为[人类简史]是在此书基础上完成的。

无论如何，既然看完了，讲讲自己感受最深的几点吧：

• 1，环境决定论（这里有点宿命论的意思，但不得不承认），有什么样的地理生态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类历史发展，现实社会中有极其类似的例子，比如人们嘴里常说的，“出生” “出身”决定命运；李嘉诚投资地产的理念，“Location，location， location”；还有很流行的一些微信热文，“名校是如何决定孩子的一生” 等等。
  
• 2，人一定要有闲。书里讲到有了农业以后可以养活更多的人，也能养活一些”闲“人，正是这些闲人创造了工具，技术，文字，管理等等。作为现代人，如果工作一直都是忙忙碌碌的，生活也整天都有操不完的心，他本身是无法提高的，因为他没得闲，没有时间去思考如何提高，没有时间去创造，没有时间去想想看似”无用的“东西。
  
• 3，本质的东西（例如，性格，天性的习惯缺陷等）基本上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可以演化，注意这里不是进化。说到这一点想起我们内部的培训讲到绩效的组成，有内部的与外部的，内部的有很多东西是人的本质，这几乎是不能改变的，或就直接认为不能改变。对此，我对性格心理学的兴趣更强了，通过性格心理学的学习也许能对人的本质有更深层的理解，从而加强沟通与管理的能力。
  
• 4, 需求并不是创造之母，发明是自然而然的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技术是在发明出来之后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
  
• 5，有着自然生态环境优势的中国在统一与高度集权的管理下，文明失去竞争带来的优势，而且还导致某种程度的不开放，从而落后同等优势环境的欧洲大陆。在中外企业里，有两种风格是正好跟这个对比是类似的，国企里，上下级管理制度等级森严，执行力高，但是总体上还是比不上外企各分散单位或是各级人员的高度自治和开放带来的进步与优势。
  

本书的写作思维结构也相当赞，不断提出很详细的优质问题，然后进行极其专业的严密的解答，有志于烧脑的同学们千万不要错过此书。

作者提出了个好问题——人类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并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源自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异，而是源自他们环境的差异。很显然，要想完全回答好作者提出的问题需要很高的格局和完善的知识体系，作者也只是揭开了答案的一角而已。当然，作者能提出这些问题已然相当可贵，更何况其科学精神很值得好好学习。然而有些观点本人是不认可的：比如人类根本不可能起源非洲，史前人类大迁徙也是不现实的，还有把近现代以来中国落后欧洲解释成统一比分裂落后就有点荒诞了。